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9年的热情发动起来的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受到严重挫折。郭秉文，这位在东南大学聘请归国的留美学生为教员，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人物，此时却避居纽约。改革运动的幕后主将——蒋梦麟，为北洋军阀当局所驱逐，隐居于上海的公共租界。蒋的继承者、《新教育》编辑陶行知则退出国家教育机构，致力于他的试验师范学校，扩大非正规受教育机会，从而开展乡村建设。

杜威对这些人及其教育改革活动有过重要影响。在那场导致1922年颁布学校改革令的教育改革运动初期，杜威就帮助确立了民主教育的原则。但是，在1930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巩固之前，这些原则根本实行不了。虽然杜威的思想成为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其影响随着运动的衰落而缩小。

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这三位改革领袖自美回国时，都曾把中国的教育机构看作促进改革的工具。郭和蒋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是中国两所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陶一直是郭属下的教务主任及系主任，后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该社在1924年鼎盛时期，有2300名教育工作者作为会员出席它的年会。通过这些组织，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新教育改革的理想在中国变为教育的实践。但是，一旦与政治权力交锋，他们则连最起码的目标都达不到而一一败下阵来。这三位教育家一触到中国军阀社会的政治势力之网，无一不被弹回。

随着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权力问题在校园内变得令人注目起来。学校当局处于控制学校经费的军阀与愤怒的学生的夹缝之中。学生坚持要求学校脱离军阀的羁绊，不带任何政治倾向，保持其独立性。因为军阀当局任意撤换校长，说得更确切些，是继续维护外国机构的特权，仅1922年，就爆发了一百多次学生运动，显示了学生对控制学校的当权人物的反抗。蒋、郭均对学生团体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情绪感到棘手，因而他们自身亦被视为维持现状的代表人物。

这三位教育家的态度是尽力把学生正义的愤怒转化为负责任的舆论形式。郭秉文和陶行知在美国曾以“舆论在中国的新作用”为题作过热情洋溢的讲演。例如，共和国将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因而值得外国人信任等等。这类声明可能是用来说服一个有关的友好大国。要修订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及特权，要根除那些借中国政治混乱而把外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合法化的借口，就必须建立起这种信任感。但是，为陶所推崇的、自1911年以来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舆论”这股无形力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觉悟，而且，这种觉悟直接威胁到这三位行政人员。因为这意味着教育机构的政治化，意味着可能导致军阀的镇压。学生们推动学校反抗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围绕着郭秉文被免职的可悲结局，这场危机日趋明显。

郭秉文校长历来反对他的学校参与政治。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的高涨，随着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呼声的高涨，许多学生逐渐认识到此路不通。就是在东南大学内部，亲国民党的教授及学生也认为，学校当局接受地方军阀的经费来办学，实际上就是在维护现状，并非是保持中立。学生中的政治派别有的对反对郭秉文的人施加压力，有的则对支持他“政治中立”的既定方针的人施加压力，一些学生联名要求教育部留任郭秉文。该校学生中有一名地下国民党员说，虽然他的宗旨是推翻军阀当局，但是，他对郭却极其仰慕。由于实在无法攻击这位令人尊敬的学校创始者，他只能退出国民党。没有第三条中间道路可走。

1925年元月，郭秉文被免职。这件事的意义已超出这位“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个人悲剧的范围。对于这位现代教育原则创始人和留美学生会保护人的攻击，意味着新教育改革运动开始衰退。1925年以后，郭秉文不再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从此以后，他一直旅居海外，为中国和国际的教育界服务。

郭秉文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结果。自从1920年东南大学成立以后，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郭不可避免地要同向学校提供经费的北洋政府及其代理人江苏都督交涉。郭与这些人的关系，以及学校的某些董事（特别得力的是黄炎培）与直系军阀的联系，正好成为国民党为了获得北方支持而加以攻击的借口。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在1923—1924年致函郭秉文，赞扬他的业绩，并公开邀请他参加革命大业。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对郭和东大都意味着是场毁灭，势必毁掉这所创办于辛亥革命期间的大学。

