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要发表纪念陶行知逝世十一周年的纪念文字，我认为这是整理中国近代教育家思想的开端，经过争鸣，在若干年内，可能得出一个比较真实而正确的“论定”。我与陶先生相处多年，相知较深，现在凭我个人所知，提出几点有关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的意见，供大家讨论的参考。

（1）“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毛主席在陶先生逝世时的悼词。我认为这是我党对陶行知极正确的评价。此外，我还同意“陶先生是爱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无产阶级革命的亲密朋友”等意见。但是，他毕生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他的思想也不完全是（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特别是他的早年（1927年以前）的思想，带有比较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这是时代限制了他。正如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文中所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也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我认为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本着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整理和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这样，才能得出公允而正确的结论。

（2）陶行知的思想是逐渐转变，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有二件大家都知道的事。一件是：他的原名陶知行，后来改为陶行知。这个改名，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表示他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方向，所以是进步，不是退步。至于知与行的关系，虽然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现在正在争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决不会轻视实践的重要性，正如一个唯心主义者必然不重视实践一样。所以从“知行”改为“行知”应该说是他的思想一样进步的表现。第二件，他在1933年左右补充了《锄头舞歌》和《镰刀舞歌》的歌词。这两首歌发表于1927年，是陶先生革命思想的心声，也打动了当时千千万万青年的心。在那些年头，唱起“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春风吹又生……留下种子多……”等歌词，谁不燃烧起心头的革命火焰。但是，1927年所发表的这首歌的思想是很不彻底的。它充满了革命靠农民的思想，如“革命成功靠锄头呀”，也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如“天生孙公（指孙中山先生——宗麟注）做救星呀，唤起锄头来革命呀”。他在1927年左右（大约是1924—1930年）一贯宣传“训练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清醒了，觉悟到此路难通，所以在1933年左右补充了那两首歌的歌词，其中最能表达他的思想的转变的一句是：“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这无疑地是一大进步。但是，这样转变是否彻底呢？当然不是彻底的。否则，陶行知不仅是共产党的好朋友，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了。从1933年到1946年他死的一年，他的思想，又有很多转变，特别表现在他一步一步地更靠拢共产党，更相信群众的力量。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死得太突然了，甚至不能像邹韬奋同志那样临终留下遗嘱。

（3）陶行知不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的头子之一。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者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不能这样评论前人！其次，杜威是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陶行知是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这两种主张的含义完全不同。有人把它等同起来，不但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不了解“翻这个筋斗”的本义。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可以进一步商讨，那是另一个问题。但绝不可以把它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划个等号。所以无论从陶行知的行动上和教育理论上来检查，都不应该说“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

（4）陶行知不是武训，这二人不能相提并论。周扬同志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中说，“他（指陶行知——宗麟注）无疑地是中国人民杰出的教育家之一。武训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我认为这样说法是正确的。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驯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的极粗暴的棍子。这一棍子不但打灭不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

（5）“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主张之一，但“做学教”不是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倘若从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来看，那末，“做”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要经过‘做’来求得统一”。所以无原则地强调“做”是不恰当的，这样的“做”，恰恰是实验主义的。陶行知曾经对“教学做合一和做学教的区别”作过一些解释。当然，我们应该进一步来研究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否完备，以及它的内容（包括教育方针、教材等）如何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把“教学做合一”和“做学教”等同起来。否则，难免张冠李戴。

（6）小先生制和工学团的办法，即使在今天，还可以部分地采用，但在具体实施上，应该有所改变。例如，扫盲教育中援用小先生制，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又如，在农村合作社里，采用工学团的某些办法，也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今天的中国，虽然比起十年二十年以前来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在若干方面必须采取穷打算穷办法，不应该一切强调正规化和讲究排场。小先生制和工学团在若干办法上，确实能够节省不少。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下，我认为不应该全部否定这些有效的而又节省的教育办法。

（7）“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是陶行知先生所反对的，我认为今天还应该反对。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位教授驳“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通吗”？陶先生回答得很坚决。他不是反对读书，而是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本人是一生勤学不息的学者，或经常谆谆教导青年人要勤学。所以他所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者（他叫他们为书呆子）把前人总结经验的东西，当做教条死读，不但自己死于啃教条，而且贻害别人。”我们今天还要反对这样教条主义者——书呆子。至于陶先生提出的“用书如用刀”的说法，当然值得进一步研究。读书与用书之间是有差别的。

（8）五生论虽然不是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在那些年头的中国提出节育的问题来，难免引起若干人的误解。我想关于陶先生的五生论（载《中华教育界》）和尚仲衣先生的驳斥文章，在大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得到。今天我认为陶先生所提出的五生论，倘若可以比喻的话，倒与我们现在提出的节育意义很相似，并不是有意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不过，在中国那些年头（1934年左右）提出这个问题来，不但对革命的积极意义不大，而且极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解。（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但没说话。）尚仲衣先生们就对五生论很不满，因而发表极尖锐的批评。但是陶先生的本意不是那样，所以他就用笑话来回答：“……乡下先生睡了一觉，被顽皮孩子画了一个花脸……”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其实到今天是可以弄清楚了。

（9）陶先生一生不仅办了很多教育事业，教育了不少青年（受他的影响的青年更多），他不但用教育的武器来提倡救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而且他还用短篇文字和诗歌来宣传救国，教育大家。例如，他的《斋夫自由谈》（在《申报》上发表）、《行知行谈》（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诗歌集》（是陶先生临死前夕自己编的遗稿，后来由方与严同志编印的），都是用通俗简练的文字，犀利诙谐的笔锋，痛骂反动派，宣传救国，宣传革命，教育人民。不但在当时起过很大的作用，即在今日也不愧为出色的文献。至于他的教育论文，从1918年起，到1946年止，将近三十年，更加丰富。因此，我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考虑编印《陶行知全集》。希望这个建议在最近期内能够实现。

[1] 原载《人民教育》，195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