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生活教育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精华之所在，其体系博大精深，如若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德育思想贯穿于生活教育始终，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陶行知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途”。[2]他的德育思想丰富多彩，德育原则和方法独具特色。研究他的德育思想可以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培养“真人”的德育目标

陶行知对德育的认识，发端于对封建教育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从前的旧式教育以天理压迫人欲，使人变成工具，尽失独立人格，人的才能、志向得不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批判旧式教育，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创造。他认为：德育的目标在于创造真善美的活人。真的含义有两个方面：教育者“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育对象“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学问上、政治上刻意追求真理，从而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个性更趋完善，在灵魂深处“建筑人格长城”。

陶行知提出个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于反封建。 陶行知谈育人，谈个性解放，紧扣社会主旋律。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办育才学校时，要求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使每一位学生达到“智仁勇之鹄的”。“智仁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陶行知认为，这在当时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历代儒家传人解释之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知人而自知，仁者爱人而自爱，勇者独立天地间而不畏，是为“天下之大德”。陶行知用其旧词发其新意，他阐释的“智仁勇”是“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3]“大德就是大众的道德”。大众的道德有三层意思，亦即觉悟，联合，争取解放—— 争取民族大众的解放。[4]从传统文化嬗变而来的“智仁勇”一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一旦与人民大众利益结合起来，就萌生了新意，得到了升华，既具有民族性，又富有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

谈论陶行知的德育思想与社会主旋律相结合，就不能不谈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师承关系。陶行知留美四年，师从杜威。杜威也是重视道德教育的，他认为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去适应社会，学校生活不能脱离社会，但他主张道德教育要在学校生活中进行。杜威强调把道德教育同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的原则联系起来。学校德育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福利”，“增进国家秩序的稳定”[5]，使道德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陶行知继承了杜威学校生活与社会相联系的思想，但不主张把社会搬进学校，而主张把整个社会当作大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从而超越了杜威。德育的目标是在社会这个大学校的大风大浪中培养“真人”，使他们都具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而不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因为在一个人民没有教育权、没有民主权的国度里，“真人”的德育目标是不易实现的。陶行知总结自己20 多年的教育经验说：“这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的教学自由，也只有真正的民主实现了才有可能”。他希望培养“真人”，把中国改造成理想社会——“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6]实现理想社会，更好地培养出“真人”。

“真人”的内在要求是“建筑人格长城”。陶行知认为：所谓“真人”应当自尊自立自强，处世应变“必须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处在任何环境里，必抱有坚强人格，不可自由摇动，尤其到了利害生死关头之时”，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7]“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往往作为中国古代爱国者的精神支柱，在实践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美人不能动”则是陶行知新加的。陶行知要求育才师生在思想深处建筑这样的人格长城，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他还指出了“建筑人格长城”的途径。他认为，“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人格教育应从儿童入手，还应在艰苦环境里渐渐养成人格长城的基础，亦即“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8]他还认为，学问上追求真理与政治上坚持革命是并行不悖的。“学问不论新旧，只要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做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做汉奸之可能。旧学如郑孝胥、罗振玉，新学如汪精卫、汤尔和，不是明证吗？”结论是：“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9]反之，学问上不能求真，则在政治上就会堕落，丧失个人人格和民族气节。陶行知敏锐地指出了学问上求真与陶冶健康人格之关系，并以此为准则教人律己。

健康人格是远大政治目标之载体，从这一层面看，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十分重视人格教育的。毛泽东于1939 年4 月提出，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10]人格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陶冶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既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高尚的人格。今天，由于受拜金主义等的影响，大中学生缺乏理想和信念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工作。同时应避免过去那种以政治挂帅代替品德修养的做法，在进行理想教育的同时，应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教育和合格公民教育。人格教育可以以陶行知倡导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为初步，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一个高尚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为标准，以人格教育配合理想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四有”新人。

