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术氛围

1944年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手册》中就明确提出“创造学术之气候”[126]的要求。如果说好学的人际群体是小规模、小范围的话，那么创建学术气候或学术氛围是大范围的、普遍的。学术氛围不仅局限于学校，而是面向全社会的。这种氛围是鞭策学习者去努力学习的“大气候”。“我们要学问长进，必须创造追求真理所必需的气候。”它由“追求真理之热忱与其所需之一定文化养料及其丰富之配合所构成”。[127]如果全社会形成了崇尚学习、追求真理的良好氛围，就会自然而然影响一个去学习知识，学为“真人”。

五、“行以求知知更行”的学习方法论

科学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加快学习进程，少走弯路，学有成就。陶行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围绕“行”，提出了一系列饱含辩证思维的学习方法，他用两句诗来概括了学习方法论的主题：“行以求知知更行，不知直认为不知。遍览已知求未知，以知与人已愈知。”[128]详述如下。

（一）“行知合一”

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属于认识论范畴，同时又是学习的方法之一。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观，不过其主旨是突出“知”，强调知先行后，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陶行知起初在金陵大学上学期间信仰王阳明该观点，但从美国回国之后，在广泛的教育教实践过程中，他发现行比知更重要，所以作了颠倒，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29]这里的“知”就是以求知为目的的读书，“行”就是付诸行动的实践。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识是要自己像开矿物质那样去取来的，取胜便是行。”[130]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作了理论阐释：“要有知识，是要从行动中去求来，不行动而求到的知识，是靠不住的。”因为“你能行动，行动才生困难，想法解决了困难，才是真知识的获得”。[131]这一思想与哲学认识论中所讲的“实践出真知”是完全一致的，为此，陶行知坚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学习方法，倡导“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学习方法。他还用比喻的方法形象地说明了“行”的重要地位，“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32]强调在实践中求取真知的重要意义，还说：“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133]他认为，“先知后行”的学习方法是不会开科学之花、结科学之果的。陶行知给学习者指明了一条真正读书学习的新途径，他的“行知合一”观不仅有利于青年学子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而且有助于引导当时的年青一代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用所学知识去服务大众、拯救民族。“这就大大地打开了学习者的知识视野，使人认识到求知不仅要读书，还要实践。”[134]陶行知本人就是一个“行知合一”的典范，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深入农村，深入实践，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真知。[135]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始终奉行一条准则：“学习就是实践，”[136]实践也是学习。

（二）“教学合一”

尽管陶行知在教、学、做三者中认为学是一个中间环节，是联系教与做的纽带。不过在以学为主的学习论中，陶行知也倡导“教学合一”，以教助学。因为毕竟有教师教的学习要比完全自学效果好些，省点力气。他说：“‘教学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围绕实际操作运用目标，学习应成为核心，教育应当完全服从与服务于学习。“教学合一”的落脚点在于学习，在于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137]教的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学得更好，教应当助学习者一臂之力，促进学习者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取得高效的学习效率。所以，陶行知将能否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作为评价教师的标准。“我们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同时他强调学也离不了教，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培养有赖于教师的指导，“所经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的先生”。[138]此外，陶行知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就教与学各自本身也作了哲学思考。他认为教师的教，首先需要他去学然后才能教，因此教就是学；同时学习者的学，不仅是在教指导下的学，而且现在的学是为了将来的教，因为“即知即传”是每个学习者的天职。

（三）学做合一

陶行知从“教学做合一”的角度还提升出“学做合一”的学习方法论。他说：“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习……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学也不成学。”[139]突出了“学做合一”的重要性。他从引导青年人成为具有改造社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倡导青年学生要善于动手，在实际操作中学习知识。“怎样做就怎样学”，“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140]学做合一的方法要求学习者以实践的目的去学，在实践过程中去学，从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陶行知首先就学习主体而言，从学与做所依赖的生理器官去论述“学做合一”的科学依据。1932年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三周年纪念会上作诗：“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141] “做”主要借助手来进行，“学”则传统认为靠脑。因为手与脑在人体中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两种器官，因此靠手的“做”与靠脑的“学”就理应相互联系，密切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人体不同器官协同运作的整体效应。其次，陶行知就学习客体而言，也强调了学与做结合的合理性。他说：

