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最忧虑的是再次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最期待的是实现和平民主（和平民主主义）。集中这种忧虑和期待的“反内战联合战线”率先在临时首都重庆成立，其核心力量是中国民主同盟民众联合行动委员会主任陶行知等人，依靠展开以民众为主体的和平民主运动，来防止内战的发生。以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昆明发生的政府军制造的屠杀事件（“一二·一”惨案）为契机，他们作为中国第三势力[2]代表民意，并急速地扩大和发展，敦促政府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会议”）。由于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动向以及美国政府等的国际压力，使蒋介石不得不声明停止内战，立即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和平民主运动的一环，当时的陶在重庆市内举办了“民主主义星期六讲座”。12月下旬，一面论说中国民主化的愿望，一面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的构想。听了他的演讲的青年们，协商之后，当天就自发地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陶行知担任校长。又因陶的推荐，青年们得以请民众运动家李公朴担任副校长，理事长则由冯玉祥将军担任。同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创立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这样，在半个多月后1946年1月10日，在国内，实现了国共停战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在伦敦，在第一届联合国总会召开的那一天，社会大学进行了入学考试，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会上，除理事长冯玉祥之外，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等人作为来宾致了贺词，据说包括吴玉章、郭沫若等所代表的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大都出席了会议。

这所重庆社会大学，以校长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的育才学校为基础，是拥有救国运动的同志邓初民、翦伯赞、章乃器等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高等教育机关[3]。而且这所大学，是以完全非暴力的中国第三势力主导的1946年前半期的政治形势为背景成立的“新生事物”，是他们认识并立志从事社会变革的珍贵实践。可是，有关社会大学的研究，在日本只有因研究陶行知而知名的斋藤秋男先生的初步研究[4]。另外，就中国的研究来说，它忽视了与政协会议及第三势力相关的政治、社会形势。所以，本文想依据以陶行知、李公朴为核心的社会大学运动的介绍，对其历史性、社会性背景，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及其意义等，做一番考察。

又，由于国共内战的全面化，李公朴、闻一多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15日在云南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25日，陶行知在上海也受到特务机关的威胁，并突然病逝。之后，在该年9月，为继承陶、李的遗志，开办了第二期社会大学。但因处在国共内战局势之下，不得不使它与第一期的性质有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在重视中国第三势力的独立性和特色的本文里，把考察的对象仅仅限定为第一期重庆社会大学。有关其后的变化，只想在最后简略地谈一下。

一、陶行知、李公朴和社会大学前史

（一） 陶行知的简历和育才学校

社会大学的倡导者、校长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农村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辛亥革命后不久，毕业于南京基督教教会大学，并留学美国。五四运动时期，他一面陪同恩师杜威和孟禄考察中国，一面提倡教育的近代化和教育的普及，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轰轰烈烈的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于1927年在南京郊外开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历时三年的教育实践的结果是，针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这主张反过来，开始主张“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之后陶首倡生活教育运动，始终追求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社会的学校化”，并从事各种各样的教育实践。在“九一八”事变后，使学校与合作社相结合，以图形成区域中心的山海工学团，这是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民主教育的实践。并且，从这里派生扩展到全国的小先生运动，是以儿童为主体的，随时随地的民主的识字教育，是以抗日救国思想的普及为目的的。而且，在1935年末，为响应抗议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上海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救国会，陶也积极地呼吁教育工作者，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并于1936年6月发表了“新大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与社会大学有关，值得重视（见后述）。7月，与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呼吁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声明。不久，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陶，花了两年的时间，游历了欧美及亚洲的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因这次“抗日旅行”而得以形成的国际性支援体制，不仅对强化中国的抗战有用，而且一部分也成为支持陶的教育实践的有力的财政基础[5]。

1938年秋回国的陶行知，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要人会晤，报告了旅途见闻，希望创办高等研究院、职业补习学校和难童学校，但他们仅仅同意创办面向难童的育才学校。翌年，即1939年7月在重庆郊外建校的育才学校，强调授课的计划性，致力于基础学习能力（国语、数学、外国语和科学的方法）的培养，它具有和以前的晓庄师范及山海工学团不同的特色。同时，陶校长和教师们一起，一面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一面着手解决符合各人特点的指导方法上的难题。不过，最大的难题是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特别是在1941年1月导致国共两党对立的皖南事变以后，正值许多物价上涨之时，他赞扬清朝末年武训的兴学精神，为筹措办学资金而奔走。从财政上对他的艰苦奋斗予以支持的人们，除社会大学理事长冯玉祥将军外，还有宋庆龄及民族资本家阶层、中国共产党，甚至海外援华会等，极其广泛。

由于这些人的援助，经过艰辛的通力合作才生存下来的育才学校，不仅在资金方面，而且在学生、教师、职员等人才方面，在利用重庆市内事务所的设施等方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为重庆社会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另外，系统而有计划的基础学习、丰富多彩的教育方法以及根据民主的集团规律去自主地办学的教育方针，都为社会大学所继承[6]。

