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团介绍人中有一个和她的身份很不相称，但又挺可爱的绰号，叫“皮球”。她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三好学生，功课好，字也写得很漂亮。那时候，学校举行“到北京去”的长跑活动，因为，我和“皮球”的家离得很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她就来叫我。我们俩沿着长乐路、瑞金路、巨鹿路跑上一大圈，然后，再浑身冒汗地回家吃早饭。我们要好起来，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谈童年，谈各自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还谈电影和小说。可是，我们都竭力地回避着一件事：关于入团的问题。当时。我是一个写过入团申请书的非团员，她是团干部，按情理，最容易接触这个问题了，可是我们俩却从不谈论它。到了高中二年级，我突然地非常想入团了。家里人说：“你为什么不去找‘皮球’去谈谈思想？你们这么好，就让她做你的入团介绍人嘛。”有一天放学，我对“皮球”说：“今晚，我到你家去，跟你谈谈思想。好吗酬她愣了一下，连忙点头说：“好的，好的。”晚上，我到她家去了，她毕恭毕敬地在楼梯口迎接我，把我领到三层楼的小房间里。我们之间突然变得陌生和疏远起来，完全没有了平常那种勾肩搭背的亲热了。我垂下眼皮，从口袋里掏出写好的思想小结，结结巴巴地说：“请……请你帮助……”“皮球”接过思想小结，半天不吭声。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脸通红，双手和膝盖都不由自主地在颤抖，比我还紧张呢！憋了好久，她好像是下了决心，很坦率地盯着我说：“其实，团支部早就让我找你谈谈了，可我觉得我们俩要好，突然一本正经地谈思想，大别扭了，你会以为我端干部的架子。”
“哎呀，我也讨厌一本正经地谈思想，我怕你以为我跟你好，就是为了入团呢！”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我们俩对视了一会儿，忍不住地笑起来，先是“吃吃”地笑，后来，就放肆地“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俩都想起了方才的尴尬样）！
数月后的一天，“皮球”很高兴地告诉我：“要开你的审批会了，郭豫浩还要找你谈一次话呢。”
．‘你不也是团支委吗？你找我谈吧。”我有点害怕跟郭豫浩谈话，她的脸方方正正的，有棱有角，说话走路都有一副干部腔，名字也是很男性化的。
“不行啊，她是组织委员，这是她的职责。”
课间休息的时候，郭豫浩把我叫到楼梯顶上，她一屁股坐在水门汀的台阶上，而且还硬拉我坐下，笑着问我：“喂，你不是还少一个入团介绍人吗？我来当，愿意吗？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
不知不觉中，我跟她亲近起来，而且成了好朋友，我不喜欢她那个拗口的名字，就亲昵地叫她“郭郭”。
我们都很崇尚友谊，愿意为友谊牺牲自己。
“文革”初期，我先是因为出身“革干”而成了班里的“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就因为父母被相继“揪出”而成了“走资派的狗患子”。于是，我被勒令交出窝藏着的旧团支部的“黑材料”（平时同学们交给团支部的思想小结）。他们咬定“皮球”和“郭郭”把这些材料放在我这儿了。我和他们吵了起来，我说：“这算什么黑材料？思想小结不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他们说：“这是旧团支部对我们的迫害。你交不交？”“不交！”（其实，并不在我这里）。“不交，我们到你家去抄！”‘’我已经烧掉了！”我懒得跟他们吵，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保护我的好朋友。他们一听就哄起来，说烧毁“黑材料”的人是要送到公安局的。我站起来，很镇静地说：“走吧，我跟你们上公安局。”可是，没有人真的愿意陪我去公安局。事后“郭郭”对我说：“有些思想小结写得是很真诚、很感人的，他们为什么要拼命地否认自己过去的一切呢！”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下了乡，“郭郭”进了工厂。她为了友谊，吵着要和我们一起走，天天赖在区毕业工作小组，用血写决心书。我们运行李的时候，她把自己的箱子托我们一块运去，红着眼圈对我说：“等着我，我准来！”她终于没来成，行李又被运了回去，因为，她所在的工厂把她当成觉悟高的好苗子抓住不放了。可是，一年多以后，一天，我们正在茶山上锄草，“郭郭”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啊哈，我们厂有内迁任务，我第一个报名了，因为，新厂址和你们农场只隔一道雀岭，我想你们，抬脚的工夫就到了。”“郭郭”乐不可支地说，搂着我们的脖子在山坡上蹦跳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农场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调回城，只有“郭郭”一个人留在大山里，她们三线工厂的职工是不能上调的。她为了我们的友谊奔到山里．而我们却抛下她自顾自地回城了。每当想到这里，我心里总会涌起深深的内疚。可是，“郭郭”却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流露过丝毫的哀怨。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都羡慕织织，第一因为她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是青年宫课余文工团的演员；第二因为她有个好生日，七月初七出生的“织女”。“文革”初期，班上有的同学批评我，说我阶级立场不坚定，“织织出身资产阶级，怎么还能听任她在台上唱呀跳呀？”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谁有好嗓子谁就唱，和出身搭啥界？我讨厌这种纠葛，索性抛开了那个“文革小组组长”的头衔，和织织一起参加文艺宣传队串联去了。从此，开始了我们天长地久的友谊。
下乡的时候，织织分在崇明农场，而我却执意要去安徽黄山的茶林场，茶林场比崇明农场遥远得多，于是，织织犹豫了。她是母亲的小女儿，母亲希望她离得越近越好。“甭管我，我一个人去茶林场。”我固执地说。织织淌了好多眼泪，然后，对我说：“我……跟妈妈做做工作，跟你一块去茶林场。”我知道，这对她来说要下多大的决心；我也知道，我们的友谊在她心中的位置。我们在农场钱财“共产”（大多的时候是我共她的产，她母亲三天两头就寄吃的东西来），合睡一张铺；给上海的同学写信，我们在信尾用简洁的笔画一朵云，画一只鹰，以示我们俩的不可分离。
