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人民教育家，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拟探索陶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合理的、创造性的因素和贡献，曾经起过什么进步作用，至今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以求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发挥其有益的作用。

一、人民第一，教育为公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充满着“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心愿。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2]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称陶先生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绝非偶然。我看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从陶先生的人民立场来考察，就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和事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二十年代后期，我亲眼看见他放弃大学教授的地位，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衣草鞋，下乡创办晓庄师范。他开始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通过教育来改造农村，解放农民。这虽然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实现不了他的思想，但充分表现了他要解决中国最多数的穷苦农民问题的决心。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把整个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按当时估计——作者注）农民”，“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3]

晓庄师范吸收了很多进步青年，还有共产党员，陶先生还要“使农民的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这就使反动派发抖了。1930年晓庄被封闭了。这一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引起了陶先生思想的变化，认识到农民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歌唱着：“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4]于是他教育的对象便由农民而变为“为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5]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陶先生这种农工联合的思想，还不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虽然如此，他的人民立场是鲜明的和坚定的，所以他终于形成了“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思想，主张实施人民大众的教育。

正因为陶先生有了坚定的人民立场，他在前期走了一段改良主义道路之后，他的教育事业又和抗战与民主斗争结合起来了，与革命结合起来了。在“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了党的好朋友。育才学校可以说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坚定的人民立场，驱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断地适应人民的需要而发展。不用发展的观点，就不能全面理解他的教育思想。

也正因为他有了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深挚热情，才能产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进不俱，达者不恋”的高尚精神；才能形成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伟大人格；才能使他乐观，前进，不畏艰苦，百折不回，积极奋斗，视死如归。他不怕反动派封闭他的学校，不怕反动派通缉他，迫害他。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育才学校等，一个接一个，表现了他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二、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教育

陶先生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由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识到教育是民族和人类解放的武器。他在一首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歌词里说，“杀猪的对猪说，我们应该合作……杀牛的对牛说，我们应该合作”，用这种比喻来揭露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合作”的欺骗性。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还须“拿出你的小拳头”，这就是说要用武力。他批判胡适不反对帝国主义：“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6]“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主张撤退，再等五十年。陶先生尖锐地批评他是想当亡国奴了。这种热爱民族独立，反对帝帝国主义的立场，贯彻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之中，要求教育成为解放民族的工具。

陶先生反对洋化教育，反对奴化教育，教导学生要“联合起来打公敌”，主张“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培养中国的斗士”。[7]这就把“培养中国的斗士”作为新教育的培养目标了。中华民族进入国难，抗战时期，他又要教育和国难、抗战结合起来了。在这时期，陶先生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参加了救国会，制订了“国难教育方案”。“七·七”事变后，国难教育转为抗战教育，《生活教育》杂志改为《抗战教育》了。

陶先生在强烈的民族性原则指引下，长期寻求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独创的教育体系。1939年他在为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而写的《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中，指出十二年当中（1927年晓庄师范建校算起——作者注）他干的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我认为陶先生做的这三件事可以概括为寻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独立的教育道路。这一条道路不但他没有走完，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走下去。

陶先生反对“沿袭陈法”，也反对“仪型他国”。他认为“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收”。他要求第一流教育家首先应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要“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发现出来”。[8]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陶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开辟性的教育家了。他向教育家提出这些要求，对我国今天的教育家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意义。我们新时期的新任务，就在于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而探求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就成为迫切的需要了。

三、实施民主教育，创造民主的新中国

在抗战胜利后，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我国进入民主斗争时期，陶先生是站在斗争前线的。他向民众大声疾呼：“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他批评当时反动统治下的“奴隶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对于民主斗争还能起指导作用，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他高喊“民主第一！”“人民万岁！”他认为民主是“中国的起命仙丹”；“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创造一个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9]。

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礼教”和“以天理压迫人欲”的“理学”教育，而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他重视人生，把培养“合理的人生”作为教育的宗旨。[10]反对“礼教”和反对“理学”教育的思潮，从明清之际自启蒙思想以至五四文化运动，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陶先生所继续发扬的这个传统是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两方面进行改革所必需的。至今我们仍需扫除封建主义的重重障碍，社会主义民主及“四个现代化”才能顺利实现。培养革命的人生观的教育，也是当前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

陶行知先生已初步认识到“旧民主”与“新民主”的区别，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11]。他还把民主区分为庸俗的民主和创造的民主，前者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而后者则是要“使多数人的创造力能发挥”。他主张教育机会均等，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和什么阶级都要受教育，但主要是“要求农工劳动阶级有机会受教育”，也要求民主教师再受民主教育，肃清一切不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的习惯和态度，积极地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

陶先生的民主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热爱儿童这一点上。由于他重视儿童和青年，他才充满了对儿童和青年的爰，特别对最多数的穷苦儿童和青年的爱，才有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他的学生尊称他为“老夫子”，农民歌颂他“到处体恤穷人”。我认为陶先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值得教育工作者学习的。

