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一派死气沉沉。教育的出路何在？现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石头城下、和平门外的小庄（晓庄），为寻觅中国教育的曙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生活教育实验。

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动因

中国的教育因其陈陈相因，在教育理论上毫无生气。教育与生活，教与学与做被生硬地割裂开来。教师在学校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在教室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认为，这种沉闷的教育空气的酿成，主要是教育理论上缺乏革新精神，没有新的理论贡献出来。要探索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非实行试验不为功。盖能实验，则能自树立；能自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2]。

陶行知本着“试他一试”的态度试办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以求得创造发明生活教育的教育理论、教育原理和教育方法，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于是，陶行知乘中国教育改进社下设乡村教育研究部之机，聘请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农业教授兼农场主任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调查沪宁路沿线优良乡村学校现状，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图谋乡村教育之改进。”[3]

实验乡村师范创办旨趣

在1921—1926年间，陶行知曾花了大量时间到京津地区及一些小镇、乡村，进行教育实地调查。他重点解剖了师范教育所患的“洋化病”和封建“传统教育”的种种积弊，认为这种教育叫人离开农村跑到城市，它让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提出“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教育之如何改造，新师范教育之如何建设。”他认为，师范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并坚定地表示：“我从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4]下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基于这一思想，1926年12月，陶行知撰写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反复强调试验乡村师范的实验性质，指出晓庄的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开新的生路。”它关系到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的幸福，因而将这所乡村师范设在南京和平门外迈皋樵附近的小庄。同年12月，《新教育评论》登出陶行知拟订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对试验乡村师范的培养宗旨、目标、组织管理制度、学习科目、考试办法等，做了明细的规定。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其全部工作与程序，都是按“生活教育”原理进行的。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在根据中心学校办法，招收中等以上各级学校末年级生加以特殊训练，俾能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建在一片荒凉的山丘上，招生时还只有两间茅草屋，草泥抹的墙壁。师生自己动手种粮种菜，完全根据中国当时农民生活情况进行实验。故在招生广告中陶行知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公开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腐意识宣战。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实验的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进行“生活教育”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总目标”。要实现五个要项，即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第四有健康的体魄，第五有艺术的兴味。实现这五大要项，就是生活教育实验要达到的目标。

“农夫的身手”指的是培养的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能劳动，能吃苦，能实干，便于跟农民打成一片。“可以了解农民的困苦、艰难和一切问题，并且容易做他们的朋友帮助他们；有了这一条，不仅可利用闲暇去耕种园子，也更便于能在乡间立足、生根，有用武之地。”

“科学的头脑”是指“具有近代的自然的兴趣，并注重实验，到农村去积极推广应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种田”。第一和第二两培养目标在这种导师身上统一起来，就能做到“在劳力上劳心”。

“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是要求“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5]社会改造的图景是什么？是要叫人生利，“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叫农民自主、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国，村民都变成快乐的活神仙。”这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理想蓝图！陶行知要求晓庄学生要向农民“烧心香”，决不掺半点私心，“必抱有坚强人格，不可自由摇动，尤其到了利害生死关头之时，必须有‘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6]

“艺术的兴趣”是对“乡村改造的导师们”进行创造美和欣赏美的教育。

“健康的体魄”是对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陶行知把“健康的体魄”提高到健全人格、健全国格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看来，“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健康的身体是成就一切事业的本钱。

实验的条件与组织机构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实验的条件：

1.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

2.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

3.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

4.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

此外，晓庄试验乡村师范还包括以下诸机构：

1.小学师范院一所；

2.幼稚师范院一所；

3.中心小学八所；

4.中心幼稚园四所；

5.民众学校三所；

6.中心菜园二所；

7.乡村医院一所；

8.联村救火会一所；

9.中心木匠店一所；

10.石印工厂一所。[7]

晓庄试验师范学校设校长一人，由陶行知本人担任；第一院设院长一人，由赵叔愚担任。校长和院长经会商决定第一、第二、第三中心小学校长及指导员延聘时限。校长、院长之下设主任干事一人，校工一人。

1927年2月10日，陶行知在上海主持召开乡村师范董事会，决定校内设执行部（部长由校长担任）、研究部、监察部。在执行部之下设置第一院（小学师范院）和第二院（幼稚师范院）。并推袁观澜为董事长，王云五为司库，陶行知出任秘书兼校长，赵叔愚担任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部长。后来，董事会改选，公推蔡元培先生为董事长，王云五为副董事长。试验乡村师范不称教师，统称指导员。各组指导员有昌镜楼、杨效春、邵仲番等。