书本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读书便成为学，而那用锄头、斧头的便算为做了……他们忘记了书本也是“做”事所用的工具，与锄头、斧头是一类的东西。做一件事要想做得好，须用锄头便用锄头，须用斧头便用斧头，须用书本便用书本，须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便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狄克推多（独裁官），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142]

陶行知认为书本不仅仅供“学”来用，“做”也要利用工具。可见，从学习主体、客体两方面的内在机制与本体职能来看，“学做合一”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四）自动自立

陶行知对中国古代学习思想的精华予以灵活运用和批判吸收，其中孟子“自求自得”的内求型学习方法，就受到他的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动自立”的治学方法。他先从知识的求取途径论述了“自动自立”方法的重要性。根据《墨辨》提出，知识分为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是别人传授进来的；说知是自己推想出来的；亲知是自己经验出来的。”经过比较，他提出“亲知”是最真实可靠的途径，“亲知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和说知皆为不可能。”[143]只有学习者自己亲自去学习获得的知识，才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东西。因此，他强调说：“学生学习的时候，须学生亲身参与学习的过程……无论何种知识技能，要学生自动的受领，不要被动的受领。”要求学习者主要依靠自动自得的方法去求取知识，而不能依靠他人。他还从心理学角度对该方法作了阐释，他说：“凡事亲身实行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知识技能，这是近今发现的心理原则。”[144]所以他倡导学习者“以自动的精神，自己研究，自己判断，而自用方法以达一定之目的。”[145]只有使用自动自得的方法“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146]不仅学习中要自动，而且在实践做事上也要自立，“各事都是学生自干”。为此他还专门赋诗一首以勉励学习者：“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147]

（五）学思结合

先秦孔子就提出了学思结合的原则与方法，陶行知本着中西兼容的原则，在借鉴西方思维方式与实用宗旨的同时，他有效地继承并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他从中西合璧的视角论述了学思关系。他认为，读书学习是需要用脑去思考的，只有有智慧、善思考的人，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更多的知识。所以他说：“假如是有智慧的有天才的，读一本书胜过读三年书，进步一定是很快的。知识是学来的，只要有智慧，一定能学到许多知识。”[148]看来知识的获取单凭读书式的学习是不行的，那样事倍功半，只有学习与思考结合，边学边思，才能提高学习效率，获取真知。不仅读书学习是这样，而且实践学习也需要思考，不会思考就解决不了困难与问题，不善思考就没有创新。“我们是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上了创造之路。”[149]学习与行动都需要有思想的参与，方可达到预期目的。当然运用思维去学习，也要讲科学，不可盲目思考，胡思乱想，陶行知建议思考问题时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150]这种科学方法就是按照逻辑次序去思考。

（六）“知识与品行合一”

陶行知从培养高素质的“整个的人”这一目标出发，提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相结合的方法。他说：“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习心理定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致自相矛盾。”因此要“打破知识品行分家”，力求“知识品行合一”，他还要求学习者“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151]知识的学习能够促进品德的提高，而品德的修养也能更好地推动知识的学习，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故化知识为行为，变思想为事实，必自培养情操始。”[152]陶行知从知识的转化角度论述了品行修养对知识学习的重要意义，认为欲使知识转化行为，必须注重培养高尚情操。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能学到高深的知识，并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然后将之运用到实践中去，落实到行动之中。为此，陶行知反复强调：“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153]

（七）“学理与经验结合”

陶行知强调：“学理与经验是一套分不开的过程。学理在经验上发现，并制裁它的进行，指示它的方向。经验得此制裁指示，始能胜过所遇的困难，以谋改良。”在学习活动中要始终坚持学习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学习原则，学习理论能帮助学习者实际感悟第一手材料。“学理与经验相结合，必有进步；二者相离，学理就要变成空思幻想，经验或也变成盲行盲动了。”[154]所以不但学理指示经验，而且经验亦要改造学理。因此陶行知在主张学习者奉行学理规则的同时，要求学习者深入实践，总结经验。“倘若学生研究学问能注重在经验上，那就是有生气的，活泼的，有用的。”[155]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有真切感受与可靠体验。因为“真知识是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真知识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他还说：“书本上的知识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伪的。文字好像是钞票，没有经验而发表的文字，好比是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伪钞票不值一文钱。”[156]他将脱离经验的知识看作是伪钞、假货，一文不值，以此来强调学理应根植于经验之中。当然，仅凭经验也不够，学习者必须遵循学理，以免走弯路、迷失方向。故“我们要应用学理来指导生活，同时再以生活来印证学理”。[157]只有二者密切结合，相互作用，学习者才能事半功倍，学有成就。“故当以原理指导经验，以经验发挥原理，原理与经验联结，方为有用之真知识，方能应用于行为上。”[158]