二、集体主义的德育原则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师范时，就开始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后又在育才学校提倡集体生活，他的生活教育实践过程始终贯穿着集体教育思想。他认为借助集体的优良环境，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11]集体精神即热爱集体、关心集体，树立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进而达到以人民大众利益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境界。培养集体精神是否要抹杀人的个性呢？ 陶行知认为：培养集体精神需要满足“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12]的条件。为此他主张把学生放在德育的主体地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早年他提倡过德育注重自治。1919 年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他针对学校教育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作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标准，致使道德与行为分离的状况，以及“学生是犯过的”，校方是记过的，学生与校方对峙的状况，提出德育注重自治，并以此作为“修身伦理的实验”。所谓德育自治，亦即“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这方面说，这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13]细细分来学生自治含有四层意思：其一，学生自治就是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共同管理，而不是个人自治或与学校宣布独立；其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立法、执法、司法，学生根据自身的经验立法能够适应学生身心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他们守法的自觉性，有助于促进良好的校风之形成；其三，通过学生自治练习自治的能力，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做准备；其四，校方为学生提供自治的条件，消除双方对峙的局面，充分发挥德育上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学生自治，让学生获得参与德育过程的机会，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克服道德与行为分离的状况，让德育从校方与学生对峙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德育注重自治的方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上述我们对德育注重自治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学生自治决非放任自流，而是在集体生活中，通过德育实践陶冶学生的品德，促进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发展。陶行知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观点颇为相似。马克思曾经深邃地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4]集体能够为学生的智慧、才能、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集体生活“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15]既然集体是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生活在集体中的人们必须树立集体观念，维护集体利益。陶行知认为，“一个集体能不能稳固”，“就要看每一个集体组成的分子，能不能顾到公德”（指全社会的公共道德） ，如果“人人以公德为前提”，这个集体“必然是日益稳固，日益兴盛起来”。而公德的损益与否往往在于私德（指每个人应有的道德修养） ，“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他要求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16]总而言之，陶行知倡导的“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17]可见，在集体教育中发展个性与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个人主义表现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思想和言行。

此外，陶行知还进一步指出集体教育不应囿于学校和小团体的圈子里，而应与社会发生联系。从学生愿意助人为乐的倾向出发，透过集体生活，培养和引导他们对民族和人类产生更高的自觉的爱。此言实指以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为重，是德育的崇高目标。马克思说过：“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8]

三、“在劳力上劳心”的德育原则

“在劳力上劳心”是陶行知在批评旧式教育弊病基础上提出的德育原则。他指出，旧教育的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劳心”与“劳力”分离使得一切进步发明都不可能，“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旧式教育培养了一批书呆子，脱离生产劳动实际，脱离人民大众，其实质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教育。“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大到不可思议。”[19]这就是说生活教育培养的人，是会用脑指挥手、用手开动脑的手脑健全的人，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在陶行知看来，无论是塑造人，还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都离不开“在劳力上劳心”这个根本。

“在劳力上劳心”从属于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可以视之为陶行知提出的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真人”的具体原则，“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是其中两个重要指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知识分子获得“农夫的身手”的必要途径，陶行知对此深信不疑并指出了劳动的德育功能。他说，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的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之甘苦。

通过劳动实践可以增进知识分子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并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德。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其作用还在于促进知识分子获得“科学的头脑”。陶行知于1931 年从日本回国后，致力于“科学下嫁”运动，提出了“科学是工业之母”的口号。显然，这是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使他已经领悟到，科学技术在工业大生产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长。面对中国社会依然依赖传统经验和技艺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状况，面对人们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还缺乏足够认识的状况，以及封建迷信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状况，陶行知开始了科学普及教育。科学普及教育旨在破除迷信，科学地认识自然，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科学普及教育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陶行知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百见不如一做”，“做”即实践，是在劳力上劳心，具有三个特征：行动，思想，新价值之产生。[20]陶行知在西方见到了科学的功用，回国后倡导科学普及教育正是受这一思想的指导。他说：现在的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更要把他们的一双手解放出来，让他们为社会和国家去创造。这就是说，通过教育把科学传授给受教育者，当他们掌握了科学技术，解放双手深入生产实践，把科学带进生产劳动过程，也就实现了科学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科学成了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中介。总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或称“教学做合一”的社会实践过程，既创造物质文明又创造精神文明，“科学的头脑”和“农夫的身手”分别与物质文明活动、精神文明活动相联系，都是教育主体的自我改造。

