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的晓庄学校试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此后不再重要。这些共识使学者们的研究难以达到对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及晓庄试验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一个共同的认定，是基于不充足的论证或者不细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正如这篇论文所呈现的，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在晓庄之后的时代仍然继续地发展深化。他是一位具有独立和创造性的教育改革者。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新教育和民族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陶行知被研究现代中国的美国历史学者们看成是杜威模式的改革者。而事实上，陶行知的思想资源、社会视野、意识形态的导向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均是更为广阔和丰富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这样一个标签。

陶行知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他自由地吸收各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资源，比如孔子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他同时代的教育家和同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激励他产生新的理想和改革方式。[2]但是，陶行知的教育主要以其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而广为人知，与中国传统的和新的教育、主流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之间表现出一种张力。陶行知自己试图通过教育和社会视角来实现国家重建的目标，使他能够超越杜威的教育哲学而创造出自己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

专注于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经历（1927—1930）研究的美国陶行知研究学者认为陶行知在1930年以后的教育改革都已不再重要。[3]这一共同的假设前提，是由于他们采用陶行知与其导师杜威之间的关系这一狭窄视角，正如直到目前缺少加以证明的来源，[4]这些都阻碍了他们更加彻底地理解陶行知的成就，包括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这一问题。另外一个基于不充分的证据和仔细研究所得的普遍假设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5]我的关于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超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这些前提假设。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呈现给大家的，陶行知的在晓庄学校经历之后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是继续演进的，他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与创造性。

超越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时期对他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关注他在当时的中国乡村重建运动中的角色。中国的乡村重建运动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30年代时期中一场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美国的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都将关注点放在梁漱溟和晏阳初的身上，而忽视了陶行知。要更好地理解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以及扩展我们对于他的角色的认知及其关于乡村重建的独特道路主张，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超越他的晓庄学校时期。这篇论文考察了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教育和实践，特别是他的工学团运动（1932—1936）。这场运动实际上表现出了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与其乡村教育改革和重建的思想与实践的整体性。在这场运动中，陶行知始终追求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找到直接组织和动员中国的农村进行乡村重建以及国家重建的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我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以及他的工学团运动经历，代表了对中国的新型教育以及国家重建的一种根本论述。这种根本论述，既存在于他构建一个新型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和教育途径当中，也存在于他的乡村工业化的战略思想中。

马尔萨斯困境以及陶行知推荐的解决方案

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仅仅持续了三年，之后晓庄学校就因陶行知与冯玉祥的联系而被视为破坏分子，于1930年4月被国家主义政府所关闭。[6]陶行知由于上了通缉名单，他只能在外国特许权的保护下匿身于上海。除了灰心与斗争之外，他甚至还被当时的一场组织农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运动中所折磨。[7]然而，身处时历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一段短暂的海外生涯，给了他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新视角去审视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各种根本问题之所在。

在侨居日本五个月之后，陶行知在1931年3月底回到了上海。这时，国民党内部以及广东和广西军阀之间结成一个新的反蒋同盟这一事态吸引了中共政权的注意力。由于无法公开地走动，陶行知将其时间几乎全部用于为商业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和为各种时报及《申报》撰写文章（《申报》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报纸）。因此，1931年和1932年被视为陶行知的晓庄学校日子之后的又一个理论创造顶峰。《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是陶行知当时写的最长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1931年7月的《中华教育界》期刊上。《古庙敲钟录》是他当时所尝试写作的一篇长篇小说，连载于1932年5月21至8月15日的《申报》上。寻找和发现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所在，成为当时陶行知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注问题。实际上，1933年，在知识分子圈内，一场主要讨论和争论中国现代化的论争即将展开并上升。

《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文章，可以被视为陶行知在晓庄时期之后的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以及他的解决方法这一观点的新发展。如果说，陶行知过去责备中国的新型教育由于疏远了和未开发自然而造成乡村危机，那么现在，他则将马尔萨斯困境（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协调的增长率）作为乡村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且坚定认为从整体上看，这也是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陶行知把一个拥有30亩土地的农村六口之家作为例子，来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种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家庭要勉强幸存，只能将他们的孩子们送去学校。陶行知进一步论述，认为被中国的男性优先的再生产价值观所掩盖的人口危机，叠加于农村家庭中的“已婚儿子之间均分家庭财产”的实际，就足以导致众多独立家庭走向破产。另外，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包括地方恶霸、罪恶的乡绅以及帝国主义，都加速了这一危机的进程。

