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战士、人民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教育的、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各种形式的著作中。他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而不是纸上的哲学、书斋的哲学。行知认识论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与生活教育论密切结合的。他从生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中发展了认识论，而认识论又指导着生活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徐特立同志曾说：“行知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于组织成一系统，均有伟大的发明。”[2]这是深切研究陶行知思想而得出的符合实际的论断。

本文只谈陶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发展，略加分析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思想源流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他的认识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知行合一陶行知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改名知行。他回忆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3]于此可见，他初次改名“知行”是在一九一一年，即入金陵大学的第二年，可能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他这期间接受了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从哲学思想上讲，基本上是个唯心论者。应当指出，陶行知青年时期，首先是个进化论者、民主主义者。他的早期思想略见于他1913—1914年编的《金陵光》学生会刊。他说：“金陵光随学生天演之进步，天然发生。”[4]又说：“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故真自由贵自克、自制，“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平等是“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师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民胞是“博爱心生，国人以兄弟相视”，然后自由平等始能得其实际。更为难得的，他认为共和信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说：“自由平等不过达目的之手续，非可以目的视之也。人民争自由平等，冀得各尽其能，以为社会耳。”[5]这些进化论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主流。陶行知的唯心论主要表现在接受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这个唯心论的命题上。王夫之主张“行以求知”，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知销行”、“以知为行”[6]，指出其唯心论本质。但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有一些合理因素，如他说：“知不行之不可以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分为两节事矣。”[7]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8]可能是这些合理因素吸引着陶行知，使他接受了王阳明的唯心论。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行知还说：“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即知即行’……实在‘知’和‘行’不能分开，不过是一件事的两面而已。”[9]这段话是我上面看法的一个佐证。

总之，行知这时期接受了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的观点，大体上可以肯定他是唯心论者。

第二阶段：行为知之始

陶行知于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担任了六年教职，一九二三年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由一九二一年起兼任这个工作），同时从事平民教育，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劳山之侧，创立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诞生了。这些社会实践是促成行知认识论思想向唯物论转化的重要因素。