对于民主教育学制，陶先生主张从单轨开始，以后依才能分成多轨，多种多样，因材施教，要求普及与提高并重，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兼顾，并且还要便利换轨。我认为这条意见，值得我们今天改革学制时参考。陶先生所说的“从单轨开始”，大概指的是初等教育，要求全国儿童和少年都受到同样的必要的普通教育，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这个阶段也可以包括初中教育。所说的“多轨”，可以根据城乡差别和需要，或者从初中开始，或者从高中开始。今天主要是要求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陶先生准许学生换轨，学制上应给予换轨的便利，我也觉得是合乎民主原则的。陶先生认为入学考试不应过分着重文凭，应增加同等学力录取比例。又主张增设补习大学及夜大学，还主张学术自由、读书自由、讨论自由。对于留学政策，他认为凡可以在中国学到的应在中国学，或请外国教授来中国教，如设备不能解决的学科，才派大学毕业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出外留学，这些意见都值得参考。

陶先生既关心民主的自由，也关心民主的纪律。他反对的是专制的纪律，而要求的是自觉的纪律，不但要人服从纪律，还要人懂得“为什么”。这样的意见，对今天很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民主和纪律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治能力。懂得民主的权利和义务，才能顺利的发扬真正的民主，建设健康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陶先生强调儿童个性的发展，解放儿童及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是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中又一个重点！他主张“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12]他以为人像树木一祥，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但是他没有忽视集体教育，主张普通教育和分组教育相结合，这在育才学校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从一般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先是个别教学，然后发展到班级上课，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近代教育家感到班级上课制度不能达到发展学生个性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流派，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而终未得到圆满解决。陶先生也是长期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的教育家，终于采取了普通教育与分组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这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研究的经验，未可轻视。

陶先生办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满着民主精神，无论晓庄、工学团或育才都是如此。不但在学习上要求民主，而且在生活上也实行民主，使学生都能“自觉觉人”。这种民主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而是使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发展，各尽所能，贡献给人民和国家。他主张“学术自由”，认为这是追求真理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认为没有这种追求真理的自由，便不能产生学术。我认为陶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自由主张，是与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思想不同的，他认识到“学术就是力量”，学术是为了用的，是为人民和人类造福的。我们今天恢复了被“四人帮”破坏的“学术自由”的方针，必能使我国学术日益繁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服务。

四、学习科学，创造科学的新中国

陶行知先生发扬“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主张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而不能偏废。无民主不能发挥科学，非科学不能发展民主，他要求民主教育必须注重科学教育。他指出：“科学不发达不能造富，所以应该有科学的生产，科学的劳动。”[13]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富强有赖于“科学的生产劳动”，没有科学技术便不能提高生产力。这种认识颇有远见，这就是意味着要使生产科学化、现代化。而“四人帮”竭力破坏生产，破坏科学事业，破坏各级学校的科学教育，用心狠毒无过于此！

1931年陶先生发起“科学下嫁”运动，要把科学知识传播给人民大众，并办了自然学园，大搞科学实验，为了儿童编写一套包括一百种的科学丛书，不但教科学知识，还教科学实验，又开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他认为人民生活中最需要科学知识和技能，他所列举的七十种“要培养的生活力”中，科学就占了三十种，其他的健康生活、生产劳动生活、艺术生活和社会改造生活等方面还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他在注重自然科学的同时，还注意社会科学，认为这样才能前进，这个认识是相当先进的。

他号召育才学校的师生“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14]这个号召很有远见，这个号召对于今天的广大教师和青少年很有力量。搞好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是发展科学的基础。

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轻视还是注重生产劳动教育（非剥削的），是判断一个教育家落后还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陶先生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在他一生的教育事业中一贯突出，非常重视。晓庄的校舍都是由师生共同劳动建造起来的，师生都要从事种菜、烧饭、清洁卫生等劳动。山海工学团是一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其中有工艺和农艺的生产劳动，此外还有生活方面的劳动。这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今天还很需要。

如果说，在晓庄和山海工学团的劳动过多，那么在育才学校便有了改进。育才学校的一般基础教育分为四大部分：劳动教育，健康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各年级的劳动课都是两小时，劳动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多种多样，还注意到某些生产的过程可以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术知识，可以获得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劳动果实，可以培养劳动习惯。在教育与劳动结合方面也更好了，劳动的时间也不算太多了。

马克思说，在一定的条件和措施之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早已证明“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这个原则的正确性，马克思认为这是未来教育的萌芽。我国教育方针，规定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坚定不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坚持的，但也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取得了生产劳动教育的显著成效，也出现过劳动过多的现象，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也没有取得很多成功的经验。“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窃国，甚至以生产劳动之名代替全部教育。如何总结经验，肃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毒，使生产劳动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当前教育上的重要课题之一。

六、教育与人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可以用“生活教育”概括，构成了有独特意义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生活教育”思想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辩，其中有许多深刻的论点和精华，值得重新研究、评价，不能一概简单地否定。关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有一个全面了解的问题，要看主流。陶先生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就曾指出要把全部生活教育研究之后再提意见。