在考察了各种有可能使中国农民逃脱这一困境的多种道路之后，陶行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最天然的和最有效的道路”就是工业化。但是，那时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投资的国外帝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来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陶行知后来在其文章中，添加了另外两个导致中国工业不发展的原因：（1）过量的人口消耗掉了剩余资金和产品；（2）中国的以书本为中心的科学教育无法提升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尽管陶行知认识到了这是一个综合的危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人口危机是最为根本的，同时也是最为严重的。接着他就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建议了三条互为联系的途径：（1）实行家庭计划；（2）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而不是富裕的个人；（3）创建一个平等的和相互帮助的世界。关于这三条途径，陶行知相信，家庭计划是根本的，因为它的实践将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个积极的变化。陶行知采用了一条教育途径，即渴望中国的教育家们领导一个教育阵营，来改变中国人的各种态度和观念。

在将关注目标转移到国际范围后，陶行知同样看到马尔萨斯困境也困扰着世界的其他民族。他警告说目前的这种在所有国家的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在对几位国内外学者所使用过的数据，在主要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可耕作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再继续变坏的比率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后，陶行知得出了和他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所得的同样的结论，“世界早已到了人口危机的程度。进一步增长（人口上）将降低文化水平，并且将会剥夺他人生存的机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完全觉醒并共同努力去找寻出一条控制人口的道路。”[8]

陶行知与马尔萨斯论述认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各种问题在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内容中有所表现。从陶行知所用的来源资料进行判断，很明显，在当时马尔萨斯的命题在西方的和中国的学者中十分流行。陶行知关于在民族国家中和国际社会中实现平等合作和相互帮助的倡导，以及国内和国际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意义对经济发展和人类再生产制定规划的计划。在当时中国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同样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他为了使中国的民族和教育逃脱困境而建议的三条相互联系的道路，成为他的“生活教育”新的目标，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指导了他的教育改革和社会重建（思想和重建）。

中国乡村的重建：陶行知的工学团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标志着一次（种）新的民族危机，并激起民众强烈的抵抗呐喊。这一事态向蒋介石以及广东、广西的分离主义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而之间达成妥协。通过紧张而复杂的谈判，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签署同意了（尽管后来被证明是不可实施的而被撤回）。为了在政治领导层的改组过程中获取优势，冯玉祥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时任行政院院长孙科，要求恢复陶行知的自由和恢复晓庄学校，因为孙科曾是与陶行知一起在美国学习时的校友。1932年1月底，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废止涉及学校以及陶行知的先前那个命令。

五月，南京教育局从国家教育部正式收到相似的命令之后，陶行知派送了自己以前的六个学生，去重建晓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除了重开晓庄学校，他还有几个新计划：试验一些普及教育的有效和经济的道路；开办一个夏季学校来培训教师，使他们可以教授孩子们科学；开办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来促进对乡村师范教育和孩子的科学教育的研究。

然而，陶行知重新开办晓庄学校的意图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实际支持，因为保守的政府不可能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学校存在于自身的眼皮子底下。为其夏季学校招募上千名教师的海报也许使政府非常担心。另外，陶行知当时在《申报》上对政府的直言评论也使蒋介石非常恼怒，为此，蒋介石甚至发布个人命令，要求《申报》的所有者开除陶行知和黄炎培二人（当时这二人正站在该报所进行的改革后面）。重开晓庄学校的失败以及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推动了陶行知去找寻一条重建乡村和民族国家的新途径，这就是他在《古庙敲钟录》这篇小说里所表达出来的。