这期间，他曾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首先是杜威“在做上学”的思想。杜威认为存在是被经验到的东西，世界依据经验而存在，这显然是主观唯心论。但他的教育与生活结合，在做上学的思想有其合理内核。[10]行知在五四运动前夕提出“教学合一”，主张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和自己的学结合起来。一九二二年，他进一步主张：“事怎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1]这时他融合了教学合一和学做合一，形成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一九二五年才有“教学做合一”的名称，一九二六年最初用于师范教育建设论，一九二七年以“在劳力上劳心”来解说教学做合一的“做”。这时教学做合一思想已经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远远超越杜威的思想了。其次是继承和发展我国唯物论行知思想的传统。我国有重行的传统，由孔子、墨子、荀子而后到王夫之总其大成，颜元在力行致知方面又加以充分发挥。行知在一九二三年创办的第一个学校——南京安徽公学的办学旨趣中说：“我们要在必有事焉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的中心。研究事物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要以事为中心。”[12]这是颜元思想的发展。他非常欣赏颜元对“格物”的解释，“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所谓“格物”即“亲下手一番”，然后才能“致知”。行知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讲《生活即教育》时指出，中国从前的文化是以天理压迫人欲，人欲没有地位；在生活教育原则下，人欲是有地位的。这是王夫之“欲即天之理”[13]思想在行知教育思想里的反映。此外，荀子“戡天”（即人定胜天），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入太庙，每事问”，《墨辨》中的亲、闻、说三种知识，都是行知欣然乐道的。一句话，行知受我国古代行知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再次是孙中山先生的行知学说。孙中山认为：“宇宙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他肯定了“能实行便能知。”他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他举饮食、作文、建筑、造船、电学、化学、探险等十事证明行以求知的道理。他还主张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应知而后行。他说过“因行以求知，因知以导行”的名言。但他的分知分行、先觉后觉的观点是二元论的。陶行知在一九二七年冬写的《锄头舞歌》中有“天生孙公作救星”的话。一九二九年他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曾说：“孙中山先生革命，也是教学做合一。”又说：“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鼓励大家去行的。”[14]可见，行知是受到中山先生行知思想的影响的。现在让我们分析这个阶段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行是知之始》一文是他在晓庄乡村教育运动时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的讲演。这是行知从唯心论转化到唯物论的宣言书。他批判了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列举了生活经验和科学发明的事例为证，并进而以《墨辨》的理论加强自己的论点，他说：“《墨辨》中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经说上》：“知：闻、说、亲。”把“亲知”放在最后，也未说明相互关系。行知则进一步发展了《墨辨》的思想，他认为亲知是闻知和说知的根本，从而解决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统一的问题。他说：“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在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15]一九二八年夏，他在南京安徽公学《生活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中提出了“亲物亲民”原则，意即与大自然《行是知之始》一文中的“行以求知”思想作指导的。同年十一月三日，他做了《在劳力上劳心》的讲演，提出几个论点：第一，“手到心到”，“在劳力上劳心”，才是真“做”、真“行”。这是教学做合一原则的思想基础。他常用“手脑相长”、“手脑并用”、“手脑双挥”来说明这个概念。例如，在一九三一年冬天写的《手脑相长歌》中，他说：“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16]这是在劳力上劳心思想形象化的发挥。第二，必须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他说：“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劳心的人；一种是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力上劳心的入。”“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力上劳心的人。”[17]第三，在劳力上劳心是发明创造的泉源。他说：“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能使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世界上一切发明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能改造世界，叫世界变色。”[18]他的“在劳力上劳心”的哲学思想就主体说是唯物的。但他认为“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可创造无阶级的大同社会，这则是改良思想的表现。这时期他还不理解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剥削，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教育在培养劳力与劳心统一的新人中才能发挥伟大的作用。他在最后十年，把教育事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教育是革命的工具，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武器，这是他的教育思想发展的飞跃。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夸大教育作用的思想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是他思想的一种局限性。有不少人包括陶行知的学生在内，曾怀疑行以求知所得的经验太狭，人生经验有限，而客观发展无穷，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再则，看重经验会不会成为经验主义？行知于一九二七年底写的《伪智识阶级》一文中提出“接枝”的比喻，一九二八年夏在南京安徽公学讲演中提出“接知如接枝”的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思想与行为的结合而产生智识是真智识。真智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比如接枝：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别的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智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智识上去，那末，我们的智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经验做根，以这经验发生的智识做枝，然后别人的智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智识方才成为我们智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智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智识里去开花结果。”[19]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重要问题：行为产生经验，经验发展为真知；必须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自己经验发生的智识做枝，古今中外从经验发生的真知才能接上去，成为自己智识的有机整体；直接经验是间接经验的根本，二者是统一的。关于认识论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正如列宁所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20]前者是唯物主义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路线。行知这时期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来源于“行”，无疑的是属于前者。

第三阶段：行知行这个阶段主要是1931—1936年在上海普及教育运动时期。这期间陶行知对党由同情进而拥护。张劲夫同志回忆说：“在上海他所主持的单位里，地下党是占了领导地位的，成了我们党的重要据点。”[21]这时期，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有了进一步发展，“科学下嫁”运动、工农大众的工学团、小先生制等都丰富着生活教育的内容。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在《生活教育》创刊号上发表《生活教育》一文，作为生活教育诞生八年的小结。他曾说，他们是进行“生产者教育”，生活教育是以普及工农大众的现代生活教育为中心，它源于大众生活，为了大众生活，其本身是符合“行知行”进程的。