抗战末期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高涨。1944年9月，作为各政团的联合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断然改组为个人参加的中国民主同盟。陶也参加了民主同盟，加强了与沈钧儒等救国会旧友们的交往。这样，抗日救国的同志一边从事争取“民主宪政，和平建国”的新行动，一边迎接抗战的胜利。这些人是以李公朴、邓初民为首的社会大学教员组成的核心的力量。

（二） 李公朴的简历和民族革命大学

社会大学的领导者、副校长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从13岁时，就在洋货店当学徒，以维持生计。其后，因得到哥哥的资助，读到中学毕业。接着，进入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学习。国民革命运动一高涨，他就前往广东，从事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可是，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致使国民革命遭遇挫折。李报考留学生，留学美国。在大恐慌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在俄勒冈州半工半读。此间，作为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的特派员，因撰写通讯而与新闻事业发生了联系。回国后不久，担任了《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的编辑。稍后，得到社长史量才的援助，开设了附属于《申报》的“流通图书馆”，还创办了“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1934年11月，史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就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读书生活》，向民众教育的实践迈进。不久，补习学校就增加到8所，学生超过4500人，图书馆的书籍也增加到约3万册，使用者达2万人等，发展非常迅速。1935年末，“一二·九”运动一爆发，李就积极地参加了上海的救国会，崭露头角。在许多集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呼吁继承孙文精神，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6年11月，上海外国在华纺织厂45000人参加的抗日罢工一爆发，李就被视为主谋者而遭到逮捕，成为“抗日七君子”之一[7]。

后来，在狱中度过了8个月的李等人，因得到要求建立全民抗战体制的国内外舆论的后援，在卢沟桥事件后的7月末获得释放。这年8月爆发了上海抗战，接着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李刚获释就立即奔赴华北前线，视察民众动员的实际状况。他原来认为，作为抗战的大原则，“政权的极端民主化，所谓真正的全民政治”是必要的，主张除汉奸外，要使一切民族性政党，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参加政府[8]。视察了前线的李，向政府提出，“应遵循孙中山先生对待民众的正确方针，立即颁布改善战时的人民生活，优待军人家属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法律”[9]。

接着，他起草“战区民众学校组织大纲”，提倡民众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相结合。在大纲中，他建议由抗日救国热情洋溢的知识青年、军人当教员。自己则应阎锡山的聘请，就任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的副校长。当时，山西省在阎领导下，组织了含国共两党在内的联合阵线“牺牲救国同盟会”，李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范，受到高度的评价[10]。以这个同盟作为成立基础的“民大”，是组织民众对日抗战的前线指挥员的教育、训练机关，它把“抗战教育的充实和救国干部的培养”写进了创立纲领。1937年12月开学的“民大”，全校约45000人，大学部1100余人，分为行政组、军事组、民众运动组，计划3个月一期。他的教育内容，虽以军事训练为主，但也开办了民族革命史、社会科学概论等必修讲座和中日政治关系、战时民众教育等课程的讲座，李公朴讲授中国政治问题。李的讲课，是采用以民主的讨论为中心来展开的启发式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作为课外活动，这些学校自发地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新文学研究班、歌咏队等，而且和教职员一起筹备成立为“生活促进会”的互助组织，提高了同胞意识[11]。

但是，在这些“民大”的实践还未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日本侵占了山西省，不到三个月，“民大”就不得已而停办。李在学校停办后，在西安一带巡回讲演抗战教育的要点，根据在“民大”获得的体会，撰写了《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书中，李虽反省了“计划不仔细，工作研究不充分”，但也大书特书了在自发的且有组织的集体研究方面的出色成果[12]。以评论见长的顾文华评论说：“实行联合阵线的民主精神是重要的，（就现状来说）难以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到。”[13]李希望以“民大”为榜样，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大学里，更多地再现曾实践过的这种基本精神。

此后，李公朴途经重庆，在妻子的故乡昆明度过抗日战争时期，并在那里创办了北门书屋，加强了与闻一多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交往。特别是1944年以后，民主宪政运动一高涨，昆明的知识分子们就全部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既有力地推进了由民主政团同盟向民主同盟的改组，又成立了云南省支部。居这一行动核心地位的李，不断地追求民众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为包括军人、民族资本家在内的联合阵线的形成而努力[14]。他已预料到抗日胜利后的国共对立，所以他把这个联合阵线的核心宗旨——“民主宪政，和平建国”摆在首位，并把这种态度贯彻在重庆社会大学办学之中。

二、社会大学创立前后的政治形势

（一）和平民主运动的展开

刚刚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深深地留下了日本侵略造成的伤痕，似乎可以说是一派“惨胜”的社会景象。在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工厂停产，在造成失业者猛增的同时，物价也急剧地上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市民”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全然不顾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签订的国共停战协定，内战的威胁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