下面的一个故事阐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如何符合了乡土中国，以及工学团作为一个新组织，如何能够被成功组建和运行，并且还延伸到了整个国家。这个故事与陶行知一年多前所写的《中华民族及中国教育的脱困之路》二者之间，在探索一个处于贫困、冷漠、人口过量和帝国主义等不利条件下的中国如何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问题上，既有着理论渊源，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无名的村庄及其并不特别的地理位置，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一般意义上的村庄的典型（尽管该作者在后面给出了一点线索，即该村在上海附近）。钟儿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里的主角。钟儿是一个年仅16岁的孤儿，在一个旧寺庙中以敲钟和服务为生。他被刻画成一个有可能完成中国农村现代化改革的年轻人。作为那些几乎完全按照务农生活的自然环节来过完自己一生的其他农民的反面，钟儿是一个具有革新形象的人，并被描述为一个通过他所能收集的所有的传统几何学和天文学知识经历而具有一种更为现代的时间概念的人。尽管钟儿并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具有好奇心，自学成功了如何去读，如何去写，以及如何去制造简单的科学仪器设备和完成科学实验。他同样也创造了一种反对农村不平等以及压迫的正义意识。陶行知塑造的这一连接科学与平等的形象，明确地以为这是去支持他自己的民粹主义观点，即改革的主力军就存在于中国的农村之中，并且需要被发掘出来以领导乡村的重建。

故事揭示了存在于钟儿和自己和尚师父之间的一种冲突：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如今认识到自己可以不去做那种从小就被命令去做的工作——为师父倒夜壶。他告诉作为自己生命最主要组成的师父自己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他被逐出师门，而不得不准备去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找寻一份工作。随后夜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但为他保住了在旧寺庙中的工作，而且帮助他认识到了自己要为所有农村孩子开办一所学校的梦想。夜里发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师父和尚与一位寡妇关系暧昧，他恳求钟儿去劝说那些村民不要将他们送去乡村审判处。钟儿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善意，提出了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折中解决方案，包括和尚娶这位寡妇为妻并还俗，然后将寺庙转建成一所乡村学校。将寺庙转建成为学校，对于所有村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天生民主的钟儿号召举行一个村民大会来讨论这件事。从来都没有主持过会议的钟儿能够通过学习如何组织一次会议的手册来克服重重困难。（孙逸仙曾经著过这样的手册，这是众所周知的）通过钟儿所指导的民主程序，村民们匿名选举了一位会议主席，当选的标准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劳作来获得食物的真正的农民”“擅长农耕”以及“公平、热心肠、表达能力强”。钟儿自己则当选为秘书。钟儿为这次选举所设置的要求是：村民大会的主席必须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农民”。这一要求反映了陶行知的理想是乡村重建的领导不能是地主、乡绅或外来力量。陶行知在这个领导的问题上将自己的乡村建设与梁漱溟和晏阳初这两位的乡村重建领导的主张区分开来。

经过几次讨论之后，村民们达成一个共识，即在保留寺庙作为一个供奉地方的同时开办学校。包括村民会议主席钟儿和作为“极受尊敬”与“时刻准备帮助穷人”的宋姓老妇在内的一个为学校找寻老师的专门委员会被选举出来。这个宋姓老妇明显是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陶行知的新乡村领导者的标准主要关心一个人的品格、能力以及该人在村民中的声望。这些细节反映出陶行知的现代化计划是非排他性的，同时也是温和地对待人民的宗教信仰和贫苦阶层。

乡绅成员只是潜在的反动者，比如故事中的“大胡子王（汪）”。钟儿仍然可以说服他不去谋求学校老师的地位。看起来陶行知相信农村中绝大多数的矛盾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和劝说的手段得到解决。他同样深信村民具有实践自己民主权利来选举他们的代表以及决定那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的能力。陶行知因此否认彼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的农民没有实践民主的能力。这次选举景象明显是基于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时期的相似经历，那时的他曾经同意一个小学生主持一次村民大会来讨论在干旱时期如何更好地分享村庄的水资源。尽管那时是陶行知及其学生作为会议顾问，但是在故事中村民们被描写成完全由他们自己以及当中的积极因素的指导来进行实践。对这些事实的修改是为了显示农村民众有能力通过民主的实践来解决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钟儿与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一起来到城市寻找合格的教师。通过宋姓老妇的说服（她看起来是大部分乡村农民的道德代表），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来自阶级的巨大差别到穿高跟鞋、吃西餐直到追求西方的潮流和个性都受到嘲笑。尽管钟儿的思想比较开放以及对城市文化持容忍态度，并且不会赞成像宋姓老妇那样的讽刺批评，但是他在城市中看到的积极事情，相比较如电灯和哈哈镜这样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来说，仍然显得十分有限。这一点也许很好地解释了陶行知对于中国西化的城市文化所持的矛盾，这一痕迹同样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中看到。[9]