（八）质疑与创造合一

陶行知认为，学习过程中要想有所创造，就必须敢于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怀疑，学习者善于采用质疑与创造合一的学习法。他继承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质疑思想，他说：“‘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不疑则不进。’这个‘疑’字我当重用它。”[159]只有产生了疑问，才能激发学习者去想办法解决的热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培养了创造力。所以陶行知要求学习者大胆质疑，他特别推崇孟子的观点，“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在时也不可以太相信。”[160]这种大胆怀疑的学习方法，为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论研究什么学科，总要看一个明白，想一个透彻，多发些疑问，切不可武断盲从。”[161]质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他批评那些光会读书、信书而不会质疑与创造结合的书呆子，“许多书呆子，书尽管读得多，也不能创造。”[162] 何为创造？陶行知解释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163]创造，就是在质疑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地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见解。学习就是要这种开拓创新精神，这是文化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所在。而创造的过程又是一个手脑并用的学习过程，“要创造，非你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不可。”[164]学习就是做到质疑与创造相结合，文化的创造与科学的创造也是“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165]

（九）自学与讨论结合

陶行知特别注重学习者自学与讨论结合的治学方法。他首先强调自学的重要性，“学习倘使能自动，则教育之收效定能事半功倍。”学习者首先要充分调动自身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好内因的作用。“我们特别注重自动力之培养，使它贯彻于全部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166]其次，陶行知也十分注重与同学讨论、切磋学习的积极意义。这就是要发挥好学习的外因作用，力求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独学寡闻，千虑一失”，而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盖集众之才力经验，共研所学，则切磋观摩，互资考鉴，学理因辨难而大明，知识以互易而愈广矣。”[167]因此，学习在坚持以自学为主的前提下，要力争利用好集体讨论、“集会琢磨”的借鉴作用。他认为讨论、切磋有三大益处：“可以交换知识”；“可以彼此鼓励”；“可以互益兴趣”。[168]经过讨论、切磋，又能知自己学习的不足与知识的欠缺，反过来更能促进学习者去更好地有目的地自学。所以陶行知说：“交谈问答，盖交谈学理，彼此之意见融通，问答辨难，事物之真理阐发，其助学识，诚非浅鲜。”[169]关于讨论、切磋，陶行知又特意提出“四戒”：一曰闲谈；二曰盲从；三曰成见；四曰武断。“忘己则大公无我，真进是徇；忘人则独抒己见，不畏诽谤。”“讨论既毕……将其良者竭力推广，导人效则。”[170]这些讨论规则可谓详细入微，科学适度，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是针对现代教育背景下学习者容易聚在一起以群体的方式去学习的新情况而提出的。这是现代学习思想史与古代学习观的差别所在。

（十）观察与实验合一

陶行知将观察与实验作为学知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探觅新知识之法亦有二：一曰观察，观察愈力，则物感愈众，天文等学之发明，俱赖于是；二曰试验，试验者，自设景况，产生结果，以为学理之左证也。”[171]观察，有助于学习者收集信息，扩大视野；实验，可帮助学习者验证思想，得出结论。所以陶行知鼓励学生在大自然中观察、探索，在大社会中学习、观摩。 同时，他还十分强调实验的重要性。他说：“实验是探未发明的新理。”[172]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西方不管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均有赖于实验。杜威的教育哲学、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还有物理、化学、生物等均是实验的结果。所以陶行知说：“实验者，发明之利器也。实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实验。”[173]陶行知通过中西比较发现中国之所以科学落后于欧美，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将精力都用于无用之时文，没有采用实验的方法去发明创造。他还给实验下了一个定义：“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创意的把戏，把戏或实验都是一种行动，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得来。”[174]因此，要想进行研究型学习或创新型学习，就必须重视实验，将观察与实验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就有利于对科学现象与科学本质有全面的、彻底的了解，从而为创造发明奠定基础。

