印年代初，我们家搬到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那公寓扁扁长长的像一堵城墙，每套房两室一厅，煤卫齐全，蛮乐胃的。有个奇怪的现象，公寓里竟没有13号，四楼的12号隔壁就是14号了。那时我刚读初小，我想大概是建房子的人把数字写错了。后来，3号里的宋先生告诉我，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犹大是耶稣的第乃个徒弟，可是，他背叛耶稣。从那以后，我就很忌讳13，一直延续至今。卜邻公寓原先是4层楼，每层有4套寓所。公寓与花园洋房不同，各家有自己的厨房卫生，房门一关， 自成一统，互不搭界。不过，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切的，邻居之间也常有往来。夏天一到，各家都把门打开以求相互通风。楼道是水磨石的，宽敞阴凉，孩子们就常在楼道里玩耍。我们家隔壁是3号里的宋家，宋先生一家是卜邻公寓里最老的住户，宋先生夫妇俩都是京剧票友，退休在家，常有朋友来吹拉弹唱，听他说天道地是很快活的事。6号里的傅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小女儿我们叫她三娘娘，长得很美，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每天她练琴时整幢公寓里就回响着流水般优美的旋律。我的三妹9岁时成了三娘娘的徒弟。我最难忘的是9号里阿明的姐姐，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每年夏天她回来度假，胸前那白底红字的校徽总让我羡慕得要死。当时，我已上中学，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考北京大学，和阿明的姐姐一样到北京去读书。想不到“文革”数年，我去了黄山茶林场落户。有一年回家探亲，在楼道里遇到阿明的姐姐，简直不敢相认了。她目光黯淡，身体虚肿，原来的风采**然无存。后来，奶奶告诉我，阿明的姐姐得了精神病被学校送回来啦！7号里的孙医生的结局更悲惨。孙医生医术高明为人厚道，公寓里哪家人有病上门找他，他总是有求必应。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的对象。有一天清晨，女友约我去练长跑，我们走出房门便看到楼道的墙上贴着一张小字报。凑近一读，吓得魂飞魄散，竟是孙医生的绝命书啊！整幢公寓都惊醒了，管弄堂的老王率先砸开了锁，进了7号门，看见孙医生直挺挺地吊死在厕所间的门上。

我们家是70年代初从I?公寓搬出的，不过老邻居间还互相走动，遇到什么难处和矛盾，还要来和我母亲商量，可见早先邻居关系的融洽和谐。然而，一直在卜邻公寓里帮人家干活的彩娟阿姨偶尔来做客，我问起公寓里各家各户的情况，她总是摇头叹气地说：“现在的人和过去两样了，楼梯脏得要命没人扫，路灯常会坏掉；到了夏天，谁也不肯开门通风，宁愿热死闷死！”

1974年，我从农场抽调回上海，不久便结了婚注进公婆家。公婆家住在五原路上的一幢公寓里，这幢公寓的结构是一个楼面只有一套寓所，十分清静。我在公婆家住了14年，却跟楼上楼下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曾经有朋友向我打听：“就住在你们家楼上，他最近还好吗？”我只得惭愧地回答：“实在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近两年，为了照顾母亲我又搬回娘家。娘家从卜邻公寓迁到淮海中路西端的一座公寓里，公寓底层的汽车间，住着两三户人家，大都是个体户。汽车间窄小阴暗，于是，他们许多日常活动是在院子里进行的。换一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常常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两年来，我发现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我们和公寓的人家十分陌生，却和汽车间的人家熟稳而友好。

近来，我在写一组公寓人家的系列中篇，也参加了《阿拉上海人》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创作。我的着重点是放在描写这些公寓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微妙变化上。写出这种变化也能反映出一些社会的递进与观念的演变，或许也能折射出上海人的种种特征吧！对此，我不敢奢望。

上海是个太庞杂太繁杂的城市，上海人的阶层也是极复杂的，我以为很难用一两个故事或一二十个故事来写出完完全全的上海人。所以，我不想举起我写上海人的旗帜，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写的是上海人里的这一个。

