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凌晨五点多钟的时候了，黎明该来了。可是，天上仍旧黑乎乎一片，不见星光，不见月亮，整个天幕，没有一点亮色。一栋栋红砖楼房和简易平房，依着山脚，傍着溪水，在黑暗中安静地躺着。房屋里的一家家主人们，也许还在梦乡之中吧！是啊，这些日子，人们很难睡得安宁。闻闻那空气里飘**的硝药气味，辨认辨认那马路上铺着的鞭炮纸屑，再看一看房屋墙上、公路两侧的树干上一幅幅大字标语，你就明白了，这里，中国博大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角上，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场“狂欢”刚刚结束，这自然又是红色电波传来了特大喜讯。
降水霜的日子，夜的黑暗在延续，黎明到得迟。这倒好，好让那些“欢呼”了半宿的人们，好好睡一睡“回笼觉”。
突然，“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又响起来了。也许是人们对这黑夜里响起的鞭炮声厌恶了，那一栋栋依山而立的楼房、平房里，灯，居然没有亮，门，居然没有开。
鞭炮声很短暂，“叭叭”几下就结束了。随之而起的，却是婴儿尖尖的哭声：“汪——哇，汪——哇……”哭声凄楚而疯狂，从水雾中扩散而去。刚才还安然卧在平静中的一栋栋楼房、平房里，不平静了。“嚓”，这边一扇窗亮了；“呯”，那边一扇门开了。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出门来了。邻里间，互相在探听、在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谁家的孩子在哭？”
“好象在食堂门口？”
“不，象是在招待所。”
“走，看看去。”
一阵“嚓嚓嚓”杂乱的脚步声，从矿区高低不平的公路上，寻着哭声来了。
“汪——哇，汪——哇……”
哭声，一声比一声撕心裂肺，一声比一声悲楚凄凉。
人们穿走在水雾中，往哭声发出的地方寻来。这时食堂的大门口，已围起丁一大堆人。透过白茫茫的水雾，人们看到了，食堂大门口的砖地上，放着一只这一带农村用来装谷米的竹制箩筐。箩筐里塞了一床烂棉絮，里面包裹着一个婴儿。此刻，这个不幸运的小家伙，仍在不安地哭叫着。也许是哭累了，也许是她感觉到妈妈到她身边来了，哭声小些了，嗓音低些了。
一个一个的人，挤到箩筐边来了。蹲下身子，看了看。这孩子虽然不胖，小脸蛋却长得不丑啊！突然，有人发现了，这孩子的身边，还放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
“啊，才生下二十三天。”看红纸的人不由感叹一句，“这做父母的，也真舍得啊！”
“谁舍得呢？孩儿，娘身上的肉啦！”
“那，为什么降霜天把孩子往外扔呀？”
“总是被什么事逼得没有办法了。”
说这话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嫂子。北方人。高高大大的个子。她丈夫是矿务局汽车队的司机，钢铁元帅升帐的那些年月从北方一个闻名的大煤矿调来这里的。因为丈夫姓赖，加上她的嘴也辣，人们便称她这个没有吃过辣椒的北方乡村女子为辣嫂了。现在，辣嫂担任着矿务机关家属革命领导小组（哎！这年月这蹩脚的称呼！）的组长。这一类事情，她自然得管啊！但是，这孩子怎么安置呢？这可真是一道难题啊！
渐渐地，天亮了。“水霜”还在降，天气奇冷。看样子，今天会是个阴霜天啊！这时，食堂门口，人越围越多。人群里，人们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养不活，就别生呀！”
“哎，真造孽啊！”
“打这么大的水霜，就往外面丢，也不怕把孩子冻死。”
“……”
突然，人圈外面，有人问起来了：“是小子，还是妹子呀？”
“怎么？要是小子，你要吧？”
“快看看！”那人的话音很急切。
孩子已经抱到辣嫂的怀里了。辣嫂正要解开包包来看，一个中年男子开口了：“别看啦！这红纸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是个千金！”
“啊，妹子。”那人失望地叹息一声，悄悄地走开了。
“妹子长大了，更知道疼父母。”有人鼓动道。
“那就请你们带着吧。”说完，那人远远地走了。
人群里一时静下来了。辣嫂仰起头来，面对人群，呼吁着：
“哪一位，行行好，把她认了吧！我已经有四个闺女了，要不，我准领了。”
没有人吭声。水霜还在继续降，天越来越冷了。鞋里，脚尖在痛；手上，指头儿发麻。“阴了霜天，冻死狗”啊，人们已经站不住了，纷纷往家里走去。
“嚓，嚓，嚓……”
食堂前面的马路上，传来扫地的响声。辣嫂抬起头来，只见一个穿着青布棉袄的老头儿，正弓着身子在用竹扫把扫马路。他，郑原，两年以前，是统帅这个四万矿工的矿务局党委第一书记。现在，靠边了。白天，他的任务是扫厕所，扫马路，清水沟。晚上或其它时间，一逢召开这样那样的批判大会，他便戴上那特制的帽子，列队上台，充当“活靶了。”
被婴儿的哭声唤来的、带着各种各样心情围上来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了。最后，只剩下几位热心的大嫂子，簇拥着辣嫂，在焦急地商议着：
“计划处老李四十出头还没有孩子，看他带不带？”
“宣传部伍胖子原想带一个孩子，不知这个他满不满意？”
“商店的钟大姐想孩子想得发疯……”
“我们分头问一问去。实在没人要，我先带几天，要派出所查一查，尽可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辣嫂默了阵神说。
“好。”几位大嫂子，分头上她们自己提到的那一家征询意见去了。食堂门口只剩下辣嫂了。她的眼睛，往弓身扫马路的那位矿区头号走资派身上看了好几次。最后，她抱着孩子也走了。
郑原仍在弓着身子，一下一下地扫着马路。水霜降得厚厚的，路面上染湿了，“嚓、嚓、嚓”的扫地声，向四周**散开去。
一家一家的意见来了，都不带。派出所也四处探查了，没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第四天早上，辣嫂抱着孩子找当时矿务局最高的权力机构——大联委来了。离办公室的大门还有老远，她就尖着嗓子嚷叫开了：“快出来呦！给你们送孩子来了！”
那些对付“走资派”很有一套本领的人，面对这个孩子，束手无策了，一个个不敢出面。辣嫂大步闯了进去，就将孩子往一个高个子怀里塞。
“怎么？把孩子交大联委？”
“不交你们交谁？掌权者嘛！要么，请你们安排人带。”
“这、这……安排谁带呀？”正在开会的一屋子的新头儿们，都为难了。
“勒令嘛！”辣嫂瞪着眼睛嚷道，“让走资派做嘛！”
“妙！”坐在窗台边的一个矮胖子猛地跃身而起，满脸喜气地说，“是个整治走资派的办法！”
“什么？”许多双目光转向这个矮胖子。
“辣嫂不是启发了我们吗？”
“让走资派带？”
“对！勒令走资派带！”
“哪一个？”
“当然是头号的！”
“他？”有人摇头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孤老头儿，哪能带这样的嫩毛毛？”
“这，就叫特级整治法！这样，白天、晚上都够他喝一壶的。”胖子满脸狡诈，得意地说，“一旦孩子出了问题，我们还可以……嘿！”
“好！”高个子突然挥手道：“吴秘书，写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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