农村的代表们和朱姓教师发现彼此正是对方真正想要的。作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发言者，朱姓教师代表着晓庄学校极力想培养的新型乡村学校的老师。在相互晤面过程中，朱姓教师对离间手工劳动与农民关系的传统学者和其作为代表的能够整合二者关系的新型教师作了区分。他同样也明确表达，中国人民需要老师去教给他们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去生产，因此，给予新型教师一个主导角色，他的教育改革的目标在于促进国家重建：

教会人民怎么务农的人是农民的老师。教会人民怎么更好地生产的人是工人的老师。那些教会四亿国民去精通自己的民众权利，去保卫国家，去丰富民众生活以创造出真正的中华共和，以及去联合那些平等待我的民族国家以创造一个平等和自由世界的人，才是国民甚至人类的老师。如果农民不尊重老师，那么他们必将走向破产。如果工人不尊重老师，那么他们的工作必将变得粗糙。如果国民不尊重老师，那么国家无法变得富有与强大。如果人类不尊重老师，那么世界将无法拥有和平。[10]

一回到农村，钟儿立刻急迫地向朱姓教师表示旧寺庙将被改建成学校。然而，朱姓教师却以一种新的学校和教育理念来开导他。他带着钟儿走出寺庙并绕村庄一圈，从铁匠铺和铁匠到建筑工地和泥瓦匠，再到蔬菜园和菜农，告诉他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学堂和老师。这无疑就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注解：所有地方和所有人都可以作为学习的经历。然后，朱姓老师告诉钟儿他的关于人们生活和教育的三层境界：

人们的生活可以有三层境界，那么教育也一样。你所说的属于第一层境界。海里的鲸鱼、天上的鹤以及森林中的狮子是多么地自由和快乐！如果教育达到了这层境界，那么学校也就变成天堂了，学生也成为了活着的上帝……”“如果你是一只自由熟睡的狮子，这时一只老虎突然出现并攻击你，你将怎么办？”“我会将老虎往死里面打。”朱姓教师回答道：“对的。当直面它的敌人时，活物必须反抗。这就是第二层境界。”我说：“是的，我渴望自由。我渴望为自由而斗。”朱姓教师说道：“现在你看这颗种子！……如果这颗种子想发芽，想成长，想开花，想结果，你就必须允许它有时间躺在壳里面，埋在土里面，缓慢地吸收水分、营养、空气和阳光来成长。这就是第三层境界。[11]

人类生活和教育的三层境界被描述为古老寺庙学校的目的——一种新式学校和教育。通过植物和动物的比喻，陶行知的意思是想说一所好的学校和一种好的教育应该能够使个人无论是在好的环境下还是在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成长，能够自由生活，能够对任何压迫自由的企图精心抗争。陶行知在杜威的成长教育思想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如个人维持自己生活力量的能力，在反动条件下成长的能力，自由生活和为自由而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他个人的和国家的经验中得到的教训。

朱姓教师致力于为那些超过入学年龄的或者未能通过入学考试的人提供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的目标——正如中国的学校在那时候的实践甚至今日仍然存在于幼儿园和小学当中的一样。他通过倡导知道某事的人来教会那些不懂的人这样一种更有活力的和更为民主的角色扮演的方式，消除了老师和学生二者之间的传统划界。如果人们采取这种角色扮演，那么不但他们的教学和学习机会会急剧上升，而且阶级等级制度也会被夷平。对于那些无法入学的人，虽然是继续教育，但是教育依然可以为他们所享有——这就是陶行知曾经在群众教育运动中所使用过的方法。正如陶行知相信六岁之前的发展模式根本地影响着一个人后来的人生发展一样，朱姓教师同样倡议通过父母教育及学前教育来为孩子提供早期教育。

