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

在渝州南岸玄坛庙经舍写下了《中学作文法》序言：这本小书是从我的《国文作法》（亚东版）、《语体文做法》（现代版）和《作文与人生》（亚东版）脱胎出来的。入蜀以后，一些书业朋友要我把他们拿出来出版，于是我就从三十年起着手改编，中因病和它事耽搁，到今年总算脱稿。我希望它能帮助青年找到一点作文的轨范、读书的方法和运思的门径。至能否达到这种目的，只好让青年读者自己去尝试和批评了！

1月

重庆陪都书店出版《中学作文法》，封面印有“中学国文补充读物”。

对照《中学作文法》与《国文作法》（亚东版）、《语体文做法》（现代版）和《作文与人生》（亚东版），可以发现：第一篇两章完全相同；第二篇第一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生命”改作“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现状”；第三篇拆分为两篇，多出第一章“四字诀”，第三章“多读新闻杂志及现代刊物”，第四章“多读名人书牍”。新增下篇里将“外国文字的常识”改作“外国语文的修养”；新增一篇“文字的基本形式”；“文字的要素”篇全同；“文字的戒律”篇将戒古典去掉；“文字的质力”和“文字的内容”篇没有变动。

2月1日

成都《新民报》增出日刊，为4开张，副刊由张慧剑兼任主编，后曾连载高语罕的《九死一生记》。

7月

结束三年枯燥的译经生活。高语罕对东家李锐的不满主要有：第一是老板给的薪水只有他所答应给的三分之一不到；江津的米每老斗已卖到七万元左右一石，而他还只照着两万元一石给高语罕薪水，生活已不能支持。第二，他本人那种怪脾气高语罕不能忍受。他对于妇女的观念完全是旧约的思想，不把女人当人。他自己讨厌女人，看见人家的妇女也十分讨厌，王丽立住在这里，他老大的不高兴。第三，他的大儿子完全是犹太人的面孔。以为一年花这么多钱来译经有什么用？他以为高语罕和光識离开他们便没有饭吃，对他们当伙计看待，颐指气使。

高语罕据自己的经验，华译圣经最大的缺点有以下几项：（一）承接词完全删去，使整个文字的脉络脱节。原来希伯来语（旧约）与希腊语（新约）每段每节开头都有一个“and”，做承接词。虽然在形式上是千篇一律，实则是照应着上下各式各样的语气，而用意不同，在中文，有时可省，有时万不可省。但旧的华译本完全删去，便使译文丧魂失魄，没精打采。日译本随华译本，所以随之而误。英德译本皆照原文直译，高语罕认为是应该的。（二）新旧约的译名同意异译或同音异译的很多。譬如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在希腊语就是“基督”，所以旧约的“弥赛亚”，在新约则是“基督”。这在希腊语的译者是对的，在中文的译者便不可一书两解。又如，旧约的“约书亚”是希伯来语，但在新约则译作“耶稣”，这在希腊语的译者是对的，但在中译一语两译便不对。（三）语句的错漏随在皆有。（四）修辞学的欠缺。旧译圣经虽然经过了二十八年之久，但在修辞学上，一望而知其不够。（五）教士对于经典的了解一般来说都不能高明。另外，日译本新译新约全用日本口语，较旧译本好多了，英德译本亦间有误处。

