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同志1982年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早在1927—1937年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白区的党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路线，白区党被破坏殆尽。……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见《陆定一文集》781页）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因为就是在这段时期的1930年，我有幸在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学校里当了一名末期学生，陶行知在上海主办的教育单位里，1932年冬我去当了一名教师（称指导员），后来当了校长（称团长），和他过从较密，知道不少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后的活动情况，并亲自受到他难忘的教益。对于当时地下党的情况和陶先生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是比较了解的。围绕这一问题，回忆当时的历史往事，一位时代巨人的伟大形象，岸然立在我们面前，令我钦敬不已。

我为什么要去晓庄学校？因为我是一个穷学生。我的家庭是下中农，父母带着五个孩子，由合肥老家迁居江浦，租种地主的地，经常借债，过着艰难的日子。我是长子，父母费尽心力要我读书，以求改变门庭。在十四五岁时，进了县城一家私立国文补习学校（也有数学、英文课程），每月除了交2元学费外，还需交五六元的膳费，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父亲将大牛卖了再买小牛，省下一些钱供我学费。母亲从离城数里的乡间，每天日出前挑送烧柴给学校，来抵付我的膳费。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刚一起床，见到母亲穿着草鞋在雪地里挑柴送到学校，脚都冻有裂口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再也不愿这样读下去了。求教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兼老师邓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向我推荐去晓庄学校，他说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住在农民家里搭伙，膳食费也便宜，适合你这样的学生。这样，我就在1930年5月间去到了晓庄。

我到了晓庄后，学校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封闭，陶校长已被通缉流亡去上海。但留下的师生仍在进行护校运动，不愿离散，并照旧进行教学活动。晓庄学校的办学特点，不是按部就班上课，而是以好几所农村中心小学、农村幼儿园和一所劳山中学为基地，让来校的学生分散到各中心小学、幼儿园，参加“教学合一”活动，学生在做上学，老师（称指导员）在做上教，经过这样的活学活用，学会当老师。我被分到万寿庵中心小学，负责人是马侣贤，是我的合肥老乡。我这时不满16岁，一个乡下穷孩子，来到这样的学校，虽感生疏，但又感到亲切、新鲜。学校虽没有正式课，但常请专家学者来演讲。这时是养春蚕季节，我听了几次有关养蚕的演讲。读了陶校长和晓庄学生写的书，尤其读了陶校长写的《护校宣言》，把我的思想引入到一个新的天地。到了暑假，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了许多宪兵来捕人和驱逐学生。我属于被驱逐者，就去到太平门蚕桑试验场地去半工半读学习蚕桑了。“九·一八”事件后，学生们满腔悲愤，参加了南京的学生救国运动，捐款支援马占山。接着又发生了“一·二八”事件，更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满。我从晓庄的农友陈金禄那里，知道了陶行知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就写信给他，希望去上海。他回信约我去谈话，见面谈话后，当即介绍我去山海工学团工作，我就于1932年冬，到了山海工学团。

我简述这段经历，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当时去晓庄学校，主要是想经过学习后能当上教员，找到一份工作做，以求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这就是我当时的朴素思想。面对当时的严重激烈斗争形势，不懂是一回什么事，只是感到好人受害，茫然不知其所以然。经过“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给予我的朴素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将亡，何以为家”？就产生了救国思想，每当提到“是可忍孰不可忍”时，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的。如何去救国？接着就面临这样一个苦闷的问题，曾写信给《生活周刊》向邹韬奋请教，他很热情地回了我一封很长的信，要点是只有救国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投入到救国的实际工作中去。我去找陶行知，就是要请他帮助我能参加挽救国家危亡的实际工作，这就是我要去找他的目的。