外面正下着大雨刮着大风，楼上人家冲洗阳台，污水顺着风全飘进我们家的阳台，阿姨要上楼讲话，我说：“算了吧，把衣服收进来，窗户关紧得了。”阿姨索性也拎水冲洗阳台，上上下下都冲阳台，底楼汽车间门口积满了污水。我寻思，汽车间的人家肯定要讲话的。汽车间的阿婆出来了，皱着眉头看看天又看看地，没吭声，抓起竹扫帚“哗哗”地将污水扫去了。倘若我们家阿姨去跟楼上人说会怎么样呢？倘若汽车间阿婆向我们说会怎么样呢？那样会不会酿成一场争吵呢？

有些事情实在不值一提。

譬如，与我们后门相通的楼上人家对我们讲．后楼梯大家都不要堆东西．查煤气表的同志上上下下不方便：我们觉得言之有理，立即把堆在后楼梯上的东西统统拿走：第二天，却发现那空出的楼角赫然垒起了楼上人家的杂物，对于如此神速的乘虚而入我们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

又譬如，天花板上时而砰砰砰轰隆隆如电闪雷鸣，时而碍唱碍犹如万马奔腾，弄得你无法集中思绪工作或无法安然入睡，于是，忍耐不住上楼请求安静。第一次，看上去蛮有修养的女主人答日：“我们家绝对不会有声音的！”她的诚恳与坚定使我怀疑起自己的耳神经。又闹得无法忍受时第二次上楼请求，被答日：“我们家在打蜡，蜡总归要打的唆。”待第三次上楼请求时，那回答的口气已经很不耐烦了：“小孩子总归要跑来跑去玩儿玩儿的嘛，就你们家人特别金贵呀？”又说：“不要老是来敲我们家的门，打扰我们的安宁！”对于如此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的人，我们亦只好自认倒霉，谁让你是住在他们家楼底下的呢？

再譬如，楼里的下水道常常堵塞，污水溢出，漫了一天井，最受害的自然是一楼的居民，行路难且臭气熏天。一楼的阿婆常常仰起头扯直喉咙朝上面喊：“谢谢大家！勿要把菜皮鸡毛鱼骨头丢在水池里呀——”可是，楼太高，阿婆的喊声显得那么微弱，那下水道照样常常被堵塞。

必须说明一点在我们这幢公寓里住着的大都是知书达礼的人家，走出去都是为人师表、受人尊敬的人。

我们家阿姨说：“上海人怎么这么自顾自呢？在我们乡下，住在一个院子里，总是互相照应、互相帮忙的。大概肚皮里墨水油水装得多了，倒把个气量轧小了。”我疑惑地说：“‘文革’前，我们家住在瑞金路的卜邻公寓里，楼上楼下的人家都是客客气气、和和睦睦的，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老邻居上门做客，我与他回忆起从前邻居之间相互友好的往事，不料他长叹一声道：“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常常串门子拉拉家常话，现在家家户户门都关得铁紧，楼梯上碰到像不认识一样。唉，人心不古矣！”我不知道，这种精明的自私、圆滑的清高是不是上海人的特征？亦或是某种上海人的特征？亦或是政治风云、社会变革留在上海人心底的阴影？

正是这些常常会碰到的，又不值得一提的琐碎小事，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探索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里，在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的岁月目前依然不平静的90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关系的由来与发展，这关系的奥妙与隐秘。

我们写小说的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长篇小说。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的结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搭起的框架，有点像建高楼时的钢筋骨架，尽管没有那么规则。更确切点说，倒是像自然森林里的树枝盘桓缠绕。而长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又重新组合的微妙过程。一个人来到世上，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他｛她）就无法剪断跟其他人的关系真正的独居是没有的，孤独和寂寞都是指人的心境。

