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教育理论家、改革家。他的理论依据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大众教育和乡村教育。30年代则为半工半读和“国难教育”。

陶行知出身于小康之家，1896—1905年在旧式学堂读书，他智力过人，记忆力极强。1905年可能由于取消了科举，他进了一所教会学校，主修英语、数学，三年内就修毕四年课程。之后他进了杭州的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广济医校。因为他不愿受洗入教而被取消了奖学金，他对今后从医为业又丧失信心，于是离校去苏州。他和他的兄弟一起读书，过着贫困的生活，靠典当衣物度日。最后他于1911年进了金陵大学文学系。

陶行知在南京开始从事教育和政治，这两项是他此后毕生从事的事业。1911年革命前后，他是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发起政治辩论会，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演说，并主编校内杂志《金陵光》学报。他虽是文学系学生，但对数学仍有兴趣，又发展了对教育和哲学的兴趣，经常和朋友们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世界的关系。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陶行知为王阳明非正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知行合一”说所吸引，他也为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的教育理论所折服。“顺其性之所至，循循而善诱之”，这个训条成了陶自己的理论基础。为了表明他同王的密切一致，他还取了“知行”作为自己的名。

1914年，他在三年内完成了四年的课程，毕业时名列前茅，是年夏，他在亲戚资助下去美国留学。他原想在市政机关工作，所以进了伊利诺伊大学作研究生，学习政治。他选修了教育行政课，由杜威过去的一个学生授课，正是这个教员使陶行知对杜威提出的哲学和教育体系有了初步了解。这给了陶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入研究“杜威体系的源泉”。他在师范学院一直到1917年夏，潜心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决定毕生从事教育。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以杜威和王阳明的思想为依据，开始发挥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此后20年中，他努力把这种思想具体化，首先争取人们注意这种理论，然后把它变为一系列的实际方案，以适应中国不同时期的特殊需要。这些方案包括群众识字教育、乡村教育、工读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国民教育，最后是民主教育。陶当时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最初他发现新思想很少有人感兴趣，他准备以杜威的原则改造学校的打算遭到否决，教育系内部的反对使他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1919年初发表的他那篇侃侃而谈的文章《教学合一》，很少受人注意。陶毫不气馁，继续宣传杜威哲学的主要内容，如教师的首要责任是教学生学习，教授方法应与学习方法相联系，学生应该不断求知而不把自己的知识看成是静止的、最终的。陶的事业转折点只是到发生五四运动时才来到，新思潮和活动压倒了学校（那时称为东南大学）的保守势力，陶终于真正能担负起教育系主任的责任，并开始实行彻底改革。

陶行知担任了东南大学有名的教育系主任后，成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主要宣传者。1919—1921年，杜威来中国访问，陶担任杜威在南京讲学时的翻译，这次讲学是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大学之间的这次接触，也使陶自1919年以后同与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月刊有关的人群发生了关系，而蒋梦麟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学习过。陶为此月刊写过一批文章，讨论有关改革中国教育的问题。该刊的拟稿人还有黄炎培、郭秉文、罗家伦、胡适、蔡元培等人。1921年冬，这些人创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是首创人。1922年2月，该社在上海首次开会，陶任总干事，他同时又主编《新教育》，这个刊物当时已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

杜威访华，教育社成立之后的年月中，陶行知开始实行他的第一个大规模计划：民众教育运动。1923年6月在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两个月内，这个运动扩展到武汉及其他城市。8月，民众教育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大会，设立常设机构，以熊希龄的妻子为主席，晏阳初为总干事，10月开始了大规模活动，到1924年6月，已遍及20个省和行政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主张在民众教育运动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从杜威那里他获得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初始源泉。陶行知抱着这些观念，着手开展识字运动，认为只有民众识了字，中国的民主才有足够的基础。陶的“工具”就民众教育运动，其具体计划就是群众识字。他打算在短期间取得最大成就，因而把工作集中在城市进行。作为“群众读书网”的夜校开办起来了，它简单地由各种社会单位所组成，在家庭、商店、工厂、旅馆、学院，识字的人教文盲识字。此外，他还发起“一教一”运动，要每个新识字的人至少教一个不识字的人，他还创立许多活动中心，使流动工人、人力车夫等人都有求教之处。

民众教育运动不断发展直到1927年。陶行知也继续表现出那种单纯的热情和精力，蒋梦麟把它称作“传教士精神”。为了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陶身穿棉布衣裤，头戴圆帽。他的同事常说他是回国留学生中“最彻底的中国人”。1927年3月，民众教育运动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被国民党保守派官吏和军阀看作是危险的运动，尤其是因为陶的朋友中有不少左派作家和知识分子。由于来自这些首领的压力，陶于1927年3月，另作新计划，一个月后，民众教育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陶行知看到他的活动在城市里受到阻难，就转而从事乡村教育。1927年3月，他和赵叔愚在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子晓庄创办了一所试验师范学校。开始时只有13个学生和一些遮蔽风雨的帐篷。晓庄师范的计划强调训练师资，复兴乡村，它致力于通过实践教育使学生具有主办乡村小学的本领，组织学生深入农村生活，从事体力劳动以改变思想。其教学方法完全是“从做中学习”。晓庄师范除作为培养乡村教师的创造性事业外，还计划以此作为一种学校的样板，其目的是要在全国完成乡村复兴。陶赞同生活教育的全部内容，反对单纯的课本教育，他为中国的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行动是知识的源泉”等口号。1927年底，这个学校及其办学方针已得到普遍承认并为人所仿照。