自1932年冬至1936年夏陶行知出国，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我与陶行知每周都要见一二次面，我和他的晓庄学生们，已养成习惯，称他为“老夫子”。在近4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地下党的影响，一是“陶夫子”的影响。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陶夫子首先教我怎样做人，如何做人？夫子之道何谓也，一言以蔽之：“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陶夫子在人民至上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给我的教益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而恰在这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在我面前，帮助我学习社会科学，使我在思想上很自然地接受党的影响。在晓庄时，就有中共“地下党”，而且很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封闭晓庄学校的表面理由，是：“散发反动传单，勾结反动军阀（指：冯玉祥），企图破坏京沪交通”，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使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当时地下党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在南京夫子庙放鞭炮搞飞行集会，尤其是组织小学生由和平门登上火车不买票，强行要求免费去栖霞山旅行；出动100多人到下关带头组织群众性游行示威，同情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军舰派兵登陆，引起反动政府的恐慌，于是派出大量宪兵包围晓庄，勒令封闭。陶在当时，不愿参加“左”的空喊口号、搞飞行集会这类活动，但对于农民小学生要求免费去旅行，晓庄学生去下关举行同情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的游行示威活动等，则是大力支持的，对于被捕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则是尽力营救的，并亲自写信给有关当局，出面交涉。待到他本身受到通缉，逃亡到了上海租界，仍在奔走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学生，并设法在费用物资上给予援助。如他在短短4小时内，筹措500块银元，请律师为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季平辩护，争取了轻判。这些都充分说明，陶夫子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是尽力掩护并给予大力帮助的。他曾说过，要他到街上去做贴标语、喊口号这类的事他要考虑，他以为要做的斗争很多，说明他当时对“左”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晓庄时期，以实际行动成为党的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到了上海以后，在他主办的教育单位里，更是地下党的有力据点。在他的掩护下，地下党的工作能够隐蔽、有力地巩固、发展，我因此能经常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1933年提出入党要求。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对于吸收新党员是很慎重的，经过考验，于1934年接受我参加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教联”（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又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于1935年接受我入党。因此，我之走上革命道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既有地下党我的好同学王洞若（他是晓庄早期学生）是我的带路人（我参加“教联”和入党，两次他都是我的介绍人），又有我的好老师陶夫子引导我要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这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下面我要分别叙述我所在单位的地下党情况，联系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以及陶夫子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

1930年前后，苏区土地革命有了重大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中共重点转到苏区。而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在上海租界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党中央的主要成员撤退到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中央成员，成立了临时中央。1933年初，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而自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但党的部分力量还存在，如“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八大联”（“左联”、“社联”、“剧联”、“教联”等）党团、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工联”、“武卫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及情报系统的党组织都存在着。上述这些党组织和党员，与党中央都没有联系，彼此之间也没有横的关系，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互相支援、配合，发扬革命精神，不怕牺牲，不屈不挠，运用多种形式，如组织多种类型的学会、社团、读书会等，广泛深入联系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1935年8月以后，保存下来的地下党同志从多种渠道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同时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深感上海白区工作路线、工作方式转变的必要。为适应新形势，迎接抗日**，“文委”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提出解散“各联”和“文总”。后来，“八大联”陆续解散，并决定各“联盟”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都隐蔽到群众团体（主要是救国会）之中，利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与其他系统的广大党员、群众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武卫会”系统、共青团江苏省委、“工联”系统等，也都分别动员下属党、团员、积极分子与各系统的广大群众，共同筹建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陶夫子主办的教育单位里，地下党有两个组织系统，一是“教联”，一是“中青”（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在上述精神下，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国难教育社”（即教育界救国会）的党团及其下属的各支部。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若干情况。