当时，江苏都督齐燮元一向支持郭的学校。但是，在1924年9月，齐与浙江军阀发生了战争。齐把全省一切财政收入转为军费，中止了学校经费。1924年秋，战争以直系军阀与齐燮元的失败而告终，这时，郭正忙于阻止教职员工的索薪斗争。

当时的胜利者之一段祺瑞比他的盟军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民党抢先一步，于1924年底攻占了北平。段指定马叙伦任教育部长，他根本想不到马竟然在不久以后成为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成员之一。马叙伦成为国民党地下组织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回顾东南大学的事件，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因为马叙伦和东南大学中与郭秉文持不同意见的教授一向就有密切的革命联系，有的甚至可上溯至1911年。特别是东南大学科学社的杨杏佛教授，更是马叙伦的老熟人。杨杏佛在校内一向公开反郭，一直到1924年，他被郭秉文从东南大学清洗出去为止。郭之被免职，根本原因就在于1924年后北方国民党人的影响。

杨杏佛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他既是郭秉文聘用的人也是郭秉文的眼中钉。杨杏佛曾积极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1912年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第二年政府送他去康奈尔大学学习。他的经历不同于其他学生。郭曾在俄亥俄州的奥斯特（Wooster）大学攻读学士。1919年，郭秉文任用杨杏佛为商科主任。这时，杨杏佛坚决支持孙中山，完全支持消灭北方的军阀势力。他是科学社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东南大学的扩展，杨杏佛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继被聘为理科教员。他们同北平的早期革命者都有直接的联系，同浙江派例如马叙伦等也有直接的联系。

马叙伦和汤尔和（187—1940）都是浙江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在上海搞地下斗争时，他们已经是把兄弟。作为北平地区的著名学者，马、汤及其老师，著名的浙江学者陈黻宸，在说服国民党任命他们的同乡好友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位浙江人任鸿隽，当辛亥革命胜利时，是南京地区的积极分子，与孙中山颇有私谊。任与杨杏佛在康奈尔大学协力组织科学社，他的专业是化学。继在北平教育部任职后，任鸿隽于1923年被任命为东南大学副校长。科学社在他的支持下日趋巩固，并在大学政争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郭秉文的被解职一事中，可以看到科学社与教育部关系的影子。

由于同郭秉文的关系日益恶化，杨杏佛在东大从一个系调到另一个系，一直到他所任职的商科1924年被齐燮元撤销为止。杨杏佛被迫离校，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待到齐燮元下台，郭秉文被解职后，杨杏佛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又陪同孙北上。

在任命杨杏佛与任鸿隽一事中，郭至少对他们过去支持孙中山，同情革命的情况有所了解。任的前任、副校长刘伯明同样很同情国民党，他很可能在1923年去世前就已经是该党成员。郭秉文可能看到自己的做法与蔡元培在北平的做法有些相仿——领导着一所大学，在校内可以自由表达任何政治思想观点，大学本身不表示具体的政治倾向。因而，这个立场实际上是意味着在中国可以存在摆脱政治影响而联合起来的大学。使郭秉文痛心的是：他看到他的大学实际上具有了一种政治特性，一种产生政治对抗的特性。

在东南大学，除了归国留美学生中的早期革命分子外，还存在着另一团体，该团体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不十分赞同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改革方略。这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一个思想保守的小组。他们的专业是文学，受业于古典主义学者巴必脱。碰巧的是巴必脱对杜威等现代科学的代表人物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三位于1921年到东大任教，他们在南京创办了一个刊物，反对语言改革与新文化运动。胡适和梅光迪早在1915年离开康奈尔、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就在关于学术著作中采用白话文的利弊得失的论争中意见相左。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许多中国学生同情文学改革，他们后来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新文化运动。唐钺、吴宓、胡先骕以及梁实秋等哈佛学生，在随后的几年中开始支持梅光迪的保守派立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后来在东南大学创办保守派刊物《学衡》攻击胡适。这三位编辑都与1909年南社早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有所关系，并与1905年的“国粹保存会”也有所关系。他们在有关办学事项的轻重缓急的争论之外，从来不把郭秉文当作一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