乡村教育运动，像民众教育运动一样继续蓬勃发展，直到1930年秋天，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陶深感有可能被捕，逃到日本。大约这时，他已把他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他的改名可能是为了表明参加当前的实际生活。不管怎样，他此后就是以陶行知之名而闻名于世的。

陶于1931年春回到国内，此后四五年间他从事各种教育活动，为儿童创作故事歌谣，编辑一套儿童科学丛书，创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翻译了几种西文文学作品，但他的译稿在1932年1月28日日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时被毁。这场大火也不完全是个灾难，因为它使陶转而从事于他的第二项大计划，陶认为团结中国人民自己保卫至关重要，于是创立了生活教育社并主办双周刊宣传这一思想。

陶行知根据在晓庄师范的经验，发挥了他的“工读”学校的思想，希望群众能自食其力，通过学习而了解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加强团结以保护自己。1932年10月1日，他在上海办了第一个工读学校，一年间，学生人数从十一人发展到三百多人。不久，别的工读学校也建立起来，1934年工读运动已发展到21个省。工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陶所创立的“小先生制”。依据这个制度，小学儿童是成年文盲的教师，他说，“学校要成为发电厂，每一个儿童是一根电线，将电力输送到群众心里。”与此相适应，他又创办了另一个协会，在1933—1934年，把“小先生制”推广到工人农民中间。

1935年，日本问题变得越加严重，陶行知的事业开始更为明显地转向政治。为了应付国难，他提倡“国难教育”，这是一个同他取得成功的工读计划类似的改造群众的计划，但要求取得比工读计划更快的效果。陶为此又创立了一个协会宣传这个主张，并为此旅游各地。

1936年夏，陶作为代表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有关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制”的报告。在欧洲期间，他以成立一年的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个组织是为了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而建立的。一年后，他作为代表又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在这次出访中，他似乎与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一起旅行，还一起去拜谒了马克思的墓。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时，陶正在美国，他为团结美国华侨支持祖国而进行活动，并吁请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拒绝向日本供应军火。据说他还登记了华侨洗衣工人的名字，请他们在洗涤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装进支持中国的宣传品。陶从美国又到了其他二十多个国家，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援，1938年秋，他经香港回国。

陶行知回国后，以他惯有的全力以赴的态度从事抗战工作，他到了国民党管辖地区后，立即参加筹设战时教育协会，并制订了活动计划。战时教育也是以生活教育的原理为根据，但是适应战时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保护群众，动员群众的需要。大约与此同时，他在桂林成立了生活教育社临时总部，暂任理事长。1938年他被任命为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他还着手改善他奔赴内地途中所遇到的成千上万逃难儿童的生活条件。1939年6月，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收容一些有才华的孤儿，分成八个班（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班及非专业班），其课目强调生活教育，他希望以此成为全国的教育模范。陶行知虽然忙于其他工作，学校又经常缺少经费，他还是坚持把学校办下去。

这所学校和国民参政会，是陶行知在战时的主要的工作。但在日本战败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争取和平防止即将来临的内战的斗争上。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会委员，负责两种出版物。此后，他又在上海忙于处理新的教育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青年工人创办社会大学，该校学生甚至可以选举学校管理人员以至校长。陶认为当此时机，生活教育必须有社会的，尤其是政治倾向性，于是，他的民主教育的理论就在社会大学和其他学校中加以实施了。

1946年中，内战势头再行加强，城市动**加剧。同年6月，陶参加了一个上海派出的大型民众代表团赴南京和平请愿。一个月后，中国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双双被暗杀。陶十分激愤地说：“一个为民主而牺牲，千万人将起而代之。”当时谣传，陶行知已被列入黑名单之首，陶时时刻刻准备接受挑战。为了在打击来临之前把各项事情处理好，他不顾血压升高而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他因过度紧张，于1946年7月25日中风死在上海，享年五十五岁。各地发来许多唁电，其中有来自延安的毛泽东和朱德，唁电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的遗体安葬在南京附近晓庄师范旧址老山山头上。不下于53个团体参加了正式葬礼。1947年由纪念委员会出版了《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全书七百多页，收集了一百多人的颂扬文章，其中有司徒雷登、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马寅初、史良等人的。

陶行知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群众疾苦，他毕生极其关怀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穿着同他们一样的衣服，说着同他们一样的语言。他的白话诗确实是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成的民歌，他以此建立了和群众的联系。他出版了十册这样的民歌，旨在进行教育，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他把一些生日、纪念日、婚礼、丧礼等，都用来进行教育。就性格来说，陶行知具有独立思考、讲话直率、行动敏捷的特点。他对群众和孩子比对自己家庭还关心，关心朋友比关心自己为重。表面上，他看来很冷静，一旦发言，他的思想和感情就争相表露。他生活非常简朴，仅有的奢望是吃花生米和看戏。

作为一个著述家，陶行知首先是由于翻译杜威及其他西方教育家的作品而出名的。1922年他出版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8年出版了《民本主义与教育》，这是杜威的《民主和教育》的中文本。作为一个创作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关教育的论文。此外还写了许多书，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和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1928年的《中国教育改造》，1929年的《知行书信》，1930年的《教学做合一讨论集》，1934年的《老少通千字课》，1936年的《中国大众教育问题》，1944年的《育才学校手册》。他逝世后出版的有1947年的《行知诗歌集》《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1949年的《陶行知先生遗著》，1950年的《行知歌曲集》《伪知识阶级》，1951年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有关陶行知的著作有：1949年出版麦青的《陶行知》和戴伯韬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1950年生活教育社编的《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和何公超的《鲁迅和陶行知的意识》，1952年潘开沛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陶行知遗有他的续弦妻子吴树琴，四个儿子和不少孙儿女。他在1914年结婚的前妻死于1936年。

[1] 原载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