高语罕对李锐的评价是：李先生的志愿是有的，但是他的才力、心胸和处理方式根本欠缺。他从一个小学基础都不健全的文化水准，凭二三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居然深造到如此地步——好几国的语言学与对于中国文字的了解，在中国一般商业家中自然是个特出的人物。但他对于文字一道，究竟是外行，所以说他才力不够。公司里今天杀了一只鸡，总经理吃的是汤，经理吃的鸡汤和鸡腿，高语罕等职员吃的是鸡杂碎。这期间阶级分得很清楚，所以高语罕说他心胸不够。李先生不惟不了解文化人的心理和他们的实际生活，他并且对于一般的实际生活也都不了解。为什么这样聪明的人不晓得实际生活呢？原来他既创了他的基础很巩固，资本很雄厚的商业机构，他的精力和智慧是异过常人的，但到抗战军兴，他看见对外贸易难做，便把他的商业全权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资历很深的经理，自己宣告退老，享享清福。但是以白手成家的人，虽然退休，他天天还是要问这问那，弄得经理们不得安枕，而少数野心家又碍手碍脚不好出花样，正在无法应付，刚好碰到高语罕登报找事，便怂恿李锐请高语罕襄助他翻经。这一献议果然打动了他的心，从此便一心一意不问公司里的事，他们便好为所欲为。老实说，五十岁以下的人（除却教徒），就兴趣和思想说，合这种条件的，十九皆不愿干这种枯燥无味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作，除非在生活条件上给以较优的待遇始可。一个人几经惨淡经营创造了一个事业，及至相当成功以后，他的环境所翼卵的各种分子，便把他当作神圣不可侵犯，于是他的聪明便被四周闭塞住了，再也打不出这个包围线。外面的情形，他便隔膜，遂不得不听他的左右摆不了。因此，他的事业也就终止前进，而他从前所造成的势力反成了他的前途的阻碍了。国家社会亦复如此，故特表而出之，俾有心人知所鉴戒云尔。

4月

高语罕决计去说书，原来是准备说《儒林外史》的。商之竟华、光識，他们主张说红楼。因自己是在政治上被视为危险的人物，首先去找陈立夫、余景塘先生，又托朋友把说书的宗旨告诉叶秀峰、许孝炎先生，很费了许多唇舌，才算了解。一面又托人向重庆市警察局、社会局打招呼，一面由牗青、竟华、光識、助吾、裕骧、吴麟许多好朋友帮忙组织一个招待会，准备说书各种事宜；同时又想到宣传问题，又去找《新民报》陈铭德社长，要他援助。陈铭德非常慷慨和豪爽，不惟答应整个新民报宣传说红楼，并且替高语罕打算，要他每次讲演之前夕，便过江去，住在他的公馆里。免得第二天临时从南岸过江，疲乏不堪，影响讲演精力。

4月15日

在江苏会馆租用大厅，讲桌前揭一长条白纸，大书托尔斯泰名言“一面镜子”。拈出庄头乌进孝过年时到宁国府纳贡，说明了当时社会中贵族与农民的独特架构。意思是表面是写一面镜子，实际上是说这本书反映的和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来讲，这本书就是一面镜子，这样才能明白这面镜子出现的意义。“因为的一般现象，除了少数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见到贫民的生活现象并不难，所难的是怎样能遇到这种现象便把它抓住，不让它打你面前空空滑过，这需要另一种工具，就是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或其它艺术等等的造诣。所以每一个写实主义大师都是社会科学家、历史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艺术家。某一种社会现象在常人看来，一文不值，然在写实主义的文学大家看来，却是极可宝贵的材料或题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见的，认为必需描写的材料，在天才的写实主义作家看来，却极不重要。因为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除了他自有生来禀赋的天才外，还富有热烈的同情心与上述各种科学的精深的修养，遂从其中养成一种极明快、极深刻、极锐利的眼光，极深远的幻想力Einbildung　skraft，和极伟大的描写技术，才能从森罗万象、纷纭错杂之中，看出现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处理，把它组织起来，这才能成为写实主义的作品。”

4月22日

红楼第二讲。也是在星期日举行，听众都是满座。讲罢散会时刻，主持人李公朴几步赶到台前宣布：这所老房子岁久年深，经受不住一窝蜂，只能鱼贯列队，款款而行。说着，他便挥动双臂，高声领唱：“农工商学兵，大家一条心。”听众合着节拍，齐声应和，井然有序地一排接着一排缓缓退走。本讲主要内容为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的人物分析。

4月29日

红楼第三讲。主要内容是对王熙凤这个人物的分析。

5月6日

红楼第四讲。主要内容是对晴雯、平儿等几个奇女子的分析。

5月13日

红楼第五讲。主要内容是对贾母和刘姥姥两个老太婆的分析。

5月20日

红楼第六讲。主要内容是对《红楼梦》的宝藏进行的文字批评，这一讲是高语罕最看重的。

6月

告诉陈铭德自己对记者不做幻想，对高校教书也无此意。只想到重庆市某中学校或小学校内，临时租借一个教室办夜校班，并请陈铭德代物色上课的教室。陈铭德邀请高语罕到成都去给《新民报》撰稿。

