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在《教育研究》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在这之前，他们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剖析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的论文（征求意见稿）。两篇文章基本上相同。以下我引他们的话，均引自前文。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他们的一贯的观点。我先引用这两句话：“林彪和‘四人帮’一天也没做过教师。是不学无术的蠢汉，他们不可能全面理解实用主义教育。他们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是一致的。”这就在我们面前严肃地提出了以下的问题：陶行知的教育哲学究竟是实用主义，还是对实用主义的背叛？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究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还是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背叛？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全面正确地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下面谈谈我们的意见。

陶行知于一九一四年留学美国，一九一六年回国。他在美国的时间虽不长，但确曾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此后，他多次引用了杜威的话。是不是由此我们就能判定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呢？这需要通过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来加以检验。

陶行知曾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他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新八股”，反对“仪型他国”。他在编辑自己的旧稿时曾说：“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能体验出来的。”陶行知的这些话，是不是说明了随行知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的背叛呢？这同样地需要通过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来加以检验。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陶行知早年信奉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但王守仁的“合一说”是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一九一四年后，他确又受了杜威的“在做中学”也就是杜威的“在经验中学”的影响。后来，陶行知说：“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出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一九三○年，他在他所创办的晓庄学校里发表题为《伪知识阶级》的演讲，反复阐明了“行而后知”的道理。接着他就提出了“教学做合一”。从此，陶行知的名字，就由“知行”改为“行知”，此后又改成三个字的名字，名“行知行”。

陶行知的“行知行”，是否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呢？

陶行知在一九一六年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些人开始分化了。晏阳初借平民教育运动这块招牌投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朱经农成了蒋介石政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逃台湾后，曾担任行政院长。我们的陶行知呢？他却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师生共同开荒，把教育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郭沫若曾经说过：“他自愿‘一闻牛粪诗百篇’，请从这句话的体验上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意识吧。”陶行知自己说：“我爱中华民族，所以更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民。”一九三○年五月，晓庄学校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接着，晓庄学校被查封，十多名师生被捕杀，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这样的事实，难道能说明陶行知和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内，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吗？一九三二年，陶行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办学主张，很受工农群众的欢迎，许多工学团相继成立。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陶行知把晓庄校歌《锄头舞》加写了第五段：“光棍的锄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歌词。这时虽然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但是已明确地提出应该由工农联合起来革命的思想。难道这能说明陶行知与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之内，搞实用主义吗？

“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战争后，一九四二年，他在昆明与楚图南作过这样一次谈话：“中国革命只有一条路线，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共产党指出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方向。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非此即彼，不左即右，毫不含混。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份，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既违背历史发展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这是自私的、反动的，也绝对不能允许的。”陶行知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他积极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五年，当他知道了传闻特务头子陈立夫“要割掉上海的盲肠”的消息后，于七月十六日写信给育才学校师生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抗拒的大势。”“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一百万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并于七月二十五日逝世。盖棺论定，这就是陶行知一生中的“行知行”。这难道能说明陶行知和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之内，搞有用即真理吗？

以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不是实用主义，相反地是对实用主义的背叛。陶行知的“行知行”，的确是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断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成果。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断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呢？杜威确曾打出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的幌子，但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要把生活局限于教育的范围内，把社会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内，以便培养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陶行知自己说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岛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够任意翱翔。”杜威认为，“把人分为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是难以置信的”，认为“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和作用”。这不正是陶行知所指出的学校即社会“容易弄假”吗？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像鸟一样在天空中任意翱翔，因而他看出了士大夫的教育和大众的教育的区别。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人民的生活是发展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也是发展的，但陶行知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不变。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国难时叫国难教育，在抗战时叫抗战教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叫民主教育。陶行知在发起民主教育运动时说过：“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创造计划，教人依靠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为全民造福。”陶行知的这样的“生活教育”难道能够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相提并论吗？

