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中国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按时期分为下列几阶段。第一期，是介绍陶行知学说的阶段（1924—1951年）；第二期，是批判陶行知学说的阶段（1951—1953年）；第三期，是停留期（1954—1980年）；最后，介绍陶行知学说，同时对于其教育思想之研究盛行于全中国的阶段（1981年以来）。相较之下，在日本学界研究教育哲学，大约分为三阶段进行。即第一阶段（1930—20世纪40年代初），是教育当作解放国家与民族武器的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是使西欧教育逐渐本土化的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现在），是从民族与民主方式的新教育、建立新日本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得到一种教训的时期。据此，中日两国收容西方教育哲学，发展改造一新具有不同的面貌。无论如何，让人注目的一点是进入两千年代在日本、美国、韩国等地出现关于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硕博士论文，其研究走进一**的阶段。

与海外学界的研究趋向相反，在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地展开，并进入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中韩建交（1992年）以后，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学活跃地进行研究与政治情况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从事研究中国教育包括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的人员并不多，自然造成研究及其成果劣势的一面。而就其研究学会来说，有一个韩中教育学会，就是韩国人当中关心中国教育的成员组织的。学会成员的专业大抵集中于教育学、历史学、中国汉语文学方面。其中范围限于研究中国教育的专家学者少之又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说是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以民族解放教育论、生活教育论等为中心的介绍阶段。而其介绍阶段最有影响的成果应该是日本学者所写的一些资料。如日本学者斋藤秋男翻译的《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1960年）、《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形成》（明治图书，1983年）等书传入韩国境内，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在韩20世纪80年代前后撰写有关陶行知教育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律基于斋藤秋男翻译的书写成的。相对而言陶行知与梁启超、康有为等近代人物相比，在韩就有少数人熟悉其人罢了。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中韩两国仍未有建交的时期，因而韩国教育学界只能靠日本方面的成果进行研究，我猜想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所需的研究不得不受到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影响之下，韩国学者做翻译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所需第一手资料《陶行知全集》（全6卷，1985年）、《陶行知全集》（全10卷，1991年）两套的刊行，起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韩建交一事。在韩对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活跃地进行研究，显然始于中韩建交以后，这是可以确定的。之后，韩国学者陆续地写出其翻译与专著，如涉及异于主题领域的“生活教育论”“民族解放教育论”“儿童教育论”等即是。

本文探讨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趋向，其教育哲学对韩国教育起了哪些作用，以及探索今后研究的主题领域为何等问题，该研究的目的就在此。为此，搜集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资料，归纳分析，组织为题，乃想与日本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系列的比较工作。

一、在韩国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之趋向

表1 1970年以后在韩陶行知研究之趋向

如表1显示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增加其数量。这也许是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一时增加，同时与其人或物两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的产物。这些论文当中包含有二篇相关陶行知其人的学位论文，对其人物研究方面开启了一条新路径。

以上论述了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大致情形与趋向。接着，我们对其具体的研究内容尝试做一分析。在研究内容分析上，将不把在韩一切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对象。而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撰著、译著及相关论文为对象，并进一步做分析工作。其原因是研究成果间颇有类似之处，为避免相互混淆，以便辨别。

（一） 分析论文之例

提示分析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论文的结果如下（即自例1至例6）：

例1-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其影响（硕士论文，金敏芝，1997年）

这篇是在韩国教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的论文。简述其内容，主要探讨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形成、展开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等问题。据此，她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于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解释吸收西欧教育思想，进而了解把握其间连贯性，乃化为人类普遍所求民族解放的逻辑。即其教育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主干，吸收外来的教育思想，乃发展成为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体系。在中华民国时期，它在中国民族教育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

这是一篇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形成、展开及其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等问题的论文。从中作者引用的资料不是对在韩国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而是从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与中国方面的原始资料或后续研究资料所引用。由此而言，这一篇论文与前人研究成果有何差异，如何辨别，都有一些疑问。

例2-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单篇论文，具慈亿，1998年）

这篇论文的作者曾留中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届满学成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职于韩国教育开发院，以中国教育专家的名义从事活动，而至今兼职韩中教育学会长，在韩中国教育领域中非常活跃地展开一系列的研究活动。据此推断，他是在韩国内一位享有盛誉的中国教育领域专家之一，就这样给他评价也不见得有过分之处。在本文中，作者分述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思想渊源、基本特征，以及其教育对后世有何影响等的评价。特别是当时陶氏的生活教育论贡献于中国教育发展之处，即贡献于教育与生活相偏离、学校与社会相分离等问题的消除解决。不过，他在其生活教育论实践过程中过于强调生活或社会层面，反而产生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日益减弱或忽视的倾向。而基于教、学、实践合而为一的命题，过于强调行动与实践，结果教育失去了原来已有体系的知识传授为目的的旨趣。如上所述，笔者指出陶氏教育哲学所起的作用、所犯的错误等正负面的问题。