△有些朋友劝高语罕不要去，说新民报如何如何，高语罕认为现在舆论极受限制的时候，要想找一个完全合心意而又发行无阻的报纸，实在没有，这样正可以利用人家的报纸，在可能范围之内，稍稍表达一点自己的主张。他在发表文章时抱定以下三个主张：（一）无论左派的报纸也罢，右派的报纸也罢，只要它愿意在不修改我的文字的条件之下，我都愿意给它写文章；（二）我只说我愿意说的话，绝对不丝毫违背我的政治良心。如不能发表我的主张，宁肯不说。（三）我在任何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只对我的文章负绝对责任，至于此刊物之或正或反，丝毫与我无干。我是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关系，也不替任何政治组织做应声虫的。

7月

住成都《新民报》经理邓季惺家。教邓季惺和陈铭德的四个孩子读书。高语罕对邓季惺几个孩子的评价是：“大姐和二姐都很聪慧，但二姐好动，大姐好静；大姐好读书，二姐喜交际。就文字而论：大姐似乎是已成熟了的样子，章法格局已颇具规模，唯读书还少，立论不能深切，再进一步，便是成材。二姐的文字也很流利，那完全是由于她的天才，老实说，她没有她大姐用功。最可惜的大姐用功太过，年来已有肺病嫌疑，这个可爱的孩子！二姐活泼在燕大新闻系，将来加以深造，做个新闻记者，实在不错。三姐尚在启蒙时代，天资稍钝，我因教授时间太短，在她身上也就没有多下功夫，很歉然！小弟（编者注：吴敬琏）有心思，有条理，嗜学，在高中也是高材生，但身体也不好。这是他们姊弟们的美中不足，但我在空前寂寞的当儿，每天有几个青年学生同我接近，精神上得到不少的安慰。”

△四川图书审查委员会在省府大礼堂开四周年纪念会，高语罕和邓季惺一同去参加。会见张群、潘公展、胡次威等，审查委员会主任陈克成要高语罕讲话。高语罕劈头就严正声明：“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关于审查图书问题，我是无条件地站在作家们的立场说话的。我以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本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抗战严重关头，问题自然有些不同；不过检查的尺度应该尽可能地放宽，切莫因噎废食，致阻碍文化的进步。但在著作家一方面，也应该顾虑到这一层，一言之出，一文之布，皆应经过审慎的考量，负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对于民主问题，首先认定一个政党要把国家领上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他自己就必须先民主，就是党员在党内最高领袖之下，都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绝对无诤’或‘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才可以推己及人。”

7月8日

借丘吉尔和戈培尔的话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一个具体的解答：听凭你自己愿意听的任何声音；听凭你自己愿意看的任何东西；听凭自己思想你愿意思想的；听凭你自己信任你愿意信任的。一再提出这个口号自然不是专为国民党而发，但国民党若真不愿自甘暴弃，若真不愿徒然迷信外来之援助的武力，若真要医治党内的腐化——官僚资本与资本官僚——若真要不见弃于国民，那只有先从党的自身做起，先使党内彻底的民主化，才可谈到其他问题。国民党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为潮流所逼，也在谈民主，但若人家一谈民主，或要求民主，便要被他们骂作“共产党的外围”，或“共产党的尾巴”。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反过来一推：岂不是如果要求民主就非做共产党不行么？岂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愿意民主么？这不是从反面逼人倾向共产党么？

7月11日

在《罕庐座谈》中这样提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一）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二）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三）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若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对于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必败丝毫未尝置疑，断定日本的士气必然摧毁。

