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歌还没有唱完她突然闭合嘴巴，扑下身子，将孩子们一把搂到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妈，你怎么啦？”
“妈，你莫哭，莫哭。”
“妈，你莫哭了。我们听话，我们一定听话呵！”
“……”
她捍卫了自己，捍卫了一个女人的尊严。
那位不是干部的“干部”，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她，对这个弱女子，进行疯狂的报复。过去给她的“方便”，统统换做了“卡压”；过去对她的“同情”，全部变成“仇恨”。她默默地忍受命运给她的又一种打击，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朝前走着。
终于，她丈夫流过血和汗的医院，将她辞退了。她咬咬牙，领着孩子离开了这里，到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农户的房子，住了下来。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她到处找事揽活，到建筑工地和灰砂，挑红砖，运煤碴，担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换回很少很少一点钱。每月挣到三十几元，还要交给住户六元房租。三十元钱，五张吃“黑粮”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钱，在这个女人的手里，是什么样的份量！
医院里好心的医生、护士们，依然悄悄地关心着她。每月从粮站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仍都送给她。碰上过节，那位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中校医官而靠边站了的老院长（现已为共产党员，市政协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来到她住的那拥挤的小房里，给她和孩子们提来两斤肉，留下几块钱。自己和这位靠边站的院长，无亲无故的，怎么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钱呢？她眼里闪着泪花，就是不伸出手来。
老院长用手轻轻地摸摸一个个孩子的头，将肉和钱往桌上一搁，无声无语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着。
有人在背后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厂里的书记，向他叩个头，求他帮你们娘娘崽崽解决一个落脚的“户口”，安排一个事做。
她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书记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一个富富态态的女人。这大概是书记夫人了。也许，这些年来，上门找书记的人多，上门者总会提上大包小包的礼物。而她却是两手空空，这使这位书记夫人有点不顺眼，见到她，心里就烦，就火。
“你找谁？”
“书记在家吗？”
她颤颤抖抖地问。
“找书记，上办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归我管。”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她在门边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门了。
这天，她终于找到了书记。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厂里干了十六、七年，没有功劳有苦劳……”
“什么鸡巴功劳苦劳！战场上死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家属如果都像你一样，要户口，要工作，行吗？”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里，缓不过气来。那些年，我们党的形象，就是被这样一些人抹了黑。如今这类人物也许下来了，也许仍在台上，正演着另一出戏，扮演另外的时髦角色……
她跌跌跄跄地奔向那间小屋，那间在农村租下的、住着她和四个孩子的小屋。脑子里，这些年来许多许多的美好愿望，全破灭了。看来，不能再想着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一双手！
推开自家的那间小屋的门，四个孩子一齐迎了上来。
“妈，爷爷又来了。”
“爷爷？”
“还有奶奶。”
“奶奶？”
大孩子桂平，双手捧来了一块肉，还有一张五元钱的人民币……
她心头一闪亮，一下子全明白了：这爷爷是谁，这奶奶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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