例3-从陶行知生活教育论所见其生活的意义（单篇论文，李景子，2007年）

这篇论文的笔者也曾留中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届满学成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庆尚大学，是一位从事研究中国教育的专家之一。在其论文中，作者指出生活的意义相当于重视现实的生活、强调直接经验的生活、追求不断变化的生活、重视终生教育的生活等。她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论提及生活的意义包括现实生活、直接经验、持续变化、终生教育等的概念。

例4-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思想背景（论著，金贵声，2001年）

这篇论文的作者为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现任职于圆光大学教育系所，职称是院长（教授）。他从事研究陶氏教育，除了撰写其教育哲学有关论文之外，还有论著与译著刊行于世。根据该论文，他认为陶氏生活教育论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影响。古往有墨子、荀子，近来有王阳明，皆给其深入透彻的影响。但是，在阳明学中认识论从道德方面出发进行认知、做出行为，即强调知与行；陶行知的认识论则强调据以经验确认的知，就与先秦哲人墨子、荀子等的认识论相符合，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他从批评的角度收容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教育理论。进而陶行知主张其思想的母亲在于行动（思想全靠行动落实），就是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另外，他还反映了乐园（乐土）主义。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三点，即经过批评过程引进外来的教育文化、重视实际教育现场、推行与教育现场相连的教育等。

例5-探论陶行知所提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教育课程的原理（单篇论文，金香兰、崔花淑，2009年）

这篇论文对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归纳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课程构成原理。他为学习者施行教育，尽力地追求重视提高学习者能力的生活教育，透过“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主导了教授学习方法的革新。从“社会”即“学校”的观点把学校与社会、生活与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张教育对象的普遍化与教育机会的扩大，尽全力把教育普及大众。这样，陶行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目的、以学习者为主的生活教育内容、强调学习者“行”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按照学习者“行”模式的教材论、为扩充教育对象的学校观念等，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论提供构成安排教育课程上的理论依据。

例6-陶行知与李珥实学教育思想之比较（硕士论文，朴元熙，2006年）

这篇是一种对陶行知与朝鲜李珥（栗谷）的实学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的学位论文。两位人物之间有互异相同之点，可分叙述。即由其相异点而言，陶氏主张生活教育论、乡村教育运动、教学做合一；李氏主张心性论、乡约运动、知行合一论。由其相同点而言，他们一律地主张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实学教育、终身教育及变通思想，均是倾向于实践改革性格的教育家。他们处在不同时代思想背景之下，即陶行知处于二十世纪初，相当于被日强占时代，以儒法道墨家、以阳明学等传统思想及实用主义为思想背景；李珥处于十六世纪后半期，相当于朝鲜中期，以性理学为思想背景。而教育对象内容则陶氏以大众为教育对象，并以生活教育论与教学做合一为核心内容；李氏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并以心性论与知行合一学说为核心内容。

以上6例，分析叙述了曾在韩发表关于陶行知教育哲学的一些相关论文，结果我们可得知其研究概况，可归纳整理为几点，分述则如下：

其一，是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以其核心思想生活教育论为主，对此进行一些介绍工作。

其二，是对学习现场适时可用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教育课程原理进行研究，开启了一新研究门径。

其三，是对陶行知与李珥教育思想进行一比较工作，通过此一比较研究，营造了跨国性研究的契机。

（二）关于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著作之介绍

关于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的著作有不少，除了其大部分属于单篇论文之外，较有专门性质的有金贵声著《陶行知生活教育论之开展》（2002年）与《生活就是教育》二书。前者是撰著，后者是译著。即由其撰著而言，该书目录分为“陶行知其人”“何谓生活教育论”“生活教育论的哲学背景”“儿童教育论”“陶行知与其武训殿批判运动”“劳作教育论”“陶行知的民族解放教育论”七章。这一书是笔者近些年来发表于韩国学界的论文收集整理而成书的。由其译著而言，它以原书为出处，并以日本人斋藤秋男《民族解放的教育》为门径，进而补充民族教育论、儿童教育论等一些内容，乃翻译编成而出书。其目录可分为“生活教育论”“大众文化的解放与教育”“儿童解放教育论”“民主主义政治与教育”四章，特别是，《生活就是教育》一书出版时，韩国高丽大学金正焕教授给予它适当的书评，如“有意识地提醒民众担任历史主体的理论是巴西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民众教育论的核心思想。而比他提前几十年，当时处于半封建统治下的近代中国，其理论开展于中国大地的就是陶行知。他是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承袭其生活教育理论，并改造发展为适合中国及其国民的一套体系。不过，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中最为发光彩的理论，是从教育的生命与民族生命合一而看教育，也是民族同一性的理论。”[2]