实验的办法与措施

首先，在招生上，看重农事经验。试验乡村师范规定“招收下列各种程度之学生培养之：一、初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二、高级中等学校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三、大学第三年学生之有农事经验者；四、在职之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职员之具有上列各项相等程度者。”[8]文化程度可以有所不同，但强调有“农事经验”是一致的。这一点在该校招生广告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招生广告中写道：“投考资格：初中高中大学末一年级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得投考。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者，为预储师资起见，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投考，尤所欢迎”。

其次，考试上别出一格。陶行知给投考者的开学通知上写道：“本校誓与村民共休戚，村民既须在枪林弹雨之下耕种，吾校断不因时局不靖而辍学，故投考开课均照公布之日期办理，决不变更。”报考者在三月十日报到，次日上午考国文、常识测验、智慧测验，下午演说及辩论；十二日上午垦荒施肥，下午修路；十三日考试成绩揭晓；十四日便办理入学手续，三月十五日开学。陶行知所出的国文试题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他亲自监考。演说的试题有二十个，学生临时抽题准备三分钟，到时登台演讲三分钟；演讲要求用国语，通俗易懂。反对海阔天空，也反对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垦荒考试更是新奇。陶行知在山坡下用白粉线画好一块小荒地，投考者手中拿了一把山锄，哨子一响，大家便挥锄垦荒。这种考试，正如院长赵叔愚所指出的：以前读书人读是死读，做是蛮做，两不相接。所以我们要在做事上得知识与经验，用知识与经验去改变做事的方法，不可拘泥于书本，应该拿大自然为范本。这种破天荒的考试，便是这种重农事经验、面向农村考试的大胆实验。其三，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实行教学做合一，课程是以乡村生活为中心。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将课程分为五大部分，即：一、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二、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三、分任院务教学做；四、征服自然环境教学做；五、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共30学分，包括：1.国语教学做；2.公民教学做；3.历史地理教学做；4.算术教学做；5.自然教学做；6.园艺农事教学做；7.体育游戏教学做；8.艺术教学做；9.童子军教学做；10.其他学生活动教学做。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共3个学分，包括：1.整理校舍教学做；2.布置校景教学做；3.设备教学做；4.卫生教学做；5.教务教学做；6.经济教学做。分任院务教学做共6学分，包括：1.文化教学做；2.会计教学做；3.庶务教学做；4.烹饪教学做；5.洒扫整理教学做；6.缮写教学做；7.招待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共16分，包括：1.科学农业教学做；2.基本手工教学做；3.卫生教学做；4.其他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共5学分，包括：1.村自治教学做；2.平民教育教学做；3.合作组织教学做；4.乡村生活调查教学做；5.农民娱乐教学做。[9]

其四，打破学校的周墙，开展“联村”活动。陶行知不是“学校消亡”论者，他反对关起校门，使学校与社会隔离起来。提倡试验乡村师范的学生与附近的村民有广泛的联系，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与他们联合开展活动。于是，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进行了打破学校围墙的实验。陶行知除了在学校设置一些为村民服务的活动课程，包括联村自治、民众教育、合作组织、乡村调查和农民娱乐教学做外，还专门成立了“社会改造部”，陶行知兼任部长。部下设总务、教育、卫生、农林、交通、水利、自卫、经济、救济、妇女、编辑、调查共十二股，具体负责社会改造的规划和指导。“社会改造部”将学校周围的和平门、上元门、观音门、尧化门、太平门以内的地区为改造实验区域，并规定全校师生均须参加所有改造的活动。陶行知十分重视开展乡村的体育运动。首先发起成立“农民武术会”，主张恢复“我国国民固有的尚武精神”。为巩固这一成果，更广泛地开展乡村体育运动，学校决定每年春秋举行两次规模较大的联村运动会。运动会结合乡村生活实际拟定比赛项目，如成人参加的项目有：国术、跑山、挑柴、挑粪、举石担、玩石锁和田径等；学生可参加的项目有：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及短跑等。1928年4月的一次联村运动会，大学院院长、晓庄师范董事长蔡元培，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偕同吴稚晖等也赶来参加。陶行知和杨杏佛都亲自参加，吴稚晖加入了爬山队伍，蔡元培患脚疾，不无惋惜地连连说道：“抱歉，抱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晓庄，偏僻荒凉，村落稀少，军阀队伍中溃退的散兵游勇在此流窜为匪，危害百姓。为了根除这一祸端，试验乡村师范取得了冯玉祥将军的支持，成立了晓庄联村自卫团。联村自卫团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燕子矶一带的太平安宁。