陶行知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写《斋夫自由谈》，约在这一年冬天写了《思想的母亲》一文，一九三四年二月在《生活教育》上重新发表，论述了他的行知行的认识论思想。他指出：“行动是思想的母亲。”批评杜威的思想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那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们要提出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以行动之步骤。”因此，科学的生活过程是：“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懒得动手去做，那里会有正确的思想产生，又何能算是科学生活。”[22]由此可见，此时他已认识到“行”是“知”的基础，“知”是“行”的结果，初步地触及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辩证过程。

根据这个发现，他把杜威的“设计教学法”与自己的“教学做合一”做了对比：前者的过程是：动机——目的——计划——试验——断语。后者的过程是：行动——疑问——假设——试验——断语——行动。在《两位先生对话》一诗中，行知批评设计教学法是“教而不做”，实为一针见血的话。[23]此时他公开宣布与杜威思想分道扬镳了。

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发表的《行知行》一文里说：“电的知识是从实验中找出来的。其实，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创意的把戏。把戏和实验都是一种行动。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得来。那么，他的进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他还引用朋友卫中先生的话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24]行以求知，知以导行；行外知内，知在行中。这个行知行辩证的认识过程，好像畅通的电流，往复循环，无限发展。他在同年四月里曾说过：“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25]意思是说，行动遇着问题便激发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真知，运用真知指导行动便走上创造之路。从此，他宣布改名为“行知”，以“行知行”笔名写了多篇《行知行谈》。

关于改名，行知曾说：“改名，我久有此意了……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的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26]可见晓庄时期他已经用过“行知”这个名字了。徐老说，陶行知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而改名，戴白韬同志说他1930年改名，都是就这种情况而言的。但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以前的著作、书信均沿用“知行”，自宣布改名后，才一律用“行知”这个名字。一九三六年三月，陶行知运用行知行辩证过程来说明生活教育中的“行动”的特质。他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人类和个人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27]在这里，他认识到行动是知识的妈妈，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理论又反过来影响行动，指导行动。可见，他的认识论有着鲜明的朴素的唯物辩证的思想因素。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行知发表《儿童节对全国教师讲话》[28]一文，要求全国教师成为对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有贡献的现代教师。这样的教师要做到六点：追求真理；讲真话、驳假话，跟学生学；教你的学生做先生；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线上。关于追求真理，他说：“真理离开行动好比交际花手上的金刚钻戒指。我们所要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Truth in Action）。”这即说，真理必须与行动结合不能分离；行动产生真理，真理指导着行动。与前文由行动到理论，又由理论到行动的思想是一致的。问题是他又补了一句：“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这就值得商榷了。徐特立同志曾给行知思想以很高评价，可是他对行知这个提法做了如下的批评：“一定要从真理产生的行为才能从行为产生真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真理产生真理……而且只有真理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就只剩下行为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从错误到正确，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就不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行为，由野蛮社会到蒙昧社会给我们认识自然遗产全部否定了。我们认为人无智愚尊卑，行为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是认识的标准，错误的非真理的行动，必然会给以血的教训。这教训就是认识。”[29]这是旧唯物论轻视大众实践而把行为的重要性限制在理论上的观点，在行知认识论思想中残余的反映。陶行知和杜威的认识论中的“活动”与“经验”这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杜威是主观唯心论者。他所说的经验仅仅是主观感觉的总和，他认为存在是被经验到的东西，世界依据经验而存在，人的主观经验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前提。虽然他的“在做上学”原则标榜以“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为课程中心，但是活动只限于学校小社会的生活；而且活动与思想脱节，思想成为无源之水；即使有些狭隘的个人经验，也是从经验到经验，根本谈不到两个飞跃。陶行知的认识论，开始是以“事”为社会实际“活动”的中心。到“行为知之始”阶段，则认为行动是经验的泉源，经验是真知的根本，而经验和真知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映物质，这是一切唯物论者的命题。到“行知行”阶段，他则理解到“行动是主导的生活”，行动、经验、真理、行动是人的认识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不过这时他的辩证法还是朴素的，有时露出形而上学的痕迹。例如，他说：“生活与生活摩擦便立刻起教育作用。”“我以为教育只是生活反映出来的影子，不能有摩擦作用。”[30]换句话说，他认为生活有矛盾，教育无矛盾，这是不符合矛盾普遍性的规律的。这个阶段他的“行动”范畴，不仅包括个人和社会的活动，而且包括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活动。可见，陶行知的认识论思想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探索靠拢的过程中，已具有了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因素。