正当学校即将开办的时候，农村的保守落后势力，开始试图通过散播关于朱姓教师未能通过全城一般考试的信息，来动摇村民们对这位新老师的信心。朱姓教师将很难跟村民解释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己考试的失败其实是由于自己反对不再被信任的教育体系的结果，而并不是自己无能的结果。然而，不久后产生的一种危机情形证明了朱姓教师确实是一位有能力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村庄领导者。当一群土匪来到村中的一位乡绅家中敲诈勒索钱财时，这位乡绅带着家眷离开村庄逃到了镇上，因而将土匪们的骚扰“留给”了其他村民。在一位无辜的小孩被杀之后，整个村庄陷入恐慌和无助当中。对此，朱姓教师觉得自己该做些事情。他请来一位退休了的军队长官来组建一支村民护卫队。通过几个时辰的训练，护卫队的成员就获得了与土匪斗争的信心。这一小插曲同样再一次地基于晓庄的现实经验。带着当初组织村民的这种热情优势，朱姓教师决定通过普及军事教育来助力生活教育，这能够培养一种有组织的生活习惯并锻炼村庄自卫的能力。于是，另一场村民大会得以召开并通过了六点决议，其中包括普及20-40岁的身体健全的男性村民的军事训练。尽管针对妇女的军事训练是自愿的，当时仍然有不少志愿者依据自己的能力承担了不少重要的任务。在学校学习的儿童也同样在各自的环境下接受军事训练。

除了自我保护以免受土匪的侵袭，自清朝以来中国乡村一直持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全面军事教育的最根本目标，根据朱老师所说，就是所有的村民变成士兵，整个民族变成军队，但是却没有一个专业的士兵。陶先生深信，全面军事教育将开发和释放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以对抗日本。他也深信，中国人民的自卫能力将结束军阀混战，而且，通过将专业的士兵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也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12]

在合适的时间，有了合适的策略，朱老师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村民动员工作。针对钟儿怀疑这种成功的先例能否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适用的问题，朱老师表示深信不疑。事实上，他的回应可以看做是对怎样提高和普及生命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有效策略。

在古老的乡村里，军事训练的普及乍一看是意外的，事实上，它源于生命的需要。在我来这儿以前，我已经决定实施军事教育。一个被土匪杀死的孩子让我有了立即采取行动的决心。如果不是这个残酷的震惊，如果不是村民们感受到刺骨的疼痛，无论我们怎么积极地去倡导，它也将很难得到全面性的回应，我们的努力也将是白费苦心的。简洁地说，教育来自于生命的需要。只要你用教育的力量去满足人们的生命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就绝对不会错的。有了这种理念，生命教育就可以从自我保护中，从工作中，从养育人口中，从生育中，甚至从扫地擦桌子中得到。如果你目睹了一个弱小的国家被入侵，东北的三个省被占据，孩子举目无亲，你却不是教人们一些实用的军事技能而是坚持让学生们稳坐教室里读死书，那么像这样的教育就是培养奴隶的教育，是镇压和屠杀民族的教育。[13]

朱老师指出，为了效率起见，教育必须能够解决人们生活中大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时期，教育必须能够激发人们学会自卫和反抗。他对中国教育的激烈批判折射出了陶对九一八事变后在学校流行的商业化的日益不耐烦。他认为，这种对人们遭遇伤害和国家危机的漠视不但是不道德的，也是民族的自我毁灭。

为了满足国家危机时期的需要，朱老师提出了六个基本的训练：（1）全面军事训练，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卫士；（2）全面生产训练，使每个人都成为创造财富的生产者；（3）全面科学训练，使每个人都用脑工作而不是仅仅用手；（4）全面家庭规划训练，让每个人在达到生育年龄后，生育较少的且更健康的孩子，以提高民族的素质。这就是陶提出的应对民族危机的生命教育规划。[14]