10月，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广泛的民主人士的联合体，是独立、中立的民主团体。因此，它声明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为己责。陶行知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常委委员（共18人），作为民主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和副主任李公朴一起被推选为组织民众运动的领导者[15]。“民盟”认为“和平民主”是最紧迫的任务，便向国共两党及全国民众发表声明，“我们民主同盟，今天受四亿五千万民众的委托，声明：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灭内战。国家的问题，应该全部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16]同意这个声明，充任民众代言人的无党派的发言人也主张说：“站在我们国民的立场上发言——反对内战。代表我们无党派的全国绝大多数国民发言——反对内战。”[17]

11月19日，在临时首都重庆，集结了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青年、妇女代表500余人，召开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18]。会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停止内战”，章乃器高呼：“国共两党都拥护三民主义。如果发生内战，则意味着民族灭亡、民权破产、民生涂炭。”在集合的最后，军人家属申述说，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才得到丈夫平安的消息，而他们却因为内战气氛浓厚至今仍不能回家。这个申诉，反映了民意。该大会通过的宣言的主要内容是：①反内战运动带来远东的安定和世界和平；②民主国家的党争，需要妥协和调和；③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要求停止内战；④在全国各地成立反内战联合会，赢得永久和平。尤其是第④条，寻求全国各界各阶层联合战绩的建立，是想在新形势下，再次使用与30年代中期的救国联合会相同的方式。

1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响应这个宣言的反内战大会，以闻一多、费孝通等民盟干部为主体，还有6000多学生、市民聚集云南大学，强烈要求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当天，政府军停电并开枪，破坏集会。为了抗议这一行径，市内各高校大学生3万余人，毅然举行了反内战罢课。这样，12月1日，全副武装的军队突然闯入大学院内，发生了屠杀四人的“一二·一”惨案。这个消息一传出，昆明30万市民自不待说，就连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也向政府展开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19]。

民盟等第三势力领导的民众运动的有关情况，经由香港传到美、英、苏等国，以至12月15日发表了杜鲁门声明。这个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为早日解决国共纠纷，派遣特使，促使由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的召开。另外，与12月末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建立了和平解决国共纠纷的协调体制[20]。在这种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特别是由于美国的作用，1946年1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建议，发表了以国共停战和召开政协会议为主旨的元旦声明。

这期间，在陶行知的周围，创办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在全国抗战的前夜，活跃的救国会员再次集结，组织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也在表面化了。在该会成立时通过的政治纲领，在文化、教育活动的条款中写入了“创办各种补习学校和社会大学”的内容[21]。陶不仅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中共常务委员（共7人），担任组织部长，还和社会大学的教授邓初民等一起担任有救国会的沈钧儒在内的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团的顾问[22]。

（二）重庆政协会议的召开

根据蒋介石的元旦声明，政协会议的召开一确定，陶行知等重庆各界知名的社会人士相续举办了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的茶话会。期间，代表们从各种各样的立场，提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主张，形成了同胞友爱与和解的氛围。尤其是在会议开幕的前夜，即1月9日举行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罗隆基等民盟代表，李烛尘、郭沫若等无党人士，陈启天等青年党，邵力子等国民党，吴玉章等共产党代表团，都相聚一堂。这次会议的主席团除陶、李外，邓初民、侯外庐、曹靖华等社会大学教授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于是，以主席团为主体，还有冯玉祥李德全夫妇、马寅初、茅盾等重庆文化界500余人呼吁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23]。这个“协进会”，在政协会议期间开了8次会议，前3次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有数百人的规模，后5次在“沧白纪念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数多达3000人。无论哪次集会都轮流邀请与会的各党派政协代表，在听取会议报告及意见后，向会场群众征求意见，并提供一个场所向代表们转达实现和平民主的民意。李公朴、章乃器等除在第六、第七、第八次集会上当主席外，还分别承担了联络处、秘书处领导人的重要任务。2月2日，有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参加的23个团体共同组成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集会的筹委会，向各党派、各阶层宣布于该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庆祝会。可是，当天李公朴、章乃器等主席团成员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大学学生们的支援，但集会仍不得不在混乱中结束[24]。这次集合是和平民主运动前途严峻的预兆，也可以说是李公朴被暗杀的预兆。

这个“协进会”和社会大学的关系具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以陶、李为核心的双方的主要成员是重复的，根据和平建国路线，形成了为政协会议所期望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二，和陶友善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冯玉祥夫妇身居双方要职，因而成为国民党内和平民主派的轴心。第三，实现了政治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的相互交流，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有机的联合体已初步形成。第四，在以文化教育为主的培养和平建国人才的同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界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始形成。这个联合战线，依然以救国会为榜样，以求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例如，当时上海、香港等地也组织了“协进会”，对于会议代表提出的各种希望与要求，在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不断地刊登。其中，政协会议的过程及有关消息每天载于各家报纸的第一栏，向全国报导。