联村自卫团还发起禁烟禁赌运动，张贴了“第一号布告”：“本团责任，在运用村民自己的力量，以维持地方的治安。……查烟馆赌窝，为窝藏盗匪之所。本团为正本清源计，自当一律禁绝，才算为地方除害。”[10]为此，晓庄乡村医院特设“戒烟局”；全校师生到农村作宣传，宣讲吸鸦片之害，号召人人投入禁烟运动。联村自卫团维护了地方治安，烟赌也曾一时几乎禁绝，为乡村改造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其五，改革教育实习体制，试行新的实习办法。为了使实习顺利进行，陶行知设置了一批中心学校。中心学校与试验乡村师范的关系，不是传统的附属关系。中心学校是主，试验乡村师范是从；中心学校是太阳，试验乡村师范是月亮。试验乡村师范根据中心学校要求设置课程，中心学校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学生要经常到中心学校里来，在中心学校里教学做。不可否认，陶行知的师范学校实习改革实习，是师范学校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教师的良好方法，对于培养师范生的实际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最后陶行知进行了不颁发统一毕业文凭的实验。如果学生学业成绩合格，发给修业证书一纸，俟服务半年，经过考查，确能按照生活教育原理和试验乡村师范精神办学者，发给毕业证书。但入学时程度不同，颁发的证书各异，“初级中学程度的学生给予小学教师证书”；“高级中学程度学生给予高小教师证书”；“大学程度学生给予师范学校教师证书”；“各级教师证书之外得依据特殊才能之表现加给各级校长及乡村教育辅导证书”。[11]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实验，收到广泛而明显的社会效益，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这个实验，像一个石头丢进一潭死水之中，激起一轮轮涟漪。人们通过晓庄的实验，看到了中国新教育的一线曙光。陶行知在教育实验上知难而进、百折不回。从陶行知在晓庄的实验中，我们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受到启迪：一是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验。以前人们认为“实践出真知”，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践。这是不错，但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教育理论是直觉的、经验的、零散的；而教育实验是“设系统，立方法，举凡欲革之物，尽纳之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12]这里通过理智地、系统地控制环境，使“课堂之设备同，课本之教材同，时间教师同，其他教法同，以及学生之年龄、男女、程度、家境同，然后施各异之教法，而后可知其结果之究孰优孰劣也。”[13]正如陶行知所言：有了试验，才能彻底解决教育问题；才能充量发现教育原理。当前教育上弊窦丛生，教育理论单一死板，不正是教育实验贫乏所致么？二是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必资乎教育实验。旧的教育体制明显拴住了教育的发展，成了巨大的负担。要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实现教育体制的换轨，没有教育实验不为功。通过实验，完全可以避免“摸着石头过河”给教育发展带来的损失。三是教育实验是多维度、多形式、多规格、多层次的，教育实验可宏观探索，也可微观寻觅。要有计划地作整体实验、学制与课程设置的调整实验、思想品德教育与常规训练实验、课堂教学结构和方法改革的实验、考试改革实验、后进生的转化实验、课外活动中学生个性充分发展试验和学校与社会、家庭高效教育场的建设实验等。这样，对教育理论才可能有充量的发现。四是教育的研究要走出书斋，跳出故纸堆，我国各级教育部门所设的教育研究机构不下数百个，但大多所研究的内容是新的，方法是老的，观念是旧的，或者是人云亦云，或者是一头扎进故纸堆，或者是注释和讲解领导的讲话。这种研究注定是没有作为的。陶行知在教育研究上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教育实验。假如他不是辞去大学教授，走出高楼深院去寻觅中国教育的曙光，他对教育不可能有如此之贡献。所以我们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要面向实际，深入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创造、发明。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实验，学习他的“实验精神”，知难而进、百折不回、坚韧不拔、“屡试屡验”的精神，积极开展教育实验，勇于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陶行知在晓庄的实验，还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这就是要逐步缩小和摒弃验证性、模仿性、移植性的教育实验，扩大创造性的实验，这样才能不囿于旧模式，跳出传统教育的旧框框，“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探得一条生路。

[1] 原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1期。

[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3]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4]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5]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6]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571页。

[7] 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8页。

[8]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9]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58页。

[10] 高谦民：《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学校》，载《江苏教育版》，1999年第6期，第58页。

[1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9页。

[1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13]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