四、“爱满天下”的德育原则

爱是教育的前提。罗素说过，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是不能充分或自由地发展。陶行知则从他所处的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爱满天下”的名言。其道德标准源发于他的阶级性，他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必须亲近人民，“‘止’是表示瞄准的意思，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21]听其言观其行，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更是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都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爱满天下”的对象是人民大众。“爱”体现在教育者的道德规范中，便是热爱学生，培养学生。陶行知十分注意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从不训斥、不体罚、不讽刺、不歧视学生，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被誉为“慈母校长”。教师对学生真诚的爱，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在德育过程中，“动之以情”就是教师用爱生的情怀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热情，以达到预期的德育目标。但是，师爱不是偏爱，尊重学生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陶行知认为“宽严得宜”方为师爱。如他在提倡民主教育时指出，“民主也不是绝对的自由。民主有民主的纪律”。只是“与专制纪律不同，专制纪律是盲从，民主纪律是自觉的集体的”。[22]他还说，阵有阵容，校有校容。无论是晓庄还是育才，陶行知都曾提出过严格的纪律要求。晓庄师范有“二亲原则”、“生活教育的五目标”；育才学校有“每天四问”等，陶行知用这些具体而又严格的标准要师生努力进德修业。这即是民主教育又是在集体中进行自我教育。民主教育可以启发觉悟，可以“教人民进行自觉的学习，遵守自觉的纪律”。[23]唤起人实行自我教育的教育，“乃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语） 陶行知则进一步指出，实现自我教育的方法“着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发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促进自觉性启发的利器”。[24]由上可见，陶行知视民主与纪律为统一的整体，民主教育与自我教育相辅相成，而这一切都出自真挚的师爱。

五、独具特色的德育方法

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实践过程中，经数十年刻意追求，总结出了独具特色的德育方法，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颇能引人深思。他的德育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1.“知情意合一”。

陶行知独具慧眼，提出了“知情意合一”的品德教育。他认为：“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25] 陶行知阐明了如下思想观点和德育方法。第一，在行与知的关系上，先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行动产生理论，理论指导行动。他重视学而知之，思而知之，但更重视行而知之。他主张在行动中获得真知（理论） ，再以真知指导行动。这就抓住了由行到知的转化，从而完成了知行统一的德育过程。第二，情感是促使知识转化为追求真理的信念的催化剂，情感来源于认识，没有正确认识的情感只能是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6]陶行知所说的情感，表现为对于工农大众的真情。他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与大众打成一片，培养他们与工农大众的真实情感，“工学团”等学生组织即是明证。第三，“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奉行”，实指信念与行动的统一。信念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是理智、情感、意志的结合，能够反映人的精神面貌。陶行知要求学生努力做到信念与行动的统一，亦即树立理想社会的信念，追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行动上则应有服务社会与大众的自我牺牲精神。第四，在追求真理的行动中，培养人的意志。意志表现为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合理的意志之培养与正确的知识教育相联系，坚强的意志又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培养的。陶行知提倡的意志教育，不是培养只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意志，而是培养适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

2.知识品行合一。

知识品行合一是陶行知针对民国时期“教育与训育”分家的情况提出的德育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至自相矛盾，必至教知识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学无术”。他认为这是品德教育最大的不幸，德育与智育被放在了完全对立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这对矛盾呢？ 陶行知认为：“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我们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他们的品格。事应当怎样做，学生就应当怎样修养，先生就应当怎样指导。”[27] 他把生活教育中指导学生获得真知的“教学做”原理，用来指导学生进行品德修养，从而使得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都围绕着“事怎样做”这样一个中心进行，亦即“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修养品德。在品德修养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品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为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把道德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教师“最大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参与现代人生切要的生活”，但在学生进入社会行动之前就应帮助学生提高明辨善恶、是非、曲直、公私、义利的能力，让他们在一举一动前能下最明白的判断。这些均是品德养成的要素。陶行知的这种知行统一的观点，在生活教育理论中随处可见。他反复强调说：“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如果“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演讲，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生活教育既是知识教育，又是品德教育。生活教育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大众必须正式承认他，并且运用他来增加自己的智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28]可见，知识品行合一的德育方法，寓理于事，品德教育需要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