在郭秉文的学校中，保守派分子还表现在对国家主义极为敏感，这种表现形成了反对业已公认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建议的一股暗流。在《学衡》上争论不休的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本身比传统更为传统，这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都赞同，在他们所希望保存的文化传统与他们所乐意看到的、凌驾于庄严的学府之上的、作为国家的中国政治形式之间，应有一条界线。20世纪20年代中期，煽动国家主义的保守派，结果是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文化保守派的某些观点，并与之结成同盟，加强了教育家中现代保守主义的暗流。

从《中华教育界》的出版方针中，亦可发现有这种保守派观点的倾向。该刊创办于1913年。五四运动后，该刊同许多早期刊物一样，观点日趋自由，但是，在1919年，它所持的观点比蒋梦麟的《新教育》更为温和。实际上，1921年《中华教育界》的新编辑左舜生并不完全赞同杜威门徒所宣传的新思潮。左审阅了全部送上来的随着杜威访华而盛行起来的有关新教育的资料。他发现在热情宣传民主、科学，外国教育方法及体系的同时，都忽略了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可以发掘的价值。从1921年至1924年，新教育运动在教育工作者中不断扩大，作为这一期间的编辑，左的态度仅仅是有条件地接受杜威学说及其新教育思想。

到1924年，在陈启天接任编辑后，《中华教育界》开始赞同一种被教育界人士称为“国家主义教育”的新倾向。1924年后，陶行知在有关外国在中国的特权的争论中感到某种压力，这个倾向就是对这种压力的反应。陈启天同左一样，一直是畅言无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该会在鼓动教育界中逐步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中是一马当先。该团体认为教育应该起到加强国家反抗外国侵略的作用。它挑起了这场论战并得到支持。而且，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更从论战外部巩固了它所赢得的支持。这场论战主张对教育拥有充分主权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政党、地方当局或教育团体，更不是外国人。基于这种设想的教育应接受政府控制，应该成为一种能培养出在危急时刻为国家兴亡献身的国民的工具。

陈启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1924年夏接任《中华教育界》编辑之前，他同样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有意避开现实的政治。他在1919年受到这种影响，此后不久，他成了东南大学的研究生，继续研究教育。他注意到这三年中他所写的有关教育的论文都立足于民主主义原则。但是，在他毕业当了编辑后，他的观点及文章的侧重点开始转变，文章基调开始立足于国家主义原则。陈说在他的“民主主义”阶段中起决定影响的有三个方面：（1）随着第一次大战而出现的民主潮流；（2）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3）杜威的教育理论。这三点恰恰也是影响新教育改革运动和《新教育》的三点。

在编辑《中华教育界》的两年半期间（1924年夏—1926年冬），陈改变了他原先的教育与政府之间民主关系的观点。陈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工具，这几乎是陶行知观点的翻版。因为陶行知一贯坚持教育应该是国家民众的工具，应该有其不受制于政治领袖的独立性。陈启天写道，以前有关“教育独立”的议论实际上是指在举办教育的过程中，不要受宗教、政派、政治斗争的干涉；因此，不能因为“教育独立”而对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提出质疑。他宣称，利用教育作为“培养国民，发扬民族性，开创国家前途的工具”，是国家的权利。这就是改革者们坚持要在新共和国内取消的，把政教合一转变为国家主义的基本思想结构。