1946年1月10日，一个全中国人民对和平寄予热烈期待的国共停战协定得以签订，政协会议开幕了。首先，蒋介石“给人民以自治、承认诸政党的合作地位、进行普通选举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承诺大受欢迎。接着，周恩来致词说：“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继续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地实现三民主义”，他的致词赢得了全场的掌声。[25]实质性的讨论从14日开始，围绕五个主要议题（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共同纲领、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展开了激励的讨论。不管怎样，在会期延长后的1月31号，“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重要决议（以下略为“政协决议”）获得了全场一致通过，政协会议取得很大成功。极其重要的是，在会议闭幕时，蒋介石向全中国人民宣誓：“忠实且坚决遵守本会议的全部决议”[26]，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主义而努力。

以上的会议过程，可以说是谋求和平民主的陶行知、李公朴等第三势力以及中国民众，在谋求世界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背景下共同取得的。1946年1月的这种政治、社会形势，不仅是社会大学成立的基础，也是中国第三势力存在的基础。

三、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一）陶行知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

在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社会大学颂”

（前略）

国民党，

共产党，

中国民主同盟，

各派各党，

无派无党，

大家一起来，

创办这个社会大学堂，

人民大学堂，

民主世界大学堂！[27]

还有如下记述：

“培养求学的嗜好，造成好学的民族……

我们的学校，并无年龄上的限制，是永远学而不倦，好学以至于死为目标的最高学府，是社会大学，是人民的大学。”[28]

1936年6月，在陶将要作“抗日之旅”的前夕，也就是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成的前后，撰写了题为“新大学”的短篇论文。它是陶创建社会大学的思想原型。陶在该文中说，大众的学府新大学的“上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这个大德，即“所谓大众的道德，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为了解放而斗争”。陶还强调“新大学的课程、组织的一切，是以大众的幸福为基准的”，因而以“茅屋大学”为自豪[29]。在10年抗战胜利后，这个“新大学”的基本精神，作为社会大学宗旨的“大学之道”得到了发展和继承。即提出“在明觉悟—联合—解放—创造这个人民的大德，亲近人民，谋求增进人民的幸福”[30]。陶认为，只要有根据这个宗旨努力的“热心的教授”和“好学且有学习能力的失学青年”，社会大学就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开学。他坚信，应丧失学习机会但有才能的800余万青年的要求而诞生的社会大学，依靠这些半工半读的青年们一定会有所发展[31]。

要使教师“教人求真”，学生“学做真人”，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即“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为人民的”政治[32]，这是其前提条件。所以，陶反对内战和独裁，参加了民盟和救国会，又加入“协进会”的主席团，为和平民主的实现而奋斗。他忧虑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因此在“和平建国纲领”大体上得到保证之后，主张只要有教师和学生，社会大学就会立即开学。虽然致力于“政治”但陶很重视领导者自身的变革，强调领导者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在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从主席到教师都有独裁的倾向，特别要求领导者向民主的态度，民主的行动方面努力。在向老百姓学习的基础上，教老百姓进步，和老百姓一起创造新社会[33]。

陶构想的社会大学的形式，不仅仅是在重庆实践了夜大学，而且还有函授大学、广播大学、流动大学等多种形式。总之，教育那些占社会绝对多数的老百姓“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34]。

实行民主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是大胆尝试的一个环节。重庆社会大学就是这一尝试的起点。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和老百姓共同生活，毕生向老百姓边学边教的“新的知识分子”。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正如宗旨显示的那样，是让人人“觉悟”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在参与社会变革过程中，互相“联合”，同时逐渐解放自己的潜在能力。陶行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出新的自我、新的个人，创造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和新世界。

（二）李公朴和重庆社会大学的实践

就第一期社会大学的管理问题，李公朴在上海的《民主》杂志上做了如下总结。“在社会大学开学之际，与陶行知先生协商的基础上，决定暂时把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作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在人格教育方面，应该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人格教育是整个教育方针的核心。”[35]然后，在知识教育方面，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组织教育方面，培养每个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方面，以主动、集体的随时随地的学习为目的，达到这些技能的有机的结合。关于学习的方法，提倡独立的学习，实际的学习，集体的学习，正规的学习，特别是把学生自身的独立性、主动性作为所有学习的起点，予以重视。其具体的例子是，建立以10个学生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学习小组”。在课外的时间，采取让学生自己提问等形式共同学习，努力形成深入研究，勇于争论，努力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另外，学生们定期举行全校集会及召开同学自治会议，不仅举办谈话会，办墙报，还独立地组织了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等文艺团体。最能体现社会大学民主校风的是，由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它是大学管理的最高决策机关。这个会议制定的考查方法也是独特的，它注重从共同撰写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小组”的学习报告，还有学习生活两个方面的自我鉴定等五个方面来考查，进行综合性评价[36]。

