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弟弟接到矿里来了。经过一番周折（矿里规定，矿山学校不收户口不在矿里的子弟），终于让他进了矿山子弟学校读书。

为妈妈治病，安葬妈妈，我们欠下了500多元债。矿里每月从我的工资中扣下25元。当时，我每月工资41元8角，我爱人工资35元7角。一年以后，我们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一家5口，除去扣下的25元的欠款以外，每月全家不足50元的生活费。而且，弟弟还没有口粮（没户口），要到市场上买议价粮吃。买不起大米，我们就买红薯干，掺合着大米煮着吃。自我的棉衣烧掉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财力添置一件棉衣。寒冬腊月时，身上实在冷，我就穿着从部队里带回来的那件胶布雨衣上班。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爱人是通情达理的。多数的日子里，她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些苦难，没有怨艾。然而，生活是现实的，是实在的。我们不说金钱万能，但生活确实离不开金钱。你到商店里买东西，少一分钱，东西就拿不回来。每到发工资的前几天，钱用光了。有时被几角钱，被一、二元钱逼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我爱人免不了要发一点牢骚。

1973年，我从矿上调到矿务局，任《涟邵矿工报》的记者。我弟弟已经初中毕业了。我父亲看我们负担太重，主张让弟弟回家务农算了。我们考虑到弟弟才15岁，不能象自己当年一样，告别学校失去学习机会！我主张让弟弟继续升学，读完高中再说。我爱人也同意了。

矿务局机关没有高中，读高中要到离局机关四里路的一座煤矿子弟学校去。每天中午，就只好到学校里吃一餐饭。有一次，我给弟弟几元钱，10斤粮票，让他买餐票，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

第二天，他中午果然没有回来吃饭了。吃晚饭时，我发现他吃得特多。也许是这一天活动得多。饿了。我当时没有在意。第三天的晚饭，我又发现他吃饭时狼吞虎咽，饿得很厉害的样子。我心里有点怀疑了：中午，他在学校里到底吃了饭没有？

“餐票买了吗？”

我问。

“买了。”

他回答得不自然。

“拿给我看看？”

他紧张地、装模做样地摸口袋，翻书包。半天，没有掏出餐票来。

“不要再装模做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出来吧。”

弟弟哭了。

原来，那天，他拿了钱和粮票以后，放在衬衣口袋里，就和几个同学游泳去了。游泳回来后，衬衣口袋里的钱和粮票就不见了，不知被这几位同学中的哪一位偷去了。他知道家里经济拮据，不敢作声，准备自己每天饿一餐中饭，慢慢地熬过去。

我爱人听说弟弟丢了5元钱，10斤粮票，心里很气，嘴里叨唠个没完没了。我是一个性子很暴躁的人，尤其听不得别人叨念。当时，正是晚饭后，我在宿舍前的那块小小的菜地里，给豆角藤插木棍棍，好让豆角藤顺着这些木棍棍往上爬。爱人又站到菜地边来叨念了。一时间，我心里一股气浪上来，拿着木棍，顺手朝她打了过去，正好打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臂，顿时红肿起来。我真急了，想跑过去帮她揉一揉伤口。然而，碍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面子，我没有这样做。

工会的女工委员会知道了这件事，说是我虐待妻子，要开我的批判会。我们宣传部长，报社总编辑，都出面为我讲好话，说我工作如何如何好，说我们平日夫妻的感情又如何如何好。这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我爱人当然也不同意女工委员会这样做。女工委员会终于谅解了我。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坚持着业余创作。有时，调皮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或者掉到了污水沟里，弄得一身又湿又脏地回来。爱人逮住孩子就打，孩子哇哇地叫。这时，我就伏在那张三屉桌上写稿子……我常常诙谐地对朋友们说：“我大多数的作品里，留有孩子的哭声，爱人痛打孩子的棍子声……”这也许是夸张了，也许并没有夸张。

在这样的年月里，我的一篇又一篇通讯、特写，在报纸上发表；我的一篇又一篇小说、散文，在刊物上登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也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偷偷动笔的……

我迎接着艰苦的生活，艰苦的生活迎接着我。我从从容容地朝前走着，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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