1930年4月陶夫子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缉令，莫须有的罪名是“勾结叛逆，阴谋不轨……”这时正是蒋、冯、阎中原大战最激烈的时候，勾结叛逆，当然是指的冯玉祥。有帮闲文人还在报刊上污蔑陶行知接收冯玉祥的巨款，说是被冯玉祥收买。陶夫子看到以后非常愤怒，冒着被特务逮捕的危险，致书《时事新报》，予以反驳。陶夫子流亡到上海后，白天隐居在租界里，晚间常到秘密的约定地点，与晓庄师生碰头，并鼓励流亡到上海的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我们还要干”。同年秋，10余名先期被捕的晓庄地下党员学生，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使陶十分沉痛，在亲友再三劝告和催促下，逃亡到日本。1931年3月，陶夫子从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在法租界里，作为一个“罪犯”，既不能公开活动，也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在朋友的帮助下，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合同，以译稿度日，可惜译稿和东方图书馆一起，被日本的炮火焚毁，一本都没有出版。到了这年9月，处境稍有好转，如果用笔名，文章也可发表。《申报》馆的史量才是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对陶的处境深表同情，秘密聘请陶夫子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陶夫子担任顾问后，向史量才提出革新《申报》的三项建议：第一，《申报》言论，态度必须鲜明；第二，增辟《读者通讯》，使《申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三，《申报》副刊应和《申报》整体相一致。这些建议都被史量才接纳。《申报》发表的重要时事评论，大都由陶行知出点子、命题、列大纲，然后派人写出后再经他修改定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政治评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在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下，积极捐巨款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战斗，并且担任抗敌自保性质的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职。当时负责史量才与陶行知秘密联系人马荫良在回忆文章中认为：《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

1930年后，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好几次“围剿”，史量才向陶行知、宋庆龄、黄炎培、杨杏佛等征询《申报》对此事应持的态度。被征询者都一致认为，《申报》在此紧急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主张。最后，史约陶到寓所彻夜长谈，当场拟定《申报》时评的纲要，指定人按此要求写成文章，再由陶修改定稿。这就是1931年6月30日、7月2日和7月4日发表的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共同抗日。对此，蒋介石又惊又气，亲手批了“《申报》禁止邮递”的手令，《申报》因此被禁邮35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史量才不仅坚决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并接受陶的建议，支持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主张政治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陶行知还建议史量才聘请一些著名的爱国学者名流，参加《申报》的工作，以增加《申报》的知名度。如聘请黄炎培主持《申报》设计部，请李公朴主持《申报》的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编《申报》的《自由谈》副刊，约请鲁迅、茅盾等为特约撰稿人。陶本人则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上开辟了“斋夫自由谈”专栏，发表了104篇杂文，并连载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古庙敲钟录》。《申报》也因此销量增加4万多份。陶夫子用“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是有含义的。他曾解释说：蒋介石杀人如割草，我在这里主张“不除庭草留生意”，岂不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嘛？……我要一本初衷为革命保留生机！陶用“斋夫”笔名发表的文章，大多不足千字，短小精悍，文笔犀利，观点鲜明，熔战斗性、讽刺性、幽默性于一炉，深受读者欢迎。如1932年1月8日发表的《颠倒的逻辑》：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陶夫子公开与蒋介石、孙科唱反调，观点是何等的鲜明。

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事》，于2月15日上午，送到《申报》广告处。广告处的律师发现了这个启事称243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有明显的漏洞。本着公正的立场，即决定16日暂不刊登。但2月16、17、18日，其他报纸刊出了。19日，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申报》不得已于20、21日刊登。伍豪是谁？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做秘密工作的化名，而周已在此之前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了。为了拆穿反动派炮制的假声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请《申报》用广告处的名义，巧妙地以《伍豪启事》因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的复函作为广告刊出，由地下党付广告费。申报馆经理马荫良请示史量才，史和陶夫子商量后，立即同意刊登，并不收广告费。这个巧妙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送来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致未刊出。”这种由报馆广告处刊登的广告，从无先例，读者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同时3月3日，地下党组织又请《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法国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别名）刊登重要启事。《申报》于4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至此，国民党反动派阴谋遭到全部破产。陶夫子不是共产党人，在自己尚未被解除“通缉”之前，能以一腔正气，面对邪恶势力，针锋相对与之斗争，他这一高贵品质，有如凌霜雪而傲然怒开的寒梅，令人肃然起敬！

我是1932年冬才和陶夫子相处的，在此之前有关陶夫子的上述情况，他从来未有向我们谈过，似乎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不值一提。我是从地下党同志及了解他当时情况的同志，尤其是从当时《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在《陶行知和申报》的回忆录中知道的。陶夫子做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而难以做到的事，这是很难得的。