重庆社会大学是所夜大学，它的上课时间从傍晚6时30分开始，到9时50分结束。每节课50分钟，每天4节课。该校规定，每学期16周，一年分三个学期，计划两年零八个月学完。因为校舍是借用育才学校在重庆的事务所，所以设施极不完善。配电由电工学生负责，学校事务由学生志愿承担，并给教授们支付适量的交通费，但他们大多不愿接受交通费，而捐赠出来。社会大学的管理中充满了这种教师和学生相互合作和学习、研究的热情。社会大学要求有可靠的介绍人和进行入学考试，但在开学不久就达197人，其中男生130人，女生67人。即使在遥远的昆明、上海等地也有人闻风而来。入学的学生的出生地除西藏、青海等几个省外，遍及全国，也有南洋华侨及朝鲜籍的青年。从专业、职业、年龄的区别来看，情况如表1所示。学生的来源以教师、公务员为主，但其中也有在国立大学休学后转入该校的学生[37]。

表1 社会大学学生的构成

续表

（根据“社会大学的历程简介”制作）

社会大学最大的难题在于其财政基础。重庆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一样，其财政主要是冯玉祥等民主派军人及民族资本家的赞助，还得到《新日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及华侨及海外援华会等组织的援助。他们把经费开支限制在最低限度。在社会大学教育系讲授“教学法”的孙起孟，是民族资本家团体民主建国会的秘书处主任，他联系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学校合作社的设想[38]。孙的这个意见表明，在加强财政基础的同时，为了深化民主管理他们当时正在考虑社会大学的合作化问题。

实际上，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亲自发动工学团运动以来，对学校与合作社的结合一直非常重视。他在给甘地的信中说，所谓工学团，是“在教学计划中反映了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的内容”的学校，或者称为“使其具有学术文化及保卫生活的特色”的合作社[39]。而且，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办了识字班、读书会、图书馆等，致力于文化教育活动，个体学校化的同时，谋求“社区的学校化”，这一点值得注意。陶全面地支持工业合作社运动，高度地赞扬该运动是“伟大的生产运动、教育运动、社会运动”[40]。从其有关主张来看，陶是设想在政协会议决议形成的民主政治范围下，实行社会大学和合作社相结合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

（三）创立时期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

下面，概述一下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除必修课的三门课程外，其他课程按四个学科设置，如表2所示，由个人承担。

表2 社会大学第一期各系课程表

（见上述《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70-71页）

首先，讲授必修课的政治学者邓初民和著名的历史学者翦伯赞一起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与陶行知的交往也很深。特别是邓和陶同是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是重庆支部领导人，又是政协会议民主同盟代表团的政治顾问。在陶和李去世后，他在社会大学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邓在讲课时强调说：“在今日中国，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就和平建国阶段的现状来说，“有必要组织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翦伯赞一直关心晓庄以来的陶的教育实践，在育才学校连续讲课二十余天，他对社会大学运动也是其极热心的。翦从少数民主的立场出发，以各民族平等和人民中心史观为基轴，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探究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的普遍性。另外，华岗对太平天国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太平天国是追求民族自救的道路[41]。他们三人共同的观点是，在民族、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民众联合，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内在需要。这可以说是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们的共同观点。

就各系的课程看，在政治系，值得重视的人是章乃器。他是与陶行知等四人联名发表了敦促国共再次合作的划时代声明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章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下的安徽省任过财政厅长等职，抗战后参与民族资本家团体民主建国会的创立，同时也是政协会议民主同盟代表团的经济顾问。这个代表团的教育文化顾问侯外庐，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民大”任教务主任，而副校长李公朴和何思敬也是“民大”的教员[42]。侯本人著有中国古代思想方面的专著，还和罗克汀一起撰写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义革命》等书，同时，也从事了《资本论》的翻译。另外，撰写《官僚资本》等书的许涤新，是有名的持唯物史观的财政、经济专家。王昆仑是中苏文化协会领导人，国民党员，是众所周知的《红楼梦》研究的文艺评论家。抗战后参加了陈铭枢等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与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有交往[43]。

在文学系里，曹靖华、胡风、力扬等是和鲁迅有很多交往的人，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艾芜、编辑《鲁迅语录》的宋云彬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师何其芳等人，也是与鲁迅有联系的人。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的何其芳、骆宾基在内，都是从抗战前就支持国共合作，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其中，陶行知很接近的民主同盟会员力扬，他一边做育才学校的教师，一边把重庆各界政治动向撰文投稿给上海《周报》杂志。宋云彬是民主同盟发行的《民主生活》的主编，和陶、李都是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中央执行委员[44]。在文学系，最强调的一点是，在继承古今中外文学遗产的同时，如何创造中国化、大众化的文艺。关于这一点，宋以中国文学源泉的《诗经》《楚辞》《乐府》为题材，去要学生理解和学习民众的真善美。黄芝岗重视以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秧歌为主体内容的戏剧。而杨晦则根据西洋文艺思潮的兴衰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曹靖华介绍苏联的高尔基，极力主张“生活创作的源泉”[45]。