先从乡村孩子的教育说起，朱老师指导他们每年制订个人计划和集体计划，包括识字教育和科学教育，个人保健，环境保护，社会服务，军事训练，以及民主训练和生产训练。生命教育课程的特色就是，有小部分的学术科目，大部分的实用技能学习，以及为了乡村重建而设的集体活动。基础教育的基本科目，比如算术被去掉了，而开始着重科学实验以及手工制作，比如制作乐器、玩具以及日常用品。孩子们可以学到怎样种蔬菜和大豆，怎样制作牛奶，怎样养鸡，怎样种树和修路。鉴于只有最小的需求，个人的计划可以为了满足每个儿童的需要而修改完善。至于集体计划，个人不能随意违抗，因为它反映了集体的意愿。

因为乡村重建不能仅仅靠儿童组织来完成，朱老师开始转向青年一代，他认为，青年人是乡村重建的支柱。受到儿童组织和钟儿的鼓励，男女青年很快自主组织起来，并且制订了每年的乡村重建计划。他们的计划延续了生命教育课程的儿童版，但是也更适用于成年人的需要和能力。例如，他们开始对科学的农场生产进行试验，开始学习手工艺品技能，建立合作社、剧院、音乐吧和读书社。

在朱老师的引导下和钟儿的帮助下，村里所有的儿童和年轻人都被组织起来了。用朱老师和钟儿的话说，“我们决心不让任何一个人成为生命教育的漏网之鱼”。[15]一旦被组织起来，村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力量并且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地方以及国家事务的责任。青年人想要夺回中国的东北的积极性和自愿性表明了中国人价值观和态度的转变，即从原来的家庭主义、地方主义、宿命论开始向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行动主义转变。钟儿评论说：“由于生命教育的作用，村民们很快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从一个村庄到整个国家，从古老村庄的自卫到整个国家的自卫。”[16]

因为正在形成的儿童和青年的这两个组织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朱老师把它们称为“工学团”，以解释它的三重功能：“像小的学校，像小的工作单位，像小的社团。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进步；工作单位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社团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公平和互助，乡村和国家防御。”[17]在这个三合一的整体中，朱老师很为发现正确的乡村和国家重建的形式而兴奋。

工学团最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三个功能合为一体时）它将使相对稳定的人类团体变成非常有意义的组织。在古代社会一个家庭就近乎一个小的工学团，而一些著名的中国古代帝国军队就是大规模的工学团。所有这些相对稳定的工学团将会因没有工学团的意义而变得腐朽衰败。任何单位都不应该是机械化的被管理。以监狱为例，如果它被机械化管理，它将比地狱还恐怖。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监狱都变成工学团，那将多么重要啊。再往深层次想，如果所有的家庭、商店、工厂、学校、军队、村庄都成为工学团，如果每个人都学习和进步，如果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互助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保护自己，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多么有尊严的民族啊！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正在孕育着工学团的种子。园丁们正将它们洒向祖国的各个角落！[18]

尽管正在为伟大国家和团体的繁荣前景而兴奋，钟儿也禁不住开始担心“工学团的种子”在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和组织中找不到“合适的土壤”。现存的学校、工厂和军队就会开始反抗学习和工作、平等和互助这些观念。朱老师对中国的形势并不比钟儿对现代中国教育的信念显得乐观，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面，不能培养为保住他们优越地位的精英班级。但是，朱老师能够察觉到中国乡村教育缺点中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不利条件，并且提出了他的“乡村第一”策略。

还没有普及，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如果教育普及了，那么就更加难于普及工学团。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只会培养出大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如果这种教育在每个乡村都普及了，那么就更不利于工学团种子的生存。对中国的新教育来说，中国的乡村是一片新天地，也是工学团最好的育儿所。园丁们将会在育儿所里被培训。当我们创建一个育儿所时我们也要培训一群园丁，这些园丁将会到处种植幼苗，直到它们遍布世界的尽头。当中国一百万乡村中的每一个都变成工学团的时候，中华民族的85%都将是多产的、进步的、平等的、互助的、自卫与它卫相结合的。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19]

朱老师关于中国乡村最适于建设工学团的信念，与毛泽东和苏联的平民主义中的“落后的优势”以及社会主义在乡村中的巨大潜力这一思想是相似的。一旦工学团在农村被全面普及，正如朱老师指出的那样，它将意味着85%的中国人将被组织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且转变成新的公民。

