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与陶行知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两位重要的教育家。徐特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家，长期领导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陶行知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长期在国统区进行乡村教育、生活教育等探索。两人的理论和实践都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新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教育家

徐特立生于1877年，比陶行知年长14岁。他们的早期经历和教育背景大抵相似，都是由乡村的私塾进入“洋学堂”接受新教育，继而赴国外求学。

徐特立在42岁那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陶行知则在美国读博士，师从杜威。此后，两人的教育经历、教育追求也很相似，都是从民族危亡的现实出发，将教育视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致力于在贫穷落后的农村普及和发展教育，在长期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他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

1.全面从事教育活动的经历

建国之前，徐特立领导中央苏区和根据地的教育实践在时间上分为两段。1931年11月至1934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在上海，主要由徐特立全面领导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他首任教育厅厅长，领导根据地的教育。1940年底至1943年，徐特立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教育工作转向了高等教育、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但他仍然参与和影响着根据地教育，成立延安教育社，参加整风，讨论延安的教育方针。1943年之后徐特立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主要负责编审各类教育的教材等工作。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一般教育到特殊教育，他都有丰富的经验。

徐特立并非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家，而是有着第一线教育经验的实践家，他不仅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师，还在湖南、江西和陕北创建过幼儿园、孤儿院、小学、女子师范等。在很长的时间内，他的教育活动主要在基础教育、师范教育、扫盲教育等领域。在江西苏区，徐特立亲任列宁师范的校长，不仅主持校务，还亲自上课、摇铃、种菜、养猪。在中央苏区还发展了其他类型的学校，如农业学校、卫生学校、高尔基戏剧学院，以及各种干部学校。

同样，与那些某一学科的或只在小范围内实践过的教育理论家不同，陶行知的教育活动也覆盖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学校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不同领域和不同范畴，创办了晓庄师范、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他创建的生活教育不仅在国统区，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传播和实行；不仅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2.在变革教育的现实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经验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两人都坚持人民教育、大众教育的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农村需要的办学道路；重视教育的科学化与民族化，在各类教育中实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知与行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

在中央苏区，徐特立亲临各区、乡指导扫盲的工作方法，亲自动手，做出样板，如组织识字小组，编写农民识字课本，培养扫盲骨干，定期举行读写比赛，利用树枝、沙盘教农民写字等。他总结群众扫盲的经验，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体现“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思想。在长期领导教育的实践中，徐特立总结、提炼出“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以培养有“一定方向又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

徐特立十分重视教育的科学化与民族化。对于根据地教育而言，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路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早在延安时期，徐特立就已开始了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发展教育的探索。在十分贫困的陕北边区，徐特立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方式普及小学，采取公办、私办、巡回流动办学、半工（农、纺、牧）半学、全日制、半日制等形式，使得他在陕北不太长的时间里出现了办小学的热潮。他不失时机地的总结推广群众自己办教育的好经验，如米脂的纺织模范赵婆婆虽然自己不识字，却创办了一所半纺半读的小学，徐特立对这一做法大加表彰和推广。

陶行知创建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命题，重构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他倡导的“小先生制”“科学下嫁运动”、山海工学团等，提供了崭新的教学形式和方法。他们都强烈地批判和反对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老八股”“洋八股”。在不同的环境和语境中，陶行知针对的主要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封建教育和“洋化教育”，徐特立批判的主要是“党八股”和“教条主义”。

3.高尚的人格

徐特立和陶行知都是身体力行，为人师表，具有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魅力的道德楷模。徐特立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做到了“经师和人师相结合”。他经常以“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高”人物自警，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作风，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到“活到老，学到老”，被毛泽东誉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典范。1947年他70寿辰时，党中央为他祝寿，赞扬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他的一切优良品质。

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贵品质而闻名。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题词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郭沫若在祭文中称“陶先生是时代的导师，教育的巨子，真善美的完人”，“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1986年，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并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二、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

从现有的材料看，徐特立并未与陶行知谋面相识；但他却一直高度赞扬、热情宣传陶行知。为了表示对陶行知的尊重，他甚至把自己的字改为“师陶”。1942年，延安成立新教育学会，徐特立任会长，他致函陶行知，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表示“愿与先生和生活教育社诸先生以及全国教育人士携手并进”，并决定编印陶行知的教育论文选集，宣扬生活教育的进步。

……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过程中，徐特立写了《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一文，以生活教育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他认为“生活教育社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与小先生制，是实际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认为生活教育理论不过是美国实利主义教育与杜威的再版的说法，徐特立称是“离开中国的实际和离开边区的实际而泛论学理，或有片面性的真理”，“如果把生活教育看为对中国的病症下药，那么就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该社的实际精神和革命精神。因为不独国民党的复古教育离开生活太远，而我们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理论和原则……没有针对着我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

而且，徐特立看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根据地教育的“不谋而合”，不但不谋而合，在根据地还发展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这正是徐特立与陶行知之间最深刻的共鸣和有机联系。他说：“外边的社会不可能实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但我们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了陶行知的理想，并且有更多的发展。我们所以能与陶行知的主张不谋而合，并加以发展，就因为思想方法有些相同的地方。”这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例如，他曾谈到：“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1946年8月，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陶行知的学说，认为陶的主张和行动“都是对于改造中国所产生的思想，工学团是整个乡村的范例”，“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等边区乡和村也仿佛是遵照行知先生的工学团计划进行的……伟大的计划只有在伟大的政权下才能贯彻”。

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评价是始终不渝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徐特立用保持沉默的方式抵制对陶行知的错误批判。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这其中就有徐特立和陶行知的心血。

1949年底，徐特立发表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阐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教育文化方针。这一文化方针的雏形，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更早之前，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已明确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主要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其来源究竟是怎样的，是一个值得认识的理论问题。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但它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的产物，而有两个充沛的实践的源头。一个是共产党长期领导的革命教育、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实践，包括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亲自从事的革命教育、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实践，以及徐特立等在苏区和根据地领导的扫盲教育、普及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实践和基本经验。另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国统区开展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乡村教育等教育实践，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学说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将它们进行融合、提炼、加工和阐述者，主要是毛泽东。

早在1939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地区小学教师暑假训练班结业典礼上所作的演讲，就明确肯定了生活教育：“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如同徐特立所言：“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他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竟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条件的新村计划，而且行之有效。行知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于组织成一系统，均有伟大的发现。”他认为陶行知先生“不仅是对摧毁中国的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

《中国文化》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陶行知欣喜若狂地称：“中国有救了！”并且对魏东明说：“我们的生活教育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的亲缘性例证之一是，1946年7月27日延安《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

先生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开辟了中国新的教育途径，从实践过程中，已有着伟大的创造。这创造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几个口号上，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贯穿这几个口号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先生最近在沪江大学讲“新中国之教育”，提出五项修养：

（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可以说这就是先生新教育精神的全部……数十年来，先生的弟子遍于海内，先生的思想日益推广，特别是在解放区，先生的新教育方向已在那儿具体实现，发出光辉。这证明先生的方向是正确的，先生的努力是有伟大的收获的。

另外一例是1946年在延安各界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陆定一发表的演讲谈道：“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有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可见，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事出有因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认为：“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陶行知思想是解放区新教育的源泉之一。假如说，解放区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消化了陶行知思想而形成的，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