教育系的教授队伍，除陶、李外，其他的人如方与严、孙铭勋等都是生活教育社的同人，是社会大学的核心成员。但是，前面谈到过的孙起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等创办）及民主建国会的干部。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一起发起组织了称“九老会”的恳谈会，彼此结下了友情。如果，是看一下教育系的课程内容，就可以知道李公朴的所谓“十字教育”是以中国及西洋的教育思想发展史为纵线，以英、美、苏的现行教育制度的比较为横线而构成的。他把各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比较，指出在中国应该建立民主的教育制度。为此，首先需要政治、经济上民主化。另外，陶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民主教育制度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孙铭勋主张幼儿教育的理论化、体系化，而潘菽讲授了美国的心理学[46]。最后看看新闻系，在抗战时期的香港，和邹韬奋一起编辑《华商报》的张友渔、章汉夫等人，得到了《新华日报》有关人员的帮助，有时带领学生参观编辑、印刷等工作现场，进行实地实习。当时张是《新华日报》的总编辑、政协会议共产党代表团顾问，他除撰写许多重要的社论外，也研究一些宪法问题。章以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秘书的身份参加了1945年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因留学美国的夫人的关系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47]。

除上述教授队伍和教授内容外，还有做临时或特别讲演的教师队伍。这些教授队伍（如表2所示），除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民主同盟的政协会议代表外，还有共产党干部秦邦宪、邓发等人。

专题讲师之一的冯玉祥，由于陶行知的推荐，担任社大理事长。冯玉祥和陶同乡，他出生安徽省，是有名的“基督徒将军”，也是陶事业的后援者。冯又和蒋介石是结义兄弟，但屡屡参与反蒋运动，当时是代表民主派的军人干部。加之和宋庆龄接近，他的反内战信念及防止独裁和腐败的态度受到民众的拥护。冯担任社会大学的理事长，并在开学典礼上致祝词，他还以专题讲师的身份做了演讲，这些活动对国民党内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国民党二中全会处于**的3月9日，冯出席并举办了社会大学聚餐会，庆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共产党干部叶挺等人获释出狱，这一事实不可忽视。当天的与会者有李公朴、邓初民、翦伯赞等教授12人及学生志愿者，还有政协会议代表罗隆基、邓颖超等30余人。与会者赞同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大学”主张，并讨论其意义[48]。从处在国共重开内战分水岭的二中全会会中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次体现和平民主派的联合体社会大学特性的聚会。

四、社会大学运动的意义——代结束语

1946年4月29日举行了重庆社会大学第一期毕业典礼。沈钧儒等民盟干部和吴玉章等留守重庆的共产党干部等许多人应邀做了演讲。首都迁移在眼前的重庆，与三个半月前开学典礼的时候相比，充满了极其紧张的气氛。产生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对立，它的国际背景里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就暴露出来的英美和苏联的对立。这种对立，发端于与政协会议同时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总会上，围绕希腊产生的英国和苏联的对立。接着，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处于**的3月上旬，丘吉尔作了以“铁幕”著称的演说，与英美保守势力加强团结相呼应，国民党内要求撤销政协决议的强硬态度也有所抬头。另外，一进入4月份，在美国国内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49]。4月，在中国东北部发生的国共小摩擦逐渐扩大规模，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蒋介石，其强硬态度也越发明显。蒋在命令东北的中央军向共军进攻的同时，单方面宣布了国民大会无限期地延期和迁都南京的决定，企图维持国民党独裁体制。对此，民盟等第三方势力认识到国共调停已陷入僵局，呼吁全国各界民众为停止内战而奋起力争。

民盟干部陶行知、李公朴也分别在上海、昆明一边进行社会大学开学的准备工作，一边继续强调把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和民主作为社会大学的基础。这样，6月中旬以后，在上海连日召开了大规模的反内战的集会，23日，召开了10万余人的大规模市民大会。会上，陶行知代表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不管是工人、学生，还是资本家、军人呼吁“我们谋求永久的和平。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50]。那时，在昆明、重庆、广州、香港等各地，民众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急速高涨。但是，同年7月，蒋介石向政府讲师发出全面进攻的命令，同时特务活动频繁，策划暗杀民盟干部，第一个牺牲者是李公朴（11月），接着是闻一多（15日）。第三个就是陶行知，他受到特务的胁迫，加之疲劳过度而突然逝世（25日）。与国共内战的全面开展相呼应，在民盟根据地昆明发生的这次“李闻惨案”，是蒋介石政府对第三势力和无党派民众残酷镇压的例子。而这个世界的真相终于为梁漱溟、周新民等民盟调查团揭露，第三势力采取得民心的方法，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和抨击，并迅速地从中立的状态中向左转[51]。

