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和人民教师的骄傲，是创造性地独立思考教育问题的典范。他创造了一套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革命的教育思想，留下了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人师”的榜样。他“爱满天下”，桃李遍中国。有不少受过他的教育和影响的人，现在已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领导和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讲授教育学时，由于学习苏联，有些教条主义，尤其是未能批判地吸收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从而对陶先生的思想几乎没有提及一字。如果和苏联怎样珍视乌申斯基和马卡连柯等人的教育遗产对比起来看，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态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和缺陷。

不论从上层建筑的继承性或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观点来看，不论从学习苏联应结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或从创造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的必要性和方法来看，我们都应当认真吸收陶先生的宝贵遗产。问题是还有人怀疑陶先生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联系。认为对他还未下结论，因此不敢引用。有些人甚至错误地给他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或实用主义的帽子。也有人认为陶先生仅仅是“接近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没有从社会物质条件的根源加以分析，没有把他早年的思想和晚年的大转变联系起来而又区别开来看。他们忘却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指示：“辩证法要求全面考虑他们的具体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割裂开来考虑的。”[2]又说：“我们要依照那种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真实思想和感情。“很明显，这个特征只能有一个，即个人的各种行为。”陶先生的教育实践——他的各种行为不仅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因素，而且还表现了许多共产主义教育的因素。我们同意徐特立老先生的判断：“陶先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革命家。”也同意戴白韬同志的意见：“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和陶行知先生共同创造起来的。”但为什么说还有共产主义教育的因素呢？为篇幅所限，只谈几点。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教育学首先认为教育是有阶级性的，不能是超政治的。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是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也反对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他反对一切剥削。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他在后期也承认了工农联盟。他对胡适超政治而实质上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教育万能论，一直是鄙视的。陶先生的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包括他参加建立中国民主同盟等活动都是铁证。例如，1940年冬，他对白韬同志说过：“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这不是工人阶级党性的表现吗？理论联系实际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陶先生一贯地反对旧八股和洋八股，既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也反对爬行的经验主义。他认为“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必须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这样的思想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是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也是共产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的核心问题。陶先生的“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并用”，实质上是这一思想的另一说法——中国气派的说法。集体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一样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范畴。陶先生于1938年后想出了“集体自觉”的必要，提倡了“集体自我教育”。工学团的“团”字是集体的另一说法。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在陶先生的思想中逐渐得到了肯定，承认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是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特征。他对“群众教育”的发现是“必须跟群众去……了解群众情况和要求之后必须集中起来要群众跟我们走向真理（注意：这是他的‘行’或‘做’的目的）走向胜利”，这和工人阶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有何区别？

生活教育或生活即教育，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教育一个必需的范畴。加里宁也强调过生活的学校[3]。马卡连柯也有生活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看法[4]，他说：“人是被整个社会教育着。”社会中的一切事件，它的工作，前进运动，它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强大而复杂的教育因素。马卡连柯的工社和陶先生的工学团乃是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不同形式、但同一性质的生活教育实施。陶先生所谓生活和杜威的所谓生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生活。陶先生所谓“生活与生活的摩擦”应当理解为矛盾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另一说法。陶先生的教育目的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提得不够全面，没有明确提出全面发展四字，可是他经常提到整个人生、整个寿命的看法，如果过细综合地来看，它是包括了全面发展的内容的。因为他的教育目的，已如马卡连柯所说“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来规定的”。陶先生在智育方面主张即知即传人的活知识，“培养普遍运用识字能力和运用科学能力”。在体育方面提出了健康教育的全面看法，要求培养自卫能力。在德育方面要培养运用政治能力，“冲破自私自利所造成的铁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平等，培养团结御侮所必要的一切品质，特别是强调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美育方面他提出了艺术的教育。他还要求培养生产能力再加上运用科学能力，也就是基本生产技术教育了。本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不是在打破一切学校教育，而是要完成一定时代的革命使命——打破旧式的反动的学校，在当时确实是进步的。如果从发展来看问题，如果陶先生活到今日，他必定强调系统的学校教育，因为他是知“变”的，不能说他不懂辩证法。

陶先生的“教学做”基本上（不是本质的不同）是符合列宁的反映论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共产主义教学过程的基础。因之“教学做”正是我国目前教条主义教学的药石。吹毛求疵的人们似乎未深入体会陶先生的“新发现”——贯穿全部过程的六个环节。这和杜威的思维五步骤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对“行动”和“断语”二名词的理解。陶先生的行动包括有社会的革命的实践、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内。有人片面地从他举的烧了手的例子，来非难他，而忘记了他的在社会中“碰钉子”的例子。陶先生首先批判了实用主义的设计教学法——开始就只是引起动机的主观唯心论的看法。陶先生的做，基本上和毛主席对实践的估值是一样的。 因此他强调做时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否定系统的科学知识，可以从“断语”的解释来看出。陶先生曾对批评他是爬行的经验主义者的人有答复：

他弄错了……这里所谓做是指必须求得感性知识的基础或旧经验或旧知识的基础，才能吸收他人或消化他人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5]

总之，无论在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方面，陶先生的思想和实践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有宝贵的贡献。最突出的贡献是教我们要创造性地、独立地思考教育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在如何发扬光大这一宝贵遗产，而不是吹毛求疵。当然陶先生是有些缺点的，但作者的肤浅认识，以为还不是根本方向上的错误或一贯执迷不悟的错误。例如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了生育节制的主张（在当时是否正确还是问题）[6]，采用智力测验等。当然作为学术的研究我们应当批判它，例如尽管苏联批判了乌申斯基的唯心主义的社会观点，但仍然称他为一个最伟大的俄罗斯教育家，予以很大尊敬。苏维埃教育学中仍经常引用乌申斯基的正确言论。我们对待陶先生的态度也应当是这样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那“万世师表”的品质。

[1] 原载上海《文汇报》，1956年10月16日。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3]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第88页。

[4]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第107页。

[5] 戴白韬：《陶行知先生》，第83页。

[6]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陶行知先生当时提出的生育节制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