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拙诚没有说的是：前世的物价比现在高多了，在这帮大佬的带领下还不一样涉险成功？而且这一世的物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出口引起的，与前世的物价上涨性质不同。大量出口一方面固然造成了国内物资相对地短缺，但另一方面也让很多老百姓口袋有了钱，国家财政比前世宽裕了许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和老百姓都比前世有了更多的承受力。对于物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许它比前世上涨更多。

当然，这种容忍度必须建立在改革物价，改善企业的经营体制上，必须让老百姓知道物价上涨是暂时的，将来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只看见物价上涨，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好处，那么天下很可能因此而动**。

郭拙诚知道，如果把他刚才所说的、刚才心里所想的事说到外面去，他铁定会被老百姓骂死，会说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还容许物价上涨。但他又不得不这样向中央领导建议，因为物价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边进行物价改革一边强行让物价降低，除非这些大佬是神仙，能一下变出无数的物资来。

物价上涨，这是全国人民必须接受的阵痛，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前世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物价改革的时候，其物价几乎翻了一倍，最后成功着陆，从此理顺了物资流通环节，不再有价格双轨制，不再普遍存在计划内物资和计划外物资的价格相差天差地别，把建国以来几十年积累的问题一并给解决了。很快，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家庭越来越富裕。

与中国的改革相比，俄罗斯的物价改革则失败得多。以前相比中国富裕得多的俄罗斯人在那几年几乎一下变得赤贫，国有资产和老百姓手头的钱都如流水一般流到了国外资本家手里，流到了国内少数有权有势的新贵手里。

虞罡秋不知道一下子想了很多，他说道：“看来我们几个老家伙第一次把你想错了。我们几个都以为你在下面调查这么久，一定会极力建言制止物价上涨呢。哎，真是老不中用了，竟然把你小子都看走眼了。”虽然叹着气，但他脸上的表情显然是高兴。

郭拙诚郁闷地说道：“难道我在你们领导的心目中就那么浅薄吗？”

虞罡秋笑道：“如果你不浅薄，为什么你在徐洲市挖陷阱让人钻，那是一个高级干部应该做的吗？你应该堂堂正正地给他们指出来，告诉他们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改正，而不是……呵呵，你小子，我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是不是想当宋朝的包拯包青天？在苑同县是这样，在香港也是这样，现在在徐洲闹的动静更大。你就不能消停一下，让大家都安静几天？”

郭拙诚认真回答道：“自古以来道分正奇，无论是用正道还是用奇道，或者是正奇相济，都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了，怎么做是效果最大最好的就采取怎么样的办法，而不是一成不变。就说这些我在徐洲市做的事，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们绝对知道！

国纪国法都有明文规定，他们不可能没有学过。规章制度他们比谁都清楚，组织上肯定也不是一次或两次告诫他们，而是经常告诫他们，他们学习的次数绝对在十次、二十次以上，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老子天下第一，失去约束的时间太长了，习惯变成了自然。仅仅是有人告诉他们的错误，仅仅指点他们那些地方不对，仅仅靠他们自己改正，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如果我当时摆出自己的身份说出来，我相信能达到处罚犯罪分子的目的，但也就是这一次而已，过后不久他们又一样会恢复常态。现在我国的法律本来就不完备，还需要法律工作者尽快制订更多更好的法律，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律。可是，我们有的人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故意扭曲这些千孔百疮的法律，还故意在上面钻几个空，打几个窟窿。这危害就很大很大了，造成的影响也非常不好。

这次我以身作则尊重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只是想给有些领导树立一个榜样，终究效果如何，我不敢肯定。而且，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甚至连标都治不了。但是，只要我的行为能改变几个官员的心态，只要有几个干部对法律和程序有敬畏感，那我就知足了……”

“好！要得！”郭拙诚正说着的时候，后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

这带着川昌省口音的声音，郭拙诚一听就知道是谁。他连忙转过身，客气地站到一边，看着最高首长带着一帮大佬走了过来。

从他们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另一个会场赶过来的。

郭拙诚连忙招呼道：“首长好。”

最高首长健步走来，伸出手，一边握着郭拙诚的手摇着，一边说道：“你这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各级干部应该对我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有敬畏感。这件事你做的并不鲁莽，也不草率，很好！我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年轻干部的拳拳之心，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法制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石和保障，必须加强！”

最高首长的话自然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不少的官员在用心领会最高首长的指示，有的官员在思考法制建设从哪里入手，更多的官员则羡慕地看着郭拙诚，其中不少嫉妒的目光：在短短的几句话里，最高首长一连用了好几个“好”字，这该是一件多少值得自豪的事情。

郭拙诚心里有点惭愧，也有一点惊喜，但还没有达到失态的程度。他谦虚了几句后，跟在领导后面进了会议室里面。

显然，最高首长等人提前到了，准备会议室的工作人员有点手忙脚乱。

郭拙诚也很自然地加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摆放茶杯，添加开水。

五分钟后，最高首长扫了一眼，问道：“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与会议无关的人员迅速退走，刚才谈笑风生的会场一下安静下来。

虞罡秋副总理主持会议，他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将发言权交给了程蕴副总理，请他向与会的领导汇报1981年的经济情况。

程蕴副总理很快就把发言稿打开说了起来。听着他报出一个个数据，不但程蕴自己很高兴很自豪，其他人更是满面春风：经济形势喜人！

最高首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目光不时扫向郭拙诚这边。

虽然参加会议的这些大佬不是重生者，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上的1981年的经济是如何的糟糕，但不妨碍他们的惊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1981年的数据与198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1981年比1980年经济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三，其中军工和与军工有关的行业就贡献了近十个点，可以说有点骇人听闻了。

如果只计算军工和军工有关的行业，其增加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二百三十七点一，等于在前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二点三倍！要知道这还是伊朗那边还有很多货款没有到账，他们用油田来折抵，否则的话这个数字还要增加一些。

想想也可以理解，以前中国出口的武器太少，有的干脆是白送，如支援越南，支持非洲某些国家，现在是按国际军火价格的高价卖，而且伊拉克和伊朗处于战争中，胃口没有填满的时候，生产多少人家就拖走多少，效益能不翻倍？

就如一个新企业生产了一种产销对路的产品，在暂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效益自然飞飙，特别是基础数字很小的时候。

等到将来有了竞争对手，或者买方需求量减少后就不可能再有这种速度了，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程蕴副总理最后说道：“……总的来说，1981年是胜利的一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是飞速发展的一年。我们在经济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广大军工企业、军工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的军工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蕴含了太大的风险。这是历史形成的，是以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所造成的。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必须扭转这种情况，让更多的民用企业崛起，大大增加民用企业在企业中的比重。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一个议题，如何实现军工企业的顺利转型。

1981年的国民经济根本好转，不但为我们军转民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也为我们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基础，我们可以放手大干，我们可以从容地、稳妥的进行相关改革。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农业生产继续保持了持续发展，粮食产量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一直在稳步地增长。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现在我们有钱有粮，而全国的经济状况又到了非深入改革不可的地步。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有关改革立即动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