我们再看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实践吧。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输送了不少的干部。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也指出，“晓庄学校内共产党员很活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是一九二九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陶行知创办的。一九三五年，新安小学师生在党的领导和陶行知的赞助下组织新安旅行团，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分批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更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意识地为中国革命输送人才。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也说：“陶先生所办的一些学校，掩护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组织和培养了革命力量，这是不能抹杀的。”陶行知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这个学校的历任的教导主任均系共产党员，中共育才支部（地下）一直接受南方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如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廖意林同志是一九三九年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派遣从延安来重庆的，最初她在育才任教，皖南事变中，在行政上任教导主任，并担任党支部的书记，于一九四八年才回到解放区。在重庆解放前夕，育才学校有的同学赴川北农村，发动抗丁、抗粮、抗捐，组织武工队，成批师生抵川东武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的在市郊搞地下联络站，有的到兄弟学校串联，教唱解放区的歌曲。随着革命的迅猛发展，育才部分师生到川东华蓥山一带组织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在斗争中，育才师生做了巨大的牺牲。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说陶行知要引导育才的孩子“从人民中来，再回到人民中去”是一句空话，事实是这样吗？至于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所称的“业余补习性质”的学校山城社会大学，则是陶行知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可以给职业青年办个夜校嘛”的指示办起来的。社会大学的学生同社会联系面较广，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不少同学为解放献出了生命。

以上说明了“生活教育”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陶行知是从自发到自觉地为党的路线服务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还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把社会生活教育代替学校教育”，“是学校消亡论”。关于这个问题，陶行知自己已经回答了：“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陶行知在大众未解放之前，以“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作为准则，为教育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像重庆育才学校这样的正规学校，怎么能说他“把社会生活教育代替学校教育”搞“学校消亡论”呢？至于说到他“破坏基础知识的教学”和“提倡儿童中心主义”等，由于陶行知确曾受过杜威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是存在过的，但关键在于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这些错误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得到克服。重庆育才学校原来是分科学习，但一周也安排四天学基础课，劳动两小时。陶行知还非常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邀请有真才实学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到校任教，注意把教师和学生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首先是两个“估计”，就是认为十七年来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其罪恶实质是篡党夺权。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主导地位。我们有没有“左”的错误呢？有的。但这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两码事。如果我们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的罪行，也归咎于陶行知，那就走得更远了。“四人帮”搞“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和陶行知有什么联系？假如“四人帮”篡改或利用陶行知的话，这也只能由“四人帮”负责。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说：“在老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最初年代，教育战线上思想混乱，那时有不少师范学校的教育课程，一度讲授的是‘生活教育’的内容和体系。”这里，我想起了徐老特立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在《解放日报》的《代论》中的一段话：“自好新喜异者看来，生活即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都值不得我们的推重。因为生活即教育，不过是美国实利主义的教育，是杜威的再版。‘这种估计，只有离开中国的实际和离开边区的实际而泛论学理，或者片面的真理。如果把生活即教育看为对中国的病症下药，那么就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该社（指生活教育社——引者）的实际精神和革命精神。因为中国不独国民党的复古教育离开生活太远，而我们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其理论及原则既非从综合实际的经验得来，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教育而教育，为学习而学习，没有针对我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换一句话说，就是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工作无关，学非所用，用无所学，无目的的学习，无计划的学习，过去存在，现在还存在……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的目的，所以它的教育不是无的放矢。生活即教育是要从综合人类历史的经验而得出教育的原理，所以它不是从冥想中产生出来。”我们认为，这不是“思想混乱”，而是说得何等好啊！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在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是正如徐老所指出的，“生活教育”是“对中国的病症（即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和党八股——引者）下药”吗？不是也正如徐老所指出的，说“生活教育”是杜威的再版，这种估计，只有离开中国的实际……而泛论学理，或者片面的真理吗？在打倒“四人帮”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之后。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泛论学理”了。

现在陶行知给人民留下了 一份珍贵的教育遗产。陶行知所要求的“生活教育”，是“和谐的教育”。“和谐教育”思想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能培养出这么多的革命人才，他的经验，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吗？在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战绩，总结打倒“四人帮”后的成绩，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也要吸收古今中外对我们有用的教育遗产，包括接受陶行知的珍贵的人民教育的遗产，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而努力奋斗。

[1] 原载《教育研究》，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