既然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必定要与其他人相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活在世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如何与人相处。这个命题实在是太大也太复杂了，人与人没有一个是相同的，那么，人与人的相处必然也是绝对不相同的，几乎找不出一个规律一个样板。正因为如此，才能为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文明社会制定出许多法律，制定出许多社会公约，便是要保障公众的利益，限制一些个人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是现代人常常为之困惑的问题。不是有许多人都在叹息做人难吗？贫困的人这么叹息，富有的人也这么叹息；困境中的人这么叹息，事业成功的人也这么叹息。其实，我们写小说的也困惑于此，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困惑，才会一篇接一篇地去写，所谓“不平则鸣”！我们写小说不是想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仅仅是把这种困惑写出来罢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阪依宗教，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困惑也越来越多，阪依宗教便是去寻求一种解脱。但我想，真正理解宗教涵义的人恐怕极少。以我来说，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教育和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的做人准则；“文革”将我们刚刚形成的世界观打破了，在痛苦和困惑中煎熬了许久。而对佛教的崇拜却是一件极偶然的事。我结婚十多年，直到42岁才生了一个女儿。发觉怀孕时正在五台山参加一个笔会，因为前面已经有过数次流产的经历，心里很紧张，同行的伙伴便摔掇我说，快拜观音菩萨呀，送子观音很灵验的。当时，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五台山许许多多的庙宇，我便见到观音就叩首，心情真是虔诚到了极点。当女儿平平安安地出世后，我是真正地信服了。女儿满月后，我便诚心诚意地去龙华庙还愿，我对庙里的一位老和尚说了缘由，我说感谢菩萨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女儿。那位老和尚一脸慈祥的微笑，静静地答道：“菩萨是让你宽心，你还是要相信科学。”他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有一种醒酬灌顶的彻悟感，菩萨实在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呀！“宽心”两个字是一种生活态度，以这两个字来对待生活的许多困惑，以这两个字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这两个字来对待所遇到的忧愁烦恼，你在生活中便可以称得上是强者了。事实上，理解了并不一定能做到；努力去做，也需要克服许多心理障碍。但你总归有了一种追求，心里便踏实多了。

有一句话在现代社会中是很时髦的，叫做“理解万岁！”事实上，能做到“理解”对方，确实要有宽心，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这是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修养。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这般气质、这般修养的人多一些，那么，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公共场所、邻里之间的争吵也会减少许多，我们的社会中笑声就会远远大于哭声，这也许就是我们理解的社会吧？

我曾收到过一个女学生的信，她很痛苦。因为，她的父母已经离婚了，她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经常发脾气，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勃然大怒，经常让她滚到父亲那里去，她不知所措，她觉得无法生活下去。我没有办法帮助她改变她的生活，我只好劝她试着去理解她的母亲。我说一个离婚的女人是很痛苦的，她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只好出在你身上了。我说，其实她是很爱你的，你能不能就做一个你母亲的“出气筒”，让她有出气的地方，她的气出完了，心情就会舒畅起来的。我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让她去理解大人的事实在是很难的，但是，像这样的家庭矛盾除了互相理解还能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又譬如，我们楼下人家喜欢养鸽子、养狗，他在天井里搭了狗棚与鸽棚，天井里当然就比较脏，而且鸽棚齐我们家晒台高，鸽子总到晒台上来拉屎，有时屎还沾在晾着的衣服上，家里老人对此很有意见。而楼下人家却对我说：“我从不搓麻将，也不去舞厅，就这么点业余爱好呀。”于是，我劝说母亲将我们家的晒台用铝合金窗封起来，这样既阻拦了鸽子，家里又多出了一间小屋。我对老人说：“楼下有一条狗，我们这幢楼要安全多了，因为，那狗见着陌生人就拼命地叫；而窗前时常有可爱的鸽子飞来飞去的，也别有一番风景，人家求还求不到呢！”如今，我们跟楼下人家和睦相处，关系融洽。遇上矛盾，以宽容之心去对待，多从好处理解对方，这似乎是解决矛盾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能如此解决的。

有一次，遇上一位很知名的女记者，也是熟识的朋友，她告诉我她近来遇到一件很让她想不通的事，但是，她还是想通了。以她的资历与成就是应该早就评上高级职称的，偏偏这次又没评上，其间有许多摆不上台面的隐情。她说，她开始很生气，气了两天，却想通了。我问：“你是如何想通的？”她笑道：“我没评上，这个名额就给了别人，总有人评上的，评上的人也一定很开心的，那不是很好的吗？所以，我也不气了。”她是个很杰出的女性，女性有这般宽宏的心胸比较少，我很佩服她。她是个很爱笑的人，而且人到中年了仍然显得很年轻，我想，这是她心宽的缘故。如果一个人的心很逼仄，总是盯着自己的影子，不愿意去理解别人、宽待别人，那么，他（她）的生活一定是灰暗和阴郁的。

以上拉拉杂杂地写下的东西，不成文章，因为我正在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自然要先搭起架子。在构筑它的时候想到了这些话，便记录下来，待两三年后写完那个长篇小说时，读者恐怕会在以上的话中找到许多印证和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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