3.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

陶行知具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崇高师德修养。他严于律己，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培养教育学生时，他时常要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并说：“我们相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师生同甘共苦，就会形成相亲相爱的关系，精神融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生之间的隔阂就会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29]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陶行知提倡向学生学习，并说“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30]陶行知要求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对教育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也包含着贴切实际的德育方法：第一，要求师生共同生活，甘苦共尝，心灵沟通，以便了解学生周围的环境，学生的思想和需要，从而拟定切实可行的德育方案；第二，教育者放下“教师爷”的架子，与学生共学共事，平等待人，师生感情融洽就能产生共同的语言，教学相长，既破除了师生间的隔阂，又打开了学生身心的枷锁，从而养成尊师爱生的民主风气；第三，教师时时处处为人师表，与学生共守规章制度，言传身教，砥砺品行，有助于师生中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4.美育陶冶。

陶行知重视美育感化的德育功能。他认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教育，好像一个人存在生理缺陷一样。他把美育作为生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重视环境美对学生精神状态、思想感情的陶冶作用。他提倡用美术的精神改造学校、改造社会。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的校址选择都颇具匠心，远离都市贴近乡村，具有大自然的质朴美感。陶行知号召师生以美术的精神共同改造学校环境，共同建设美的校园。晓庄师范设有“犁宫” （礼堂） 、“书呆子莫来馆” （图书馆） 、“食力厅”（厨房） 等教育和生活设施。师生在创建美的校园过程中“过艺术的生活，受艺术的教育”，从而打破了先生教死书，学生读死书的沉闷气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生动活泼而又丰富多彩。整个校园更具艺术魅力，生活教育的内涵也更加充实，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得到了统一。

在课程设置方面，陶行知主张把艺术教育列为生活教育的一项课程。育才学校的特修课分为六组，即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自然和社会。设置诸多的美育课程，并不是准备把学生统统培养成艺术家、音乐家、画家，陶行知的目的在于根据学生的各自特点因材施教，通过分门别类的艺术技能练习，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美育是一种化育，它是通过情感途径使主体受到感化，经过审美深入人心，从而陶冶主体的精神境界，完善人的品德。陶行知善用美育的方法感化学生。他创办育才学校，十分注重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校外活动，使自然美、社会生活美以及艺术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陶冶师生的道德情操。1943 年，陶行知在重庆欣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深受感动，并写信给育才师生，邀请他们立即进城接受这难得的美育陶冶之课。信中说：“在这出戏里，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会看见自己的苦难，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命运”。“看这出戏可以抵得上新春之课、科学年之课，甚至于终身之课。”[31]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还十分重视诗教的艺术。陶诗的最大特色是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是为大众的诗。诸如《手脑相长歌》、《自立立人歌》、《自勉并勉同志》诗等，均易学易懂易记，而又蕴含着睿智，富有教益。“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自勉并勉同志的诗句，反映了陶行知高尚的人生境界，以及他矢志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这诗句感召着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与他同行，也感召着我们后人学习他的德育思想、原则和方法，从中汲取力量，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 原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11期。

[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17页。

[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368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164页。

[5] ［美］杜威著，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40页。

[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608页。

[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965页。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 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1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369页。

[1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33页。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82页。

[1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369页。

[1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71—472页。

[1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77页。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7页。

[1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2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2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511页。

[2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544页。

[2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569页。

[2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25]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368页。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255页。

[27]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33页。

[2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2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0—501页。

[3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3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