但是，在进入全面内战后的1946年9月，再次举办的第二期重庆社会大学，是由继承陶、李遗志的邓初民、史良开办的。但是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高涨的翌年，即1947年3月不得已被关闭。第二期社会大学，由国共内战后政治、社会形势的激变，不得不在性质、形势上较第一期有很大的改变。其一，社会大学的教师、学生从李公朴被暗杀、陶行知骤死的事实中认识到，这是以和平民主为目的的“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其二，弄清了“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蒋介石政府违反政协决议的真相已昭然若揭，对他们的批评，即是更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其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不管是社会大学的教师还是学生，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指导”，并适应军事形势的变化，开始着手组织城市民众起义的游击队。这样，社会大学的性质，由“和平民主派的联合战线体”，转变成“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体”，成为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众的行动的先驱[52]。

最后，如果以第一期重庆社会大学为中心总结社会大学运动的意义，大致可以从政治、教育两个方面来归纳。

首先，就政治情况来说，第一，是把政协会议时期这个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划时代作为基础，结成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和平民主派知识分子广泛的联合战线体。第二，社会大学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为基础，加上李公朴在山西“民大”的实践而创办的大学。所以，在抗战胜利以后，既要以民族解放、和平建国为主要目的，也不能忘记采用民众教育这种非暴力的手段，达到民主社会的变革。第三，在理论、财政、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主张与以美、苏为首的各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因此，把社会大学看作能为国内和平甚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气宇宏大的文化教育运动的起点的设想，这一点，今后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其次，作为教育实践方面的意义，第一点是，主张办一所民主学校，即教员与学生共同（互相协作）的管理机构，努力形成主动的，以自我为主体的学习和教育。第二点是，与宗旨在培养优秀分子的现有大学不同，它是作为对职业青年（一部分失业青年）进行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机构而创办，是以造就“和民众一道前进的知识分子”为目的的。

社会大学与旧大学相比较，它重视教育系、新闻系，这是应引以为注意的。从教授队伍及“联合体”的特性来看。首先，它是注重“学问与政治”的民主化、民众的参与的最好佐证。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该大书特书的，是陶行知及孙起孟试图创办学校合作社的设想。更为重要的是，陶赞赏武训的“私人兴学”精神，一贯重视独立的个人的联合组织——合作社。也许他只是一边设想既不是私立也不是公立的，而是合作社式的社会大学，一边把和以往的大学不同的自主独立的教育机关为媒介，寻求合作社会的实现。

（胡永弘 译）

[1] 原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2期第1号。

[2] 菊池贵琴说，所谓中国第三势力，是对国共两党而言的，它是坚持独立、中立的民主同盟和其他四十多个政党的总称，是以无党无派的民众为社会基础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第9页，汲古书院，1987年）。关于民主同盟，请参看平野正《中国民主同盟之研究》（研文出版，1983年）。另外，在中国，“中国民主党派史”的研究正在进行，从它在研究领域上的意义来看，可以说它仅仅是日中两国共同研究之工作的开端（请参看拙文：《中国的民主党派史研究现状和课题》，载《近邻》第14号，1988年12月）。

[3] 有关社会大学的系统资料，除1946年学生们自己制作的小册子《社会大学》外，还有近年复制的《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昆明社会大学教务处编，北门出版社）。另外，该册子已被收入《大后方青年运动参考资料——重庆社会大学》（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重庆出版社，1984年），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新闻资料及回忆录。又，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陶行知诞辰90周年之际，现在陆续发行《育才社大》杂志。

[4] 关于社会大学问题，斋藤秋男的《重庆“社会大学”之设想》（载《新中国》1947年3月号）在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在他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载《现代中国讲座》，明治图书，1983年）等若干论文中也展开了有关社会大学的研究。

[5] 斋藤秋男：《重庆“社会大学 ”之设想》，载《新中国》，1947年3月号；还可以参照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有关山海工学堂问题，请参照拙文：《30年代中国，合作社运动的两个潮流》，载《合作社研究》第八卷第1号，1988年10月。关于《抗日之旅》，请参看拙文：《救国会派和第二次国共合作》，载《历史研究》，大阪教育大学历史学研究室，第24号，1987年2月。

[6] 《育才社大》第1期，1981年3月。

[7] 平野正：《基督教徒李公朴思想的成长》，载《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思想》，日本东京，研文出版，1987年版；《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先生事略》，载《李公朴纪念文集》（方仲伯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李公朴：《政治的国防动员》，载《国防总动员》（艾思奇主编），1936年版。在该书中也收有章乃器：《经济的国防总动员》，此书于两人被捕前的10月份出版。

[9] 李公朴：《全国动员告国人书（下）》，载《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主编）第19期，1937年10月19日。又，当时的刊名为《抗日三日刊》，从第30期开始改名。