在我到山海工学团后，陶夫子的通缉令已在此之前被取消，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在《申报》上写的如投枪、匕首的散文《斋夫自由谈》已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了，书名是由爱国老人马相伯题签的。国民党对陶夫子通缉令之所以被取消，既有国内政局的变化，蒋、冯、阎大战以冯、阎的失败告终，蒋乐得做个人情让冯到泰山休养。对冯既如此，对通缉陶的罪名自不能成立。加上国内著名人士马相伯等与国际著名学者爱因斯坦等的呼吁，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取消对陶的通缉令。从陶夫子在逃亡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陶夫子的思想进步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革命道路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工作方式、斗争策略。他是一位教育家，又讲求要为人民做实事，总想寻找办法在教育上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所助益的实事。同时，他又是一位人民诗人，以其热爱人民的感情，抒情言志，流于笔端，付于行动。而面对的政治现实，又是不能回避的，他原先不擅于进行政治活动，但需要他投身斗争行列时，他是热烈勇敢的，而对于政治上的先进政党（中共）和其党员，他是尽力在其能做到的范围内，极力予以爱护、帮助的，这就是陶夫子由党的朋友发展成为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维什克的内在原因。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是陶夫子这一发展过程的见证人之一。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在酝酿成立同盟的时期，宋庆龄经常同陶行知在史量才公馆会面，讨论时局、政治问题。有一次，马荫良在场，一直谈到深夜12点钟。在同盟成立时，当时新闻界对此多采取回避、不支持态度。而《申报》不但采取积极支持态度，还派出两名记者参加同盟，担任总会和分会的执行委员。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从哈佛大学学习归国，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执教，是陶行知早年的同事，杨杏佛的死，令陶十分痛心。岂料杨死后的第二年，史量才又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上。晓庄学生的血，挚友与爱国志士仁人的血，都促使陶夫子更坚决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到上海，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干扰破坏，在地下党及宋庆龄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奋斗下，远东反战会议终于在上海开成了。陶行知支持了这一会议，并带着马莱爵士等到山海工学团参观，随便找了一个孩子张健问了几十个问题，他对答如流，马莱爵士被这个孩子辩得哈哈大笑。陶夫子一直不插嘴，只作他们的翻译。这场“舌战马莱”，给马莱和在场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5月，陶夫子勇敢地参与了由蔡元培领衔的100余人发起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5月14日，上海市青年会举办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尽管上海警察局到处布满暗探，他毫无所惧地赴会。这一时期，他认真阅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在阅读。

也就在这年的3月15日，晓庄学校在沪学生集会纪念创校日，他为自己所创作的《锄头舞歌》添了一段歌词：“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这首歌在国内外广为传唱。陶夫子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的精神，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这说明，他在教育实践中和参与革命活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工人的重要。因为，他这时已在沪东、沪西工人地区，办了好几处工人夜校、劳工幼儿团，经常接近工人，交了一些工人朋友，朱冰如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这一时期陶夫子还与左翼“剧联”的田汉、“社联”的杨东莼等过从甚密，经常邀请左翼文化界人士到工学团来演讲、演剧，教唱进步歌曲。至于和“教联”的地下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帅昌书（即丁华）等，都是他的学生，接触更多。每年3月15日的纪念创校日座谈会，当时受到“左”的影响的陶夫子的学生，批评他不是正面与反动统治斗争，有改良主义幻想。陶夫子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他曾诚心诚意地对自己的学生，一些青年共产党人说：“我是你们的篱笆，当心别把我冲倒了。”这是何等感人的肺腑之言。当徐明清被捕后，他巧作安排，三次派朱冰如去苏州监狱给这个“政治犯”送寒衣。对关在漕河泾已判刑的陆维特，及其后的张敬仁每年都要王洞若和我设法送衣、送物、送钱给他们。陶夫子对地下党员的深情厚爱，从一件件的具体行动上，不仅表现出师生谊，而是更深的阶级情啊！