第四阶段：行以求知知更行，努力创造新天地陶行知由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由对党的同情到拥护、接受党的领导，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后期他跟着党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多方关怀，“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周恩来同志语）他参加并领导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进行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运动。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成为党在国统区的红色教育基地。这些社会实践都是行知认识论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发表的《实践论》、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二年《整风文献》中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对他的影响。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兴高采烈地说：“中国有救了！”他在《民主》一文中公开表示接受新民主主义纲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为指导重定生活教育社的宗旨：“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一九四三年是育才学校的创造年，同时也是陶行知思想的创造年。

一九四三年夏，他写了《创造年献诗》，明白宣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诗的前阕是唯物论，他说：“行以求知知更行，不知直认为不知。遍览已知求未知，以知与人已愈知。道听途说悬断语，屡试屡验验还试。‘武断’‘以为’靠不住，存在由来定意识。”在这里主要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命题。诗的后阕是辩证法：“解剖本体寻条理，追踪外缘找联系。矛盾相克复相生，数量满盈能变质，源头之上搜证据，观察发展觅定律。”他主张要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这把文化钥匙交给大众，发挥大众的创造力，创造出一个新天地来。他说：“文化钥匙要活用，开发天人大秘密。愿将真理化大利，润泽苍生乃仁义。日日月月积成年，努力创造新天地。”[31]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首先讽刺“造神”。他说：“宗教家创造出神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现成之神来崇拜。”他深刻地批判了一切有神论者，青年时期的坚定的无神论思想更高度地发扬了。其次，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育者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胜过他自己的人。最后，他认为整体创造与点滴创造是统一的，“只要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32]同年十一月他写了《育才校歌》，要求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要凤凰山的主人“找出真理之夜明珠，衔回人间，饰在每人的额前，照着人类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走到天明。”[33]此时，行知所歌颂的“真理之夜明珠”，只能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马克思主义。[34]总之，陶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发展过程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由行以求知的唯物论发展到行知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唯物论。他的认识论思想，在我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不愧为徐老所赞颂的伟大的思想家。

[1] 原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2] 徐特立：《陶行知学说》，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页。

[3] 陶行知：《行知行》，载《生活教育》第1卷，第11期，1934年7月16日。

[4] 陶行知：《金陵光》出版宣言。

[5] 陶行知：《共和精义》。

[6]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

[7]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载《传习录》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 王阳明：《传习录》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 陶行知：《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载《湘湖生活》，杭州，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1981年版。

[10] 参见《徐特立文集》，346页。

[11]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中国教育改造》，第169页，以下简称《改造》。

[12] 陶行知：《改造》，第55页。

[13]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 陶行知：《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载《湘湖生活》，杭州，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1981年版。

[15]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大连，大连大众书店，1947年版，第17页。

[16] 陶行知：《陶行知诗歌集》，第16页。

[17]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18]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19]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20]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21] 张劲夫：《回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1934年第1期，第9页。

[22]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2期。

[23] 陶行知：《陶行知诗歌集》，第120页。

[24]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11期。

[25]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5期。

[26]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11期。

[27]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2期。

[28]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3期。

[29] 徐特立：《教育文集》，1940年6月20日，第34页。

[30] 陶行知：《生活教育》，载《生活教育》，1934年第2期。

[31] 陶行知：《育才学校》，第11页。

[32] 陶行知：《育才学校》，第6页。

[33] 陶行知：《育才学校》，第32页。

[34] 陶行知：《陶行知诗歌诗集》，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