郭秉文已经尽力把新教育改革思想的主要方面付诸实施。他是个完全献身于事业的职业教育家，一直坚持教育脱离政治。他的中立主义在1925年宣告失败。人们可能会归结于国家主义的猛烈兴起，因为这是正当他计划使东南大学为国家效劳时所爆发的出乎意料的风暴。此说言之有理。由于国家现状的危机而引起政局动**、同僚攻击以及激进派学生的压力，这场危机又使政治同教育的关系日趋密切。这个包括教育者在内的许多团体所追求的极端选择，迫使政治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郭秉文所致力的教育改革的“政治”性质并不因为他的否认而不存在。如果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认识到国家、政党与教育的关系的话，改革者们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教育的尝试依然要遭到失败。这一点在杜威的学生蒋梦麟的个人经历中尤为明显，蒋梦麟对于巩固在1919年就开始致力于改革的团体负有十分重要的责任。

蒋梦麟在20年代同国民党并无矛盾，可是，他对于不见成效的教育改革运动感到绝望。蒋在1922年提出的“提高学术”的主张并没有减轻这种绝望情绪，当他继而提出教育改革者的问题时，这种混杂的乐观陡然成为痛苦的讽刺。蒋在1924年宣称作为团体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但是，这种没有组织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他们时而举行会议，通过几项不痛不痒的、粗浅荒谬的决议，或许还会发出一些目空一切的通电。他承认中国的知识阶层实际上是“纸老虎”，但是，普通老百姓却愚蠢地认为这个阶层会产生出平定天下大乱的“天子”。蒋梦麟的败局已定。他最后终于重审他的改革纲领，反省自己，想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承认知识分子的改革努力大多失败，到1924年已成强弩之末。他把失败归咎于军阀统治的政治问题。他看到处于困境的运动濒临绝境，用古老的“鸡、蛋之争”来解释。他说，教育与社会的极权政治可以互相影响。那么，谁先影响谁——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原来希望的以文化改革来促进社会改革的改良主义努力，结果成为恶性循环，教育和学问永远打不破这个循环，也永远不可能纠正凌驾于其上的政治现状。

他并没有像1922年那样求助于德国博爱运动的事例。虽然绝望，但他仍然在1924年强迫自己检查使他陷于如此困境的根本原因。他转向《新教育》的早期立场，即考虑到教育界人士加入政治“论战”，但不得参与政治的责任，并对这一立场作了某些修正。中国政治弊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他的这一观点始终不变。“如果人们呼吁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的回答将是：首先进行社会改革，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他并没有放弃人才贵族的改革立场，只是对原先禁止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观点作了些修正，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了解最新政治动向。蒋预计，这种必要的干涉会引起同政治家的冲突，最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参与政治。因为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蒋说这种加入是值得的，但是要有下列两个条件：（1）如果这种加入能对政治改进有影响的话；（2）如果这种加入能打破现状的话。不过，他坚持认为，只有具有学术证书、“目光远大”、具有专业地位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加入，对他们的加入不要限制与妨碍。

就他1924年提出的“鸡、蛋之争”，蒋提出一种设想性的解决办法。他说，迄今为止，尽管有挫折，但是，在社会现状和学术方面的些微进步，必将逐渐影响对方，因为它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就如“为了孵出良种鸡，你选择良种鸡下蛋，又从中选出优质蛋来孵良种鸡”。这是依赖于具体环境影响的、进步的达尔文主义。然而，对于在1922年秋当少数几个“良种蛋”被选入“人才内阁”时发生了什么事？军阀政权又会如何容忍这些人物？蒋并没有提及。实际上，时间也不允许他专门来解决这个“鸡、蛋之争”了。1926年，北京新军阀对言论自由的无情镇压，迫使蒋梦麟逃往上海租界避难。

根据蒋的留学生地位，分析他的困境，可以看到两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1）他的人才贵族主义；（2）作为团体的知识分子的无能。关于第一点，在当时进步是如此微小、前景又是如此黯淡的情况下，蒋看来是特别固执地认为，一个人的专业资格是他希望参与改革的绝对必要条件。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注意到他曾经留学美国，回国时，这种经历就使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专家”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需要专家来加以改造。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蒋已在加州伯克利居住了3年，他给留美的同学们写了如下几句话：“我们的格言是：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一个由受过教育的阶级统治的政府，一个为人民的政府。把‘由受过教育的阶级统治’，改为‘由人民统治’则是我们新的政治哲学。”胡适对于自己在缩小落后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中所起的作用，持有同样的观点。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过，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好，胡适对此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位教授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并且没有考虑到中国知识阶级的才能与抱负。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愚昧的国家，最好的政府形式应该是这样一种政府：能保证知识阶级利用他们的才能来教育和改造无知落后的人”。这些有才干的学生们认为，在中国，只要做得正确，就可以把他们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化为现实，因此，他们所反映出的强烈的信念就自然不足为奇了。

