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缺乏形式上的创造。大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白话文学,梳理下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是什么?很多人会回答是现实主义小说。那么我不禁要问,现实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吗?要知道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九世纪就矗立起两座高峰,这就是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可见现实主义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创造的。但是现实主义恰恰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采取的创作方法。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在用一种方法写小说。有人可能会用先锋文学来反驳我,的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先锋小说,但这只是模仿性创新,并不是本质性创新,由于水土不服而昙花一现。占主流的仍然是传统小说,占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仍然是现实主义。似乎没有人察觉到这个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我们在形式上缺乏创造,一直在重复和模仿十九世纪的创作方法,而没有致力于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艺术需要不断创新,难道我们要永远沿着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走下去吗?单一的创作方法必然导致重复和模仿。法国新小说派带头人罗伯一格里耶坚定地说:“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创作方法,而要从各种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写,把当今那种飘动多变、捉摸不定的境况表现出来。”正是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使得西方小说家通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创造出符合自己时代的异彩纷呈的各种形式。这就是中西方小说的主要差距。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想抓住时代精神,表达现代意识,缩小同西方小说的差距,就必须勇于突破现实主义,打破单一创作方法的束缚,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异彩纷呈的新的小说形式。进而在形式创造上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2.缺乏语言上的创造。语言停留在讲故事的水平上,还没有上升到诗与思的境界。在小说创作中,语言不经过任何内在价值的探究,就直接纳入小说,可以说我们不是在创造语言,而是在模仿语言,模仿乡土语言、模仿日常语言、模仿街头语言、模仿媒体语言、模仿政治套话。随意取用耳濡目染的语言,根本没有意识到写小说需要挖掘语言的内在品质。作家关怀的是故事,而不是语言。大多热衷于用乏味的语言讲故事,文字缺乏书卷气,缺乏审美表现信息,缺乏诗韵和思想,缺乏典雅性,缺乏灵动性,无法力透灵魂。
3.缺乏思想上的创造。我们似乎普遍缺乏哲学底蕴,只关注经验层面的事物,满足于对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由于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因此无法深入到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美学的层面对心灵世界深入挖掘。然而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小说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小说与哲学的伟大对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文学本身就是人类的心灵家园,并不是达到某种目的手段,文学一旦被当做媚俗的手段,写作者的心灵就会被束缚,不自由的心灵怎么可能产生伟大思想呢?这就导致许多作品没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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