（三）在韩从事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人员

在韩从事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人员大约分布于教育学、历史学与中国学专业等领域中。前者以留中、台从事研究的学者为主，据以语言的优势直接地处理原始资料，显然足以充实研究；后者则以国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为主，多以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为重要资料，当然不足以充实研究。另外，有中国籍留日学者在比较宽阔的视野上从事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令人关注，值得反思，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二、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启发及其发展进程

在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是否有着一定的发展进程，如前所述。甚至说，其研究进程停留于介绍阶段，不会是过分刻薄的评估，只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安排教育课程或与李珥比较研究等领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可以说颇有意义。这在2006年李燕在日本出的《陶行知的艺术教育论》（东信堂）一书可证实，同时显示出扩大其研究领域的可能性。而以日本为例，在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领域中已有一定的人员，如市川博、世良正浩、牧野笃、小林善文、新保敦子、一见真理子、木野徹哉等。相较之下，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人员少之又少。简直太不足。当然，研究人员足够是一种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研究人数不足，不能证明其成果一定好或不好。如果有精英采取不同角度立场从事研究，则很有可能得出事半功倍的结果。而超越生活教育的范围，可以去研究教师教育、现场教育、乡村教育、民族教育、道德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经济教育、科学教育等领域，也许能够获得与众不同而非凡的成果。由此，针对外国研究者建议一点，在中国进行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中值得去参考的看法。例如，近年来，虽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进展显著，然不可否认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情感因素渗入了理论分析的力度；其二，在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待确立评判问题的统一标准；其三，拘泥于以学校教育理论去评判陶行知的整个教育思想和实践；其四，未能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其五，某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加强和开拓。又如，通过日本人斋藤秋男《陶行知研究文献目录·草稿》与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1-516页）二书中所提日本及中国国内的研究趋向，进而提示今后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新方向，则可举下列几点：

第一，是研究人员的培养。大体说来，在韩研究中国学、中国教育的人数不足而薄弱。而其视野集中于中国教育更不必说。目前，在韩大学安排中国教育课程的与其他地区教育相比颇为少。尤其在中国教育专业中研修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少之又少。为克服这一问题，在韩社会上借以逐渐扩散的中国热，从大学到研究所连续地开中国教育有关课程，消耗脑汁，花心费力，得以培育出中国教育专家。

第二，是开拓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新方向。寻找研究韩国教育发展之路，其方法就是靠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开拓一条新道路。此研究新道路，是指在韩研究者间或海内外研究者间进行合作研究，以及开拓超越现有研究成果的领域。譬如说，通过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借此我们寻找一些韩国现在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者有助探求学校教育克服当前问题的方案等。

第三，是与海外研究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人、物两方面的交流，寻找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的方案。海外研究单位指专门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单位、学会，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或合作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此外，劝韩籍学生留中或姊妹校间学生交流，教导培训，让他们扮演双向合作研究助力者（桥梁）的角色。

第四，是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有需探讨以脱离理念、超越亚洲为最高价值回溯其源而创新的问题。前者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情况作一前提，它能否脱离时代理念，此则引起另一种不该有的争论。当然，任何一种教育哲学都难以完全脱离理念而独存。陶行知教育哲学也绝不例外。若干脆承认，则仍有问题存在。那么，其教育囚禁在理念世界中是否合适，便是一种争论问题。幸好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是从脱离理念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而后者，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一定从其原貌完全适用于任何文化圈，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若其不违本意，则仍是从何文化圈去从事研究要有一客观适当的诠释把握而落实的努力。

结语

本文探论的目的在于寻找在韩进行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趋向、启发及其发展进程。为达到其目的，对在韩成文的代表性论文、著作与译著进行统计分析，并进一步举例评估相关论著内容。结果我们得知一些研究所处阶段、所需努力，分述如下：

其一，在韩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以其核心思想生活教育论为主进行着一些研究。

其二，在韩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就像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教育课程的原理一样直接适用于教育现场为对象进行研究，就有提示开拓一新研究领域的地方。

其三，关于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举“关于陶行知与李珥实学教育的比较研究”一例营造了跨国性比较研究的契机。

其四，关于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论著（即论文、著作与译著），可说停留于介绍的阶段。

其五，今后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有需进一步探讨培养从事研究的年轻一辈人员，开拓一新研究方向与领域，进行人、物两方面的交流寻找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方案，以脱离理念、超越亚洲为最高价值回溯其源而创新等问题。

[1] 本文为作者2011年11月在杭州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2] 载于韩国圆光大学刊行报纸，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