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行知现象”

巨星陨落四海同悲

1946年7月25日12时3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这颗心脏的停止跳动，顿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噩耗传来，人们震惊，普遍把它视为民主政治运动的不祥之兆。

这颗心脏的停止跳动，自动节省了特务枪管中一颗罪恶的子弹，自动勾销了黑名单上位居第三的名字，却增添了印刷工人的许多劳作，揾了许多忧心国事者的手帕。

人们清楚地记得，就在这颗心脏停止跳动的一个月前，即1946年6月26日，南京当局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之后，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议，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走上了分裂和内战的道路。与此相应，对后方民主运动也重开杀戒。在昆明，继李公朴7月11日被杀后，闻一多又在7月15日遇害，响遍全国的抗议之声未止，而今又传来陶行知新丧的噩耗，人们怎能不深痛深忧？

同所有真正有分量的知名人士一祥，陶行知的倒下迅速成为牵动千千万万个人心的大事。消息刚刚传出，至交好友迅即赶赴现场。爱国老人沈钧儒得讯后，立即携带从医的长子赶到，著名作家田汉得讯后，也立即偕同一位医生朋友前来抢救。中午正在接见一批记者的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把接见之事交与助手，驱车奔来探视。面对一大群热泪纵横的在场者，素来冷静理智的周恩来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紧紧抓住田汉的手，倾吐出对逝者的深情和对生者的关心。“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你喜欢喝酒也别那么喝了。”接着，他又俯下身来，拉住陶行知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2]

按照原定计划，周恩来当天下午飞赴南京后要同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谈判。陶行知的突然去世，使他改变了计划。据当日《文汇报》南京专电：“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沪逝世，情绪不快。彼抵京后，即以电话通知马帅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访马帅及司徒大使。”但就在推迟谈判的当天下午，他却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唯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12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3]

很快，当天就从延安传来了由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4]

同日，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和廖承志署名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发来唁电：“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人格作风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特电致唁，并希节哀。”[5]

新闻界对此最早作出报道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间形式所办的《联合晚报》。该报当天就以“民主运动又一大损失，陶行知今午逝世，在友人家突患脑溢血”的大号醒目标题刊出。从第二天即7月26日开始，沪、宁、津、渝和延安等各地数十种报纸，纷纷以消息、报道、唁电、讣告、社论等形式对陶氏去世作出反应。在随后几个月中，纪念性的诗文持续不断地以特刊或专栏等形式整版整版地排印出来。在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悼陶活动与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相联相合，很有声势。可以说，数百上千篇大大小小的悼陶文字，足使陶行知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新闻界报道的一大重点人物。

陶行知大殓仪式揭开了悼陶活动的序幕。7月26日上午，包括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内的上海50余人民团体在上海殡仪馆为陶行知举行大殓。一群群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店员、伤兵、教师以及文教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致奠，瞻仰遗容。

陶行知遗体上覆盖着“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锦旗。沈钧儒主祭，许广平、黄炎培、马叙伦、茅盾等陪祭。郭沫若的祭诗把数千名祭奠者的悲痛心情倾泻无余，“要不哭，我们不能不哭。要不喊，我们不能不喊。不是长哭先生，而是兼哭人民。中国人民为什么这样的多灾多难？”“我们想把眼泪揩干，但也没法把眼泪揩干。就让我们流着眼泪向普天下的人民呼唤：我们要抢救中国，抢救和平，抢救教育。就算要死它一百万遍，我们也不丧胆！”会场上悬有很多挽联，不少挽联因报章转载而脍炙人口，如：

死不得也斗士，教育战场要你，民主战场要你，文化战场更要你，人民时时需斗士；

责未了也先生，教育事业寄谁，民主事业寄谁，文化事业更寄谁，我辈殷殷哭先生。

——生活教育社

死了倒安心，黑色名单无须挂；

活着反受罪，无声子弹不胜防。

——无名一群后死者

两语足千秋，岂限于广大青年，至今妇孺皆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万方同一哭，又夺我无双战士，所幸音容虽渺，浩气在宙，遗爱在人间。

——晓庄同学会

大殓后，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使悼陶活动很快向**推进。

8月4日，在陶氏抗战时期长期工作过的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生活教育社开会追悼。由史良主持，邓初民主祭，吴玉章等陪祭。

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举行追悼大会。礼堂四周布满各界人士所送花圈和悼词。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追悼会主祭人林伯渠、谢觉哉、陆定一、徐特立。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讲话，并宣布边区政府决定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高度评价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继承他的遗志，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争取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实现。徐特立在被邀讲话时强调指出，陶行知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优秀的人民教育家。大会最后还通过了大会通电，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习仲勋、张宗麟等10人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除刊载以上诸人讲话材料外，还刊发了延安理论界高度评陶的文章。胡乔木说，“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又特别指出，“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张仲实则把他同鲁迅、邹韬奋并提，称之为“近30年文化战线上，最有创造力，最有成绩，因而在人民中间影响最大的”“卓越的人民领袖”。[6]发自延安的这些评论，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为此后各地持续不断进行的悼念活动定下基调。