8月14日

成都《新民报》接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高语罕恐怕国人激于八年来艰苦抗战的情绪，完全走向“报复”的路子，遂写了“哀矜勿喜”的社评，指出对于日本大多数人民（士、农、工、商）应寄予相当之同情。当“五三”、“五四”日本军阀指挥下的空军所给予我们的惨痛，至今犹有余悸。因而想到日本人民此次所受的痛苦，其伤心惨目之状更有甚于我们十倍百倍者。对于日本的前途应该有另一种眼光，不可只看目前。

8月16日

《新民报》头版发表《奋战八年胜利日蒋主席广播词》，以及《蒋主席电毛泽东请来渝共商国是》。第四版“雄辩”专栏刊登语罕的《九死一生记》（1）。高语罕自序从1927年起到抗战胜利19年间，因政治的关系而数次濒于死亡，每次又因些微原因而得救。曾在茶余酒后，把这些遭遇告诉张慧剑作为谈资，张慧剑屡屡鼓励高语罕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趁抗战胜利的时机，开始创作《九死一生记》：“写这些故事的动机很简单，可以说，只是由文人的积习而已。不打算歌颂谁；也不打算攻击谁，泯却恩怨，只道事实。工拙在所弗计也。”

9月15日

为成都《新民报》作社评“我们应该研究苏联”，认为中国乃是国际团体之一环，中国内部的冲突必然要受到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苏联还不是一个理想国，苏联即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所谓苏维埃即工农群众的会议，苏联是一个工农大众的民主共和国。它的民主与英美的民主有何区别？它的民主内容即精神是否和它所宣布的国体相符合？它的共产党是否还保有我们所渴望的民主精神？不管你的政治意见或左或右，是赞成抑或反对，都应当对于苏联先下一番研究功夫，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一辈，更不应放弃这关系我们中国，甚至全世界此后数十百年治乱兴衰的问题之神圣义务。

9月16日

在成都新民报上对土地问题作出批评。国民党六全大会关于土地决议案有这么一条：凡出佃之耕地，得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于整理重画后，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士兵承领耕种。批评这种政策再等一百年也不会把土地给农民和士兵，政府党对于土地政策如此踌躇，如此迂缓，绝不是偶然的事。总而言之，必须党内彻底的民主，然后才能谈到全国性的民主，然后才能谈到普选的国民代表大会。解决了土地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全国工业化。

9月30日

为成都《新民报》作社论“日本的政治前途”，指出战败的不是日本国民，而是日本的天皇政治。

△想到中国虽然胜利，前途尚多艰巨，写了一篇“且慢欢喜且慢愁”社论。

10月1日

作社评“国际间的矛盾与未来世界的命运”。

10月7日

作社论“政治与战略”指出，为在最后一幕（即决战的一幕）争得主动的地位，博得最后的胜利，在准备事变的阶段中，两方面都要争取众人的同情，都戴上一副慈祥恺恻天使般的面具，都表示自己一方面酷爱和平，百般迁就，无奈对方毫无诚意。于是两方面尽管在公开谈判，也就同时在暗中做军事布置，或在撤退的名义之下，集中军队，活在受降的名义之下，争取战略地点。到了军略地点布置就绪和军队集中完成，则箭在弦上，触机即发，厝火积薪之上，星火燎原，大战既启，胜负斯分，这乃是由战略完成政略。盖一个国家之中，有两个政治信仰不同，而利害冲突至巨的军队，绝不能同时并存，绝不能和平相处，此证之古今中外之历史而莫或例外者也。吾人敢正告国人曰：“团结谈判希望不大，内战似难避免。即勉强妥协，其为时也亦必至暂。斯言虽苦，却将成为历史真理！”

10月24日

针对全国泛滥着和平的声浪，弥漫着和平的空气，一般人都有瞬息可以重睹太平景象的乐观倾向，以为和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吾人对于团结问题固具有极迫切和极热烈的愿望，但就政治经验与历史常识而论，此一谈判固必成功，惟吾人对对于此一谈判之结果万不可过存奢望，过于幻想，否则，必将陷于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丝毫不应当从什么“忍让”、“诚意”、“容忍”等等道德观念出发，应该完全从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实际利害出发。

12月31日

《九死一生记》（45），至此日共连载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