第二点是尖锐的，那就是因为蒋梦麟和陶行知都指出了知识分子的“纸老虎”地位问题。作为新知识界一部分的归国留学生，毫无施政基础。蒋所确认自己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是极为时髦的。从清末以来就出现了破坏中国尊重知识分子传统的倾向，他坚持不懈地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要造成一股舆论。他个人是赞同这种尊重的，然而这种尊重并不是无限制的，在任何民主社会里都必须把它转变为具有专家职称的权威。可是，使他灰心的是，这种内行的见解在早期的共和国内仅仅是流于形式而已。他们不是作为军人政府的内阁部长，而是作为一个多元化社会的职业教育家，都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作用。可悲的是，这种社会作用的结局是他们都变成了一个不民主社会的“弃儿”，这个社会对他们通过民主来教导民主的努力仅仅是敷衍了一番。

蒋梦麟没有像陶行知那样最终导致对杜威的思想作极端的修正。他完全赞同杜威对民主、教育和科学的内在关系所下的定义。他相信社会工程，相信一个科学社会的目标，相信这个目标通过合理的实验是有可能实现的。在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中，这些思想自然赋予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意义重大的使命。要说不好的话，只是杜威的思想在这些改革者思想中助长了一种人才贵族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离开了由知识分子通过正规学校对社会加以改造的途径，企图另找出路。实际上，这导致他对知识分子这个定义提出质疑，对蒋认为是知识阶层标志的“学术证书”及“远大目光”的价值作了很大的保留。最后，他只是局限于排除政治干扰，致力于从民众生活中对教育下定义。他抛弃了由那些具有现代化知识的人来领导进行改革的留学生的设想。他在乡村建设教育实践中，对杜威的教育原则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并把它们同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相混合。但对陶行知来说，依然还存在一个问题。他的实验模式只能指望得到极权政治的倡导。

1930年，国民党巩固了它的政治统治，马上就以政治威胁为借口封闭了陶行知的学校，陶行知只得暂避日本。他与当局在整个20年代有增无减的相抵触局面就此结束。郭、蒋、陶都被逐出他们的职位。很明显，他们的改革纲领并没有能提供一种使他们能在不民主的政治环境中用以对付他们面临的政权的策略。他们的改革主义以及杜威的原则，只是一种仅仅适合于改进及有的放矢地管理民主教育的计划。可是，由于专制独裁的军阀控制了他们大学的经费，并又屡加镇压，因此他们所能利用的宽宏的文化方式根本无法影响当权者。按照他们的思想，学校应该是改革先锋，但是，陶行知最终不得不为了哪怕是极微小的进步而放弃学校。即使他改变方法，也未能使已有的社会机构得到承认，因为社会环境并不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尽管这样变化会产生不断的进步。军人统治者有权创立他所喜欢的环境，也有权决定在他们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事。

在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仍对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不满。他忍无可忍，于是，在1927年后找到了另一个受到政治控制的环境。此时，甚至连教科书也“党”化了，变成了论述国民党党章的教条读本。郭秉文同样从未加入过国民党，并且始终是脱离中国教育界的一名“难民”。蒋梦麟对于1927年后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一事不感兴趣，一年后，他借口面临的政策原则难题而辞职，重返北京大学。1927年后的新政权清除了一些当年控制长江流域省份的专横的军人统治者，但是，这种清除还是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用文化改革来改变政治环境的策略，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依然无效。

（赵念渝 丁证霖 译）

[1] 原载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