9月22日，重庆各界追悼大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2000余人。国民参政员许德珩的讲演博得听众热烈掌声：“贪官污吏汉奸都不死，偏偏陶先生死了。谁使他死了？是中国的社会！”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陶先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是一个时代的英雄。陶先生认识了广大的人民，忠心为人民服务。陶先生的思想是前进的，科学的，民主的……我们纪念他，要继承他的学说，更要继承他为人民、国家及民族奋斗的精神。”大会发言持续3小时，各团体前来公祭，从中午12时到晚上9时，络绎不绝。

10月27日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把这阶段的悼念活动推向**。那份有280余人署名的追悼大会发起人名单足以说明问题。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领衔，国民党方面则孔祥熙、孙科等人列名，其余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几乎都可在长长的名单上找到。参加追悼大会的中外人士达5000余人之多。大门口悬有“爱满天下”的横额，台前上端悬有蓝底金字“民主之魂，教育之光”八个大字，与对壁“民主魂”三字遥遥相对。礼堂四周上下，挂满挽对诔词，中国民主同盟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行知合一，是先生教育精华。”陶行知遗像前遍置宋庆龄、冯玉祥和美国援华会等所献花圈。田汉读祭文，内容凄婉悲壮。祭文称逝者为“和平民主的坚贞斗士”，“地狱里的中国儿童的救主”，“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导师”。祭文还称，“你的伟大的死，已经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你的汗，你的血，你的热情，已经延长了垂危民族的生命……”

12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抵南京晓庄公葬，由全国53个人民团体发起的规模浩大的隆重的公葬仪式，使追悼活动再次出现**。

当灵柩到达南京和平门车站时，沪宁等地前来迎灵送葬者千余人。在“万世师表”和“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和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队伍后面则是晓庄四乡农民自动组成的锣鼓哀乐队。与沿途武装警宪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相映衬者，则是群众自发的路祭，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焚香致哀。灵柩11时到晓庄，12时开始公祭。灵堂前有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代表团所送三个大黄**圈。陈鹤琴代表各人民团体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下午3时，由沈钧儒、翦伯赞及家属扶柩放进劳山墓场。之后，在陶行知当年曾栉风沐雨奋斗数年的地方出现了一座新墓。墓碑“陶行知先生之墓”为沈钧儒手书，墓道前的牌匾是陶行知遗墨“爱满天下”，牌联则是郭沫若所书陶行知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在当时确实被视为人民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先驱，在他身后紧紧追随着一支浩浩****的群众队伍。我们不妨再引用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悼诗悼文，以为印证，以为注释。

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的纪念文章再度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态度。9月22日的悼陶特刊载有吴玉章的《回忆陶行知先生》，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把有人称扬的“一代完人”具体化为：“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张友渔则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肯定陶行知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是他的政治思想。因此，他不仅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还是一位非常坚决的新民主主义者。12月6日，董必武在报上发表悼诗《哭陶先生》，这是中共高层人士又一次的高度揄扬。“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民主人士的纪念文章或歌或哭，或怒或骂，感情色彩显得更浓烈些。郭沫若以《痛失人师》为题，把连丧民主运动三员大将的七月，称之为“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7]叶圣陶在挽诗中则称之为导师，“汇为巨力致民主，庶几精诚报导师。”[8]与逝者有32年交情的陈鹤琴以《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为题作文，痛惜知己之死，“实是中国苦难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重大损失。”[9]史良用诗化的语言写陶行知的倒下及其影响，“悲愤，刺激，反动势力的威胁，竟会把你的血液沸腾得爆炸！爆炸得和我们永别呢？不！千万个‘不’！我希望这个爆炸，就是沸腾整个民主潮流的原子弹！”[10]邓初民干脆起了一个“陶行知主义”的新名词，这样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平添了一名能以“主义”称名的新人。邓所谓的“陶行知主义”，即“人民至上主义”。邓认为，它有自身特有的实现其主义的路线、方法和工具等。因此，陶行知就是陶行知，不能把他简单地和其他人相比。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11]

在陶行知去世后很短时间内，同国内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相呼应，在香港、南洋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的回响也十分巨大。以下仍摘录有关报道。

8月25日，香港、九龙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追悼大会，到会900余人，蔡廷锴主持大会，萨空了、陈其瑗报告三烈士事迹，彭泽民、沈志远等l0余人相继发言，群情悲愤。