必须承认的一个问题是，要想说服另外15%的城市居民参加到工学团中来，就和要说服大规模的农村人民的工作一样令人退缩。朱老师肯定了钟儿，认为人类意志和智慧的结合总能创造奇迹。

你可能听说过“愚公移山”的故事，但是也不要忘了“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在埃及，你可以看到人类将沙漠变成沃土的奇迹……世界是由人类的意志和智慧造就的。只要你有意志和智慧，你就肯定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再者，工学团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所有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无翅而翔，它自己就可以飞到学校去，飞到工厂去，飞到监狱去，飞到军队去，飞到任何群体里去。[20]

朱老师乐观的预言反映了陶先生的信念：正确的观念和理想可以改变人和世界。朱老师深信，工学团将会流行，特别是当它被证明是现行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最好替代时。除了工学团靠自己的好形象启发人们而得到“自然扩散”外，朱老师还看到了一个更快的“不可避免的扩散”：在中国，当常规学校的缺乏和日益增长的学生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变得很严重，以至于整个民族要“觉醒”，“被迫寻找出路”……“在生存和死亡的交接点，整个民族可能需要一个整体的动员和调动，来过一种工学团的生活。在那种情况下，转危为安就会像转动一下手腕那样容易了。”[21]换句话说，陶先生期望，由不合理的经济进程和人口过量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可以刺激中国人民去接受根本的改变。

按照朱老师所说，工学团运动的成功依靠五个因素：决定、实用技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也就是说，是人类意志和物质条件的共同作用。观念改变之后，最重要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收集资本，这可能需要创造性思维来解决。朱老师指出，如果每年的教育和军事支出都用来开展工学团，如果老师、学生和士兵都变成生产者，这些生产的力量将会把中国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22]当钟儿为这个美好的观念鼓掌时，朱老师告诫说，将学校变成工厂会吸引追求利润的人。为了防止这一点，他提出将“培养合理的人生”作为工学团的真正宗旨。

你可能只知道学校里有书虫，但你可能不知道工厂里也有蛀虫。如果你把一个工厂的标志举起来，那些金钱崇拜者就会趋之若鹜。那么，在这儿，每个人都想挣钱，金子比任何东西，甚至人的生命都重要。因此，即使你建了工厂，它们也不再是你心中的工厂了。作为一个规则，那些人管理学校却只在乎书本而忘了人的生命，那些人经营工厂却只在乎金钱而忘了人的生命，那些人领导社会运动却只知道喊口号而忘了人的生命。如果你把这变成那，把那变成这，但是却忘了最重要的前提是人的生命，你还是会失望的。我们的工学团只是把人的生命作为主要的前提。在我们的观念中，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为了培养理性的人生，我们反对学校、工厂以及一切其他忽视人的生命的组织，我们要试着去创造一个充满了人生意义的工学团。把学校变成工厂只是相当于把一个缺乏人生意义的组织变成另一个没有意义的组织。在那种情况下，一狼被驱走，另一狼又至……永远不要忘记“培养理性的人生”是我们真正的宗旨。[23]

朱老师倡导把人道主义作为工学团的引导性原则。工学团的最终目的是，把每个社会单位和组织，无论是从家庭到工厂，还是从学校到军队，都转换成由平等互助的人道主义指导下的团体。这是在最基本的自然变化基础上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以及与其他人类相关的各种方式上。

陶行知已经找到对于农村和国家重建的形式和基本原则，进而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转向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因为古庙村的支柱产品是棉花，朱老师就指出在村民的实践中“一个非理性的现象”，即把棉花以很便宜的原材料价格卖出，然后以比较高昂的价格买回已生产制成的衣服。他认为村民应该掌控从棉花生产到衣服制作再到生产出完成品的衣物比如他们自己用的铺盖和衣服这样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

古庙村的重组和改革开始引起城市里人们的关注，他们来到古庙村参观访问，但是却几乎没有人去尝试着努力理解他们所看到的情形的真正含义。这个故事的结尾停留在唐博士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主流的经济观点和朱老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新观点这样一个争论的顶峰。唐博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村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乌托邦，是退步的表现。无论是在价格和商品的质量上，半手工式的工业都是无法与机器工业竞争的。他呼吁古庙村放弃半手工的工业，引进最现代的机器以增加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朱老师则坚决主张在中国发展一个有秩序和理性的工业化，这样可以防止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并且保护中国国家工业的发展。