（十一）普及与提高并重

普及与提高并重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学习者在普遍学习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去深入钻研专业知识与高深学问；二是对学习主体整体而言，所有人的学习必须与专门人才的造就相结合。为了“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的裂痕”，[175]陶行知要求学习者注重采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既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普及，又要强调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钻研与提高。为此，陶行知在办育才学校时，遵照“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原则，将学习课程分为普修课和特修课两类。普修课的目的在于文化基础知识的普及，特修课是为了根据各人的特长与兴趣，发展专门的技能，“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技能之基础。”[176]为了实现学习主体范围内的普及与提高并重，陶行知还特意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以便普及大众的识字水平。在大众普及学习过程中，陶行知倡导相互学习，“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177]为了普及大众的文化知识，陶行知还专门为平民设了“平民读书社”，目的是为使民众摆脱愚昧状态。同时，陶行知又倡导大学要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有专业特长的学习者要深钻细研，从提高技能方面下功夫，努力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十二）“向人民学习”

陶行知要求学习者不断向人民学习，一方面要“学习人民的语言，人民的情感，人民的美德”。另一方面要理解人民的疾苦，“努力发现老百姓的问题、困苦和他们心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具体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178]通过向民众学习，完全体验与领会人民的喜怒哀乐，完全学习与掌握人民的纯朴大方、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所以陶行知一再劝勉青年学子：“必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向群众学习。”[179] “向农民学习，与农民同甘共苦。”[180]“跟老百姓学习。”“快拜人民为老师”[181]，向人民学习，既是陶行知大众学习观的重要方法，又是其民主学习观与平民教育观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农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全变成农人，最后变成同一的分子。”[182]他让知识分子与人民打成一片，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进而实现知识分子平民化、平民知识化的终极目的。为此，他竭力呼吁：“我们要虚心向人民学习。”[183]

[1]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

[2] 任白戈：《学习陶行知为人民服务献身精神》，载《陶行知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3] 王越：《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载《陶行知教育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4] 陈鹤琴：《纪念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载《陶行知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8页。

[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9]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1页。

[1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11]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 451页。

[1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1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

[14]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15]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1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1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8页。

[18]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19]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2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1]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22]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2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2页。

[2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25] 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陶行知研究》，1984年第11期。

[2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

[2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8]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29]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3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31]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3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3页。

[33]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3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

[35]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

[3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3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87页。

[3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1页。

[3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40]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41]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87页。

[42] 《陶行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4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1页。

[4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4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46] 《陶行知佚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4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页。

[48]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4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5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51]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5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

[53]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5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55]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56]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5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28页。

[5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273页。

[5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60]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61]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2页。

[6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6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6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6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66]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1-662页。

[6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69页。

[6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6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7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71]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7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

[7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

[7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

[75]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6]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7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1页。

[78]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7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

[80]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81]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8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83]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8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85] 《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86] 《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

[8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88]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8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9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91]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92]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

[9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39页。

[9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95]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96]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9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98]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9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100]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101]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页。

[102] 燕国材：《学习心理学》，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103]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471页。

[104]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05]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1页。

[106]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10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108]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09]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11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111]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11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1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页。

[11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115]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116] 《陶行知生平及其教育学说》，北京，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133-134页。

[11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118]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11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页。

[120]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121]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12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

[123]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271页。

[12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125]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12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

[12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28]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129]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13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131]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页。

[132]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13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134] 康庄：《“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实质》，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22页。

[135] 周洪宇：《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13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页。

[13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138] 《陶行知佚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39]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140]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141]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142]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4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144]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145]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54-955页。

[146]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

[14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520页。

[148]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14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150]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151]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5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153]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154]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155]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8页。

[156]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5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158]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54页。

[159]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

[160]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

[161]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16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63]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16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65]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16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16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168]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169]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170]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171]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172]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173]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174]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175]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176]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177]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16页。

[178]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

[179]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180] 《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页。

[181]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8页。

[182]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页。

[183]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