9月15日，新加坡华侨举行三烈士追悼大会，有100多社团、1500余人参加，会堂内外遍挂挽联轴幅。胡愈之代表民盟星洲办事处报告三烈士事迹。陈嘉庚发言痛斥国民党独裁统治，与他的挽联所示相一致：“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佞，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图跻三强。”[12]

国际和平战士、加拿大朋友文幼章撰文《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文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生。”[13]

美国援华会总干事、热情支持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和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华莱士女士，深信那些具有良知的在华美国人，都是陶行知事业的理解和同情者，“战争时期里在重庆认识陶博士的美国人，都一致地赞扬他和他的学校——育才学校。回国的士兵们都说陶博士对中国大众教育这一艰巨的问题似已有了答案。” [14]

12月9日，美国纽约举行追悼会，到会有美国教育界名流及中国游美人士300余人。追悼会由陶行知的导师杜威博士和挚友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以讲演逝者一生主要活动事迹的形式进行。先后在会上讲演的有杜威、克伯屈等著名人士。[15]讲演之后，由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生前喜爱的《锄头舞歌》《义勇军进行曲》和《你这个坏东西》等。大会最后由冯玉祥讲《中国人民对陶博士之哀感》。大会印发悼念材料并在会上进行募捐。戴爱莲决定次年三、四月间在美举行舞蹈表演，为育才募捐。这次追悼大会之后，成立了一个美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负责在美筹办有关活动，以使陶氏在美国的朋友进一步了解并从经济上支持其未了的事业。[16]

上引材料，还只是整个悼念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去世之后，照例多有称颂文字。贪名者还每常以重金聘请名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求身后骥附名人文集而求不朽。而贪利慕势者也每常为传主撰夸大失实的溢美之文。于是，在中国泱泱文化典籍中涌现了一批死后才被“发现”并“私谥”的圣人之徒或节烈之妇。有识者鄙薄此等行为此类文字，用“谀墓”一词称呼它。于是，在中国浩瀚的贬义类词汇中又新添了一个名目。应该说，逝者留在存者心目中的真正分量，才是逝者真正的社会价值。权势或金钱纵然能产生放大效应，左右一时舆论，影响人心取值方向，却永远不能蒙蔽历史老人。否则的话，史册不早被善于钻营的若辈王公大臣占满了？就此而言，陶行知逝世后千千万万群众同声一哭，各地追悼会上普遍而又自发形成的哀痛逾恒的气氛；各种追悼词中共同而又自然流露的惋惜悲愤的感情，以及来自各界各方充满深情的纪念文字，无一不是陶行知一生价值的真正定评。持续数月的悼陶活动，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当年鲁迅逝世的情况。10年前，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人们在反外侮、争民族生存的强烈氛围中哀悼鲁迅的去世。10年后，在抗战胜利后一年，人们又在反内战、争民主权利的高昂口号声中寄托对陶行知的哀思。鲁迅殡殓时遗体上覆盖“民族魂”的锦旗，又恰与陶行知身被的“民主魂”遥相呼应。这两颗文化和教育巨星的陨落，共同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成为令当代和后代惊叹不已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应指出，持久而又广泛的悼陶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从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悼陶活动同此前规模巨大的对昆明惨案、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以及李、闻事件的抗议活动和此后由“沈崇事件”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样，都是中共精密组织领导的政治战役。争取民主人士，争取处在中间地位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启发动员千千万万人投入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战略思想。它同“第一条战线”即正面战场的斗争紧密配合，互为犄角。因此，整个悼陶活动都不妨放在中共争取人心的战略大背景下来观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去世后的陶行知才比在世时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如果把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评陶文字视为指挥这一政治战役的原则意见，那么由各地中共组织直接参加并由民主人士推波助澜的悼念活动，便是对这一战役的具体实施执行。对此情况，我们仍可以陶行知为名的政治现象视之。

[1] 原载《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田汉：《安息吧，伟大的灵魂》，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1页。

[3]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4] 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 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6] 分别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7、40页。

[7]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3页。

[8] 陈辽：《叶圣陶传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9]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121页。

[10] 《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11]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59页。

[12] 《星洲日报》，1946年9月16日。

[13] 《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4] 《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5] 在会上讲演的题目为：罗格博士（费正清代）《陶博士1914—1915年间在伊利诺大学学生时代的生活》，杜威博士《1919—1920年间在东南大学时代的陶行知博士》，克伯屈博士《晓庄学校》，哈斯先生《1930—1940年间陶行知先生参加的爱国工作》，温费尔与兴顿先生《1940—1944年间育才学校校长及生活教育社理事长的陶博士》，原育才舞蹈教师戴爱莲《1944—1946年间育才教师所见的陶博士》，华莱士《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情形及其未来计划》。据《新华日报》1946年12月30日。

[16] 香港《华商日报》1947年7月21日报道，该委员会在陶氏逝世将两周年之际，聚会于副主席克伯屈博士家中，商讨纪念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