陶先生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反动统治下，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劳苦大众是不能或很难进学校的，即使能进去也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要求在反动统治下人民大众自己办教育，受合乎他们需要的教育。“人民教育”是陶先生整个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思想的总基础。他认为“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文化应归之于人民，教育应由人民自己来办。

“生活教育”要求教育结合人民的生活实际。乡村教育便须结合农民的农业生产劳动，否则“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他还要求“生活教育现代化”，要改造农民的封建思想。他早就看到中国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提倡进行“节制生育”的教育。他要求教育把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传授给大众，人民需要科学，便要进行科学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民生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人民需要什么便进行什么教育。教育不光是适应现实的生活，还要改造社会，改造生活，使人民在进步的生活中受到进步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互相推进的。

陶先生并不排斥人民生活需要斗争，需要武装自卫，需要革命，他同意“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生活教育”理论并非僵化的，而是逐渐发展和提高的。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生活和教育一致。他说：“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讲演，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15]。这一段话也值得今天教育工作者深思。

陶先生所要求的生活教育，是“和谐的教育”，包括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几个方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陶先生的“和谐教育”思想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育才学校的普通教育内容包括劳动、健康、政治和文化四大方面，这就更醒目了。

教育究竟是准备生活，还是教育即生活或生活即教育，这是一个教育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斯宾塞是前者的代表，杜威是“教育即生活”论的代表，而陶先生则是“生活即教育”论的代表。还有许多教育家，即认为教育是准备生活，同时也认为教育应该生活化。陶先生觉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把生活加了工之后搬进学校去的，这样便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社会生活能力，不如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在真正的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受教育，在生活的实际斗争中“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以达到解放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的目的。他并没有忘记培养青少年的军事能力，没有忘记艰苦斗争。他主张的生活教育，并不是沉醉在平平淡淡、安逸自在的生活里面，无所作为，而是与消极的“生活适应论”不同的。“生活教育”不是像杜威那样没有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劝告学生要有目的，有理想地去学习。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先生反对“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授法”，首先提倡“教学合一”，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结合起来，要求教师照顾学生的才能和兴趣，要求学生自觉、自动，并要求教师一面教一面学，“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这就是“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的思想。后来陶先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于是“提倡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本来相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所以他的名字由文濬改为知行。后来他认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见解是错误的，认为他是旧教育偏重读书的根子，而反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才是正确的，于是又改名行知，他的认识论最后发展到“行知行”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把认识论完全搬到教学论上来，把二者等同起来，那就错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16]人类知识用书本记录下来供后代学习，这是进步的。读书是必要的。学校年数有限，把知识经过选择，编成教科书供教学之用，这又是一个进步。把教科书教好学好，是师生应有的职责。问题是书本知识有真有假，所以盂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船山反对“迷书”。旧传统教育迷信读书和死记硬背的方法，是应当反对的。但反对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忽视读书而过分强调实践的意见，颜习斋强调习行而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杜威反对旧传统的读书教育而主张“由做而学”；陶先生也为了反对传统教育，强调“做”，并主张“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固然在教学上不可没有“做”，教自然科学就要做实验。但不能把“做”当作一切教学的中心。

陶先生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时候，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教育杂志》甚至出“读书问题”专号以张声势。陶先生的答辩比较全面，大意是说，他劝告青年不要读死书时，接着便劝告青年要善于用书，“不能借口实践而丢掉书本，蛀书虫也不能断章取义说我们把书本抹杀，也不要把书本当作一切知识的泉源”[17]。他要求青年“有系统的自我学习”；要求教师天天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要求好学求进步的精神，顾到高深的研究。在育才学校更明确提出文化课。这些足以说明他确实没有丢掉系统学习书本知识的意思。他强调“做”，对于反对传统教育过分偏重读书的现象是有进步作用的。他要求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要求教学过程中贯彻“手脑并用”原则，学会应用书本知识的能力，并在“做”中求创造等等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我们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切不可重蹈死记硬背的毛病，培养学会综合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讲自然科学必须动手做实验，也是很重要的。

陶先生对于教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要求，主要是要有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有不断学习和进步的精神，要有创造和开辟精神等。另外还提出了一些民主的师生关系观点，反对教师专制，先生要跟学生学，提倡“相师相学”等，有些见解也是有益的。

总之，我认为陶先生是一个人民教育家，是一个热爱民族、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家，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教育家，应给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批判地继承他这份珍贵的教育遗产。

[1] 原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8期。

[2] 陶行知：《社会大学颂》。

[3]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我们的信条》，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4] 陶行知：《行知诗歌集》，第127页。

[5]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6] 陶行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

[7] 《生活教育》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8] 以上所引，均见《中立教育改造》一书。

[9]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589页。

[10] 陶行知：《古庙敲钟录》，第七、八节。

[11]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12]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平等与自由》，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13]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14] 陶行知：《从五年看五十周年》。

[15] 陶行知：《什么是生活教育》。

[16] 毛泽东：《实践论》。

[17] 陶行知：《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