[10] 李公朴：《我所认识的牺盟》，载《民众动员论》，1938年版。

[11] 沈叔羊：《民族革命大学鸟瞰》，载《抗战教育在陕北》（田嘉谷编著），1938年版。

[12] 李公朴：《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38年版，第15—19页。

[13] 顾文华：《民众革命大学的研究》，载《抗战三日刊》第60期，1938年4月9日。

[14] 关于在昆明的李公朴，请参照王健：《李公朴与北门书屋》，载《李公朴纪念文集》（方仲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文实：《云南内幕》，1949年版。

[15]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页；《中国各小党派现况》，1946年版。

[16] 萧聪编：《中国民主之路》，香港，现代史料社，1946年版，第44页。

[17] 社论：《我们反对内战！》，《民主》第6期，1945年11月17日。《民主》是由正郑振铎主笔，周建人、马叙伦等无党派的发言人执笔的上海的代表性杂志。

[18] 萧聪：《中国民主之路》，香港，现代史料社，1946年版，第151-152页；力扬：《记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载《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

[19] 《周报》（第15期，1945年12月15日）和《民主》（第11期，1945年5月21日）分别编辑了特辑并附有照片，作了详细的报道。又，请参看《一二·一运动史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20] 参照《新中国资料集成》第一卷，1963年版，第162页、163页、167页、168页。

[2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页。

[22] 学习知识社（编）：《政治协商会议文汇》，1946年版，第62页。

[23] 学习知识社（编）：《政治协商会议文汇》，1946年版，第70-74页。严格地说，在召开这个茶话会二三天后，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也参与了“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组建。

[24] 商闻实：《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1979年版；力扬：《记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载《周报》第23期，1946年2月9日。

[25] 历史文献社：《政协文献》，1946年版，第15页。

[26] 历史文献社：《政协文献》，1946年版，第39-43页。

[27] 陶行知：《社会大学颂》，载《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6-869页。

[28] 陶行知：《教育生活漫记》，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页。

[29] 陶行知：《新大学》，载《生活教育》第三卷第7期，1936年6月1日。还有，斋藤秋男《中国教育史》（讲谈社，1975年），在295页指出新大学和新社会大学的关系。

[30] 陶行知：《社会大学运动》，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84-587页。又，这个宗旨是陶修改了孔子的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后采用的。

[31] 郭方仑：《陶行知先生谈社会大学》，载《周报》第34期，1946年4月2日，（原载《民主》第27期，1946年3月15 日）。

[32] 陶行知：《与柳湜的谈话》，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10页。

[33] 陶行知：《领导者再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598页。

[34] 陶行知：《民主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9页。

[35] 李公朴：《民主教育的初步实践——两个月来社大教学总括》，载《民主》第33期，1946年6月1日。还有，在上海陶行知正在为上海社会大学的创办筹备和反内战运动的组织工作而奔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做了80次讲演。（参照陶行知：《与柳湜的谈话》，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6] 李公朴：《民主教育的初步实践——两个月来社大教学总括》，载《民主》第33期，1946年6月1日；杨乔：《回忆重庆社会大学》，《文史资料选集》第90辑，1983年6月。

[37] 参见《社会大学的历程简介》，载《育才社大》第5期，1984年2月；黄齐生：《社会大学之我见》，载《文萃》第一卷第27期，1945年4月25日；田汉：《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悼李公朴之死》，载《周报》第46期，1946年7月20日。

[38] 孙起孟：《“明日的学校”设想》，载《民主》第23期，1946年3月23日。

[39] 陶行知：《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14页。

[40] 陶行知：《工合与工学团》，载《工和之友》第一卷第4期，1939年7月。

[41] 《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39页，第48-49页，第51-52页。

[42] 《牺盟会和敢死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43] 参看《新中国党政军人物志》《新政协人物志》《中共人名录》等。

[44] 参看《中国文学家辞典》，《救国会》等。

[45] 《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43-50页。

[46] 《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53-54页。又，方与严《生活教育简述》（1947年）是以社会大学的讲义笔记为蓝本撰写的，该书概述了陶等生活教育同人推行的教育运动及其理论。

[47] 杨乔：《回忆重庆社会大学》，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1983年版，第105-106页。

[48] 《李公朴日记摘抄》，载《育才社大》第7期，1985年11月。另外，在前述《陶行知纪念文集》等里面，还刊载了当日与会者签名的彩色照片。

[49] 《华商报》，1946年4-5月的海外栏里频繁地报道美国工人罢工的情况。

[50] 和平社（编）：《人民反战运动》，1946年6月，第5-14页。

[51] 梁漱溟、周新民：《李闻被害真相》，1946年10月。在前述《重庆社会大学》里，汇集了“李闻惨案”及陶行知死后的各报纸杂志的消息，大体上可以看出其反响之大。

[52] 近年中国刊行的资料强调，社会大学的创办和管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1983年，经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与有关机关共同努力，在昆明重建了社会大学。可以视该校为“业余性质”的高等教育机关。我对这所社会大学今后将如何发展，极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