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行新教育的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们，在社会现实中，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在此，想以下面三位学者为对象，做一番考察。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从师杜威，后又在杜威访华期间陪同访问并担任翻译，积极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哲学家胡适（1891—1962年）、教育学家陶行知（1891—1946年）以及在教育界推行道尔顿教学法的实践家舒新城（1893—1960年）。

一、胡适

胡适作为退还义和团赔款的官费留学生留学美国。其间，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他提倡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反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胡适反对“中体西用”论，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一切，提倡“全盘西化”论。他根据实用主义的“实验精神”，主张采取只相信得到确证的事物的科学态度，认为知识是调节生活的工具，主张用这个工具去一步一步地解决具体的问题，使中国接近近代西欧。根据这一观点，他反对革命主义，企图依靠有良知的人们组成的“好人政府”逐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1924年出版的公民教科书第三册“好政府”一节中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主张。由于持有这种亲西方的改良主义观点，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参与五四运动以后的反帝爱国运动。胡适在和李大钊（1889—1927年）进行“问题和主义争论”时，公开表明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抛弃了初期对儒教的激烈批判，给传统思想披上了近代的外衣，终究成为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拥护者。不久，他便参与了蒋政权反动政策的制定。

二、陶行知

陶行知和胡适同龄、同乡，并且也从师于杜威，是新教育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之一，但他选择的却是一条与胡适绝然不同的道路。

陶行知在杜威和孟禄访华时，承担了演讲、旅行的翻译及照顾生活的工作，并努力宣传杜威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时该社章程的起草委员，在该社成立后担任主任干事（1922年），并积极地参与新教育的推进活动。他在此过程中认识到，在原有的学校里实行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方法，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大部分的教师为传统知识的注入式教育方法所束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可是，他看到，就连这样的教育，也仅仅只有不到十分之二的儿童能够享受。尤其是看到，现政权对占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村儿童的教育完全置之不理的现实后，他认识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才是最为紧要的工作。因此，他于1922年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又于翌年（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一职，埋头从事平民教育运动。

1921年12月，在为孟禄来华举行的“中国教育讨论会”上，陶行知做了发言。他说，“必须重视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民的教育。因此应该在广大的农村普遍地开办师范学校。为了改变师范学校只在主要城市开办，而毕业生又根本不愿到农村、山村任教的现状，除了搞好乡村师范的建设外，别无他法”。[2]

1926年11月，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乡村教育改选宣言”，向全国呼吁为乡村师范学校的开办而努力，并开始去实现它。

杜威主张“学校社会化”。可是，中国的现实是社会挤垮了学校。由于军阀之间的争斗，侵占了教育经费，不断出现连教员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甚至危及现有学校的生存。只有当社会成为教育的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即学校”，才有可能考虑学校即社会的问题。他认为，对今日之中国来说，当务之急的事情是，向全国呼吁，为乡村师范学校的创办而共同努力。这是因为，改选乡村生活、成为健全的自治单位的核心的是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其教师的也是乡村师范学校。1927年3月，他在南京郊外开始筹办晓庄师范学校。但该校民主的学校管理方式却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终于在1930年4月，以晓庄师生支援了南京下关英资工厂中国工人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活动为借口，下令解散该校，对陶校长也发出了逮捕令。于是陶行知躲入租界，后不得已暂时流亡日本。晓庄师范学校的活动，只不过三年的时间。期间，陶行知主张在农村设立师范学校，使当时为一部分特权阶级的子弟服务的那种学校教育向广大农民子弟开放，将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应用于农村，全面否定脱离农村生活的城市化、西欧化的教材，并着手编写适合农村的教材，力图提高农民子弟的知识水平，想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造农村。可以说，所有这些尝试表明，陶行知是极力摆脱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的。

三、舒新城

与胡适和陶行知提出的将杜威等人的儿童中心主义作为最新的教育理论来接纳之主张相比，舒新城的主张更具有实践性。

从5岁到14岁在私塾学习，其后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1917年），以英语教师身份登上讲坛的舒新城，痛感在新式的近代学校里完全忽视了曾在古代书院、私塾中看到的那种个别指导以及师生之间进行的人格方面的交流。在新式学校里，老师从事无礼和湮灭学生个性的班级教学，陷入了贩卖知识的境地。而舒新城在摸索打破这种状况之方法的过程中，偶然读到了杜威、桑代克的著作。

此后，作为克服无视个性的班级教学法缺点的方法，他引进了道尔顿教学法。他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及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试行这种教学法的同时，还努力向人们宣传它。

作为领导者，在巡视各地学校及研究会的过程中，他仔细地了解了走遍城市名牌学校也难以看到的地方实情，痛感“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学法就能很好的解决的”[3]。那么，他面对的、迫使他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反省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个现实可从四个大的方面来说明。第一，有关教育界引进道尔顿教学法的过程。第一个把1920年2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教学法介绍到中国的，是鲍德征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教育杂志》，1922年6月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风靡各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中国教育的现状是，由于这个教学法是最新的而且是外国的，因此，对于这个“目前唯一的优秀教学法”，人们只是盲目地模仿和采用它的外在形式。在道尔顿教学法之前曾流行一时的个案教学法，已作为陈旧的教学法而为人们不屑一顾。另外，在私立学校，虽然实行道尔顿教学法的条件全然不充分，可作为实行这种教学法的学校，却颇积极，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教学法来实行招生宣传，而不顾其理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时髦采用的。第二，是军阀破坏教育。军阀之间的对抗，破坏了人民的生活，而军费的激增，阻碍了实业及教育的振兴[4]。第三，是教会学校的存在。这种学校因为从国外得到丰厚的资金，所以未遭到上述中国教育受到的种种破坏，倒是异常的繁荣。而且，如业已叙述的那样，学校的目的，便是培养外国人的“顺民”。第四，是道尔顿教学法的推行者重视教育的方法，其结果忽视了教育目的的推敲。如果任凭学校、教师自由的处理，那么，全国的教育就失去了统一的目标，国家就会内部分裂，而且，虽然打算教育救国，却没有考虑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救国。

鉴于对以上这种状况的认识，加上对以往的自我反省，他参与组织了国家教育协会。此外，他积极地从事收回教会学校的国家教育权的运动，并且排斥教育集中于城市的主张，为了使教育普及到农村，他提倡三馆制（仿效书院制，在农村建立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三馆，并配有各种辅导员，使农民子弟没有生活上的负担、免费学习的制度），并从事实践活动。但是不久，他为了彻底的探究在中国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办，他应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而埋头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特别是1928年进入中华书局，承担《辞海》的编纂工作等（后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局长、社长等职），渐渐远离了教育实践。

（胡永弘 译）

[1] 原载斋藤秋男、市川博著：《中国教育史》，讲谈社，1975年版。

[2] 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63页。

[3] 舒新城：《自叙》，载《中国教育建设方针》；阿部洋（译）：《中国教育近代化论·舒新城》，明治图书，1972年版，第211页。

[4] 由于内乱使教育受到了巨大影响，促使舒新城撰写了《内乱与教育》。下面以当时湖南省的教育状况为例作一说明。当时的湖南省的教育状况是，省教育经费已有10个月未拨发下来，而地方教育机关又常为军人占据，因而学校不能如期开学。并且，交通为军人截断，给走读带来障碍和危险（舒新城：《内乱与教育》，载《教育丛稿》第1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