好归好，吵归吵，我和织织争吵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她的太认真和太犹豫。譬如，上山锄草，若大的山若小的草，大面上锄去一层便可以了，可织织非得弯下腰，把长在茶树中间的细草统统拔干净。这样，我们的速度往往要比别人慢许多，气得我老是骂她：“吃力不讨好！”织织有洁癖，房间里总要弄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哪怕一把木梳一盒面霜．她都要放在规定的地方；一块擦桌布，她也要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的。我由于懒，也因为没有兴趣拾掇简陋的宿舍，收工回来东西总乱扔。因此，常常被她骂：“邀遏鬼！”
织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耳朵根儿特别“软”，遇到什么事都要瞻前顾后，听谁说的都有理。许多蛮不错的小伙子向她求爱，她东掂掂西量量，母亲的眼泪，哥哥的意见……结果，一直耽搁到30岁出头才结婚。为此，她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如今，旧友聚会，我们几个上了大学的常常谈论考试啦、成绩啦，织织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脸上带着羡慕、懊丧、渴求、向往……其实，我知道，凭她的认真和细致，她若能上大学，一定是个优秀学生。
我还想说说露露，她是我最贴心的女友。中学时．她以她外貌的出众和成绩的优秀而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候，就有男同学悄悄地给她写“情书”了，她一概不理，高傲得像一只白天鹅（她最喜欢穿一身白）。从前我几乎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可是，当我沦落为“黑七类”子女的时候，她却和我非常地要好起来。她和我一块上北京，一块上洛阳、郑州串联，回家后，硬着头皮挨父亲的责骂。我们俩都喜欢读中外古典小说，都喜欢摹仿着填几句不伦不类的词。她曾经送给我一首词，大意是说我们俩都不结婚，天长地久地要好下去，当时我感动得要哭。
我要去黄山茶林场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露露来到我们家，不说话，就是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她送我去长途汽车站。以后，她几乎每个月都拿出工资的一半买来各种食品、营养品寄给我，仿佛我在农村吃的苦都是她带来的一般。有一年探亲假回上海，露露陪我睡觉，半夜里悄悄地告诉我，厂里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她还说了这个人的许多好话。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滋味，不假思索地说：“不好，不好，这种男人一定不怀好意！”当时，露露是用企求和难过的眼光盯着我的，可我一点不宽恕她。她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上班，就坚决地拒绝了那位技术员的爱情（5年以后，她还是与这位技术员结了婚，可见，爱情是无法抵御的）。
如今，我和露露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事业。每次见面，我就拼命地讲我写的一篇篇小说，她就拼命地讲她在大学里参加的一项项科研项目，我们俩总是在这种互相比赛、互相竞争中保持和发展着我们之间的纯真友谊。
我常常喜欢在静默中回想我的这些好友，回想我们之间的那些幼稚的，但却是真诚的一件件小事，这时，我的心里就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它胀满了我的胸膛，给我以极大的满足和享受。
我不知道我的好友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走到我的作品中来的，我只是想通过笔来表达那抑制不住的情感。熟悉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后，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在写‘皮球’、‘郭郭’、织织、露露们！”我惶恐地否认：“不，不是的，有些像，有些不像。”可是，我在心里承认，我在写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的时候，脑海中时时浮现出“皮球”、“郭郭”、织织、露露们的面容。所以，我对笔下的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格外地喜爱，我感到她们很亲切、很贴心，她们稍稍整整眉、笑一笑，我就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要掀起怎样的感情波澜了。于是，我的笔在描画她们的时候感到如鱼入水般地流畅、 自由。
当我的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诞生以后，我收到了一些陌生的读者们的来信：“……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经历呢？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想要说的话？”我愕然了，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在冲击着我。原来，我能用我的小说结交更多的知音！
我渴望我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知心好友，可是不能尽然。有时，我写某个人物，只知其形而不知其心，我能够写他在做什么，却写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时，我的笔就会显得生涩和枯燥，往往是不得不撕去稿纸，惯下笔，向这个人物抱歉地说一声：“再见！”
于是，我心中就会升起强烈的愿望，我希望在生活中结识更多的知心朋友；我希望我笔下的人物都信任地把心交给我；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在读者中寻觅知音……
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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