从外国学习的正确方式就是完全学习工业化的整个过程。就拿西方的印刷方式作为例子：我们必须完全学习植树造林、造纸、炼钢的方法一直到印刷机的生产和机器印刷。如果我们仅仅只学习机器印刷，我们将会没有钢铁来制造印刷机，没有树木来造纸。结果就是当我们建立了印刷厂或是报纸时，我们却不得不买外国的机器和外国的纸张，因此印刷厂和报纸就会成为国外造纸业的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和宣传机构，那么他们自己真正的生活就会掌控在外国造纸商人的手中。因此向外国努力学习的过程应该有秩序。一旦这个秩序发生动**，那么将会在工业王国造成混乱。[24]

在这里朱老师坚持认为全国性的、理性的、有计划的工业化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引进国外的技术和机械而不是进口大量的外国商品。唐博士认为不能够质疑全国性的计划经济这样一个观点，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更应该把这个观点放在一个普遍正确的位置上。唐博士关注技术和生产力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使手纺车尽可能与比手纺车快四十四倍的纺纱机竞争？朱老师认为可以用贸易垄断和充分就业两个策略来应对。他认为在棉花生产地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掌控从棉花生产，纺纱，编织到衣服制作整个过程，那么他们就能够节省掉运输和中间商的成本。除此之外，有计划地生产还能够帮助他们避免由于库存过多而产生的问题，从而来进一步降低成本。另外，能够在每年的持续进五个月的淡季调动两亿体格健壮的农民来做纺织和纺纱的工作。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手工制造的衣服价格将不会超过机器制造的衣服很多。

一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钟老师看到了他加入到这个争论的时机。他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提议——城市的消费者加入到生产和自给自足的消费中。他提出参加运动的那些穿着经过纺织而制成衣物的人在道德和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如果把抵制外国衣服和保护国家市场分开来看，参加者将能够学会欣赏手工劳动。朱老师支持这个观点，认为他不仅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而且也是最后的努力去挽救中国民族免于被经济的帝国主义所征服。这两个策略反映了陶行知关于如何把在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和资金短缺的弱势转变成农村工业化的优势这样一个观点。

作为对唐博士关于半手工业在与机器的竞争中迟早要消失的警告的回应，整体上来说朱老师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效率和利益的原则，进而提出他关于“新机器主义”的人性化的理想：

我不反对机器，但是我感觉我们关于机器地位的观念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在制造机器中，人们集中于生产：如果一个机器能够生产比较快，比较多，比较好，就会被认为是完美的。而操作机器的工人是完全不被考虑在内的。在将来，发明机器的科学家必须转变关注到工人身上。我们必须制造机器，使机器能够被人们所利用而不是奴役人们；能够使人们获得收益而不是伤害他们；能够养育人们而不是危害他们。我们的选择是使那些用各种各样机器的人能够喜欢他们。在将来，只有把人们的生活放于中心位置的新式机器应该存在。那些奴役、伤害、危害人们的机器必须被破坏掉而在熔炉里重新制造出把人们的生活放于中心位置的新的机器。这种把人们的生活放于中心位置的新的机器没有野性的欲望：它不会把人们的世界转化为天堂，也不会把人们的世界转变为地狱，它的任务是简单地把非理性的世界转变为理性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尽力去实现的新机器主义。[25]

这个“新机器主义”听起来非常像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乌托邦和甘地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观念，这些观念陶行知可能也非常熟悉。它与克鲁泡特金的非资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工业化有很强的相似性。[26]除了竞争，效率和利益也能够使人们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中国的工业化应该被人文主义的原则——工人的快乐与全面的发展所引导。在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人文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陶行知认为他已经发现对于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到工业经济的合适恰当的方式。很明显在一年以后，陶行知关于他激进的提议——对于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控制生产过程和充分就业或者是半手工业工作中又有了另一种想法。当这个故事进行到第二种印刷术时，他删除了关于朱老师和唐博士的争论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