1934年，陶夫子热心于推广小先生制，探索普及大众教育的新路。又为新安旅行团来到上海，热心为之宣传，并给予大力帮助，以证明小孩子也有创造力，也能为“即知即传人”当好小先生，为挽救中华民族，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对陶夫子家庭来说，却遭遇母丧、妻病、儿伤之痛。在通缉令被取消后，陶夫子把太师母、师母从晓庄五柳村的草屋里接到上海，算是团聚了。但陶师母因受惊骇而神经失常，太师母也因受到刺激而身体衰弱。太师母勤劳治家，陶夫子自幼受到熏陶，产生对母亲的深情厚爱。从以下两首诗可以看出。《我的袜》诗中说：“这袜母所补，这袜儿所穿，儿穿母补袜，快活似神仙。”在《吾母所遗剃刀》诗中说：“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从这些诗中看到，陶夫子流露的不是一般孝子之情，而是充满劳动人民母子之情啊。太师母到沪后，想念他的长孙陶宏，陶夫子设法将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的长子接回到祖母身边，以愉太师母。孰料陶宏一次骑脚踏车受了重伤，虽请名医治好了，而太师母却因此又受到刺激，不久就离别了人世。太师母入殓的时候，陶夫子哭得十分伤心的说：“母亲、文渼（师姑已去世）、纯宜（师母），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陶夫子在葬母后，同意将病妻送到神经医院。非常理智地吩咐陶宏说：“快去保险公司把人寿保险款子提了出来吧！山海工学团和新安旅行团都需要经费。”之前，陶夫子为了预防自己万一发生不幸，母亲的生活有点保障，便买了20年的人寿保险，每年交100元，已交了10年，如今死了，孩子也大了，用不着再保险，他把保险费提了出来，把对母亲的爱和孝完全献给人民大众。他用这笔款子，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一个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拷贝。尔后，新安旅行团曾带着它走遍华北、华南；把他对母亲伟大的爱和孝，播送几万里。像这样感人的事，在20年代，也有过一次。陶夫子在20年代推行平民教育，亲自和朱经农合作，编撰了一套《平民千字课》，发行量很大，稿费数字也很大。陶师姑文渼在世时，曾想从稿费中取出5000元用于养家，陶夫子未有同意，全部拿去用于推行平民教育事业。陶夫子这种损己利人的高尚精神，实在是令人衷心钦佩的。陶夫子为求祖国独立解放，为求人民自由幸福事业，献出了一家，他的一家又都是伟大的殉道者。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早已越过长城，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二·九”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上海文化界首先响应。在“一二·九”运动发生前不久，陶夫子正参与由马相伯、沈钧儒领衔的秘密征集签名，准备发表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们在宣言上加上了“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这个宣言秘密征集了280人签名，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各界民众运动以《宣言》的发表为序幕，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犹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12月27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救国会”，在成立会上，陶夫子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具体主持教育界的救亡运动。陶夫子领导的《生活教育》杂志社、山海工学团也以团体的名义加入该组织。会后，发表了《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随后，上海教授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中学生救国会相继成立并纷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了陶夫子亲自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同月23日，正式成立了国难教育社，一致推举陶夫子为理事长。国难教育社的成立，标志着陶夫子发起和领导的国难教育运动正式开始，陶夫子也由过去用教育改革来配合政治革命的教育家，成为以从事救亡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活动家了。1936年1月28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大中学生救国会，在市商会大礼堂共同发起召开了“一·二八”事件四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代表800余人，公推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陶行知等10余人组成主席团。先由沈钧儒报告开会宗旨，次由青年歌咏团领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二八纪念歌》，再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等发表演说，当陶夫子用热烈、悲愤的语调讲到“我们今天损失的国土，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老家浙江省二十八个大”的时候，群情激愤，当场高呼“打倒卖国贼”、“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等口号。会议并通过四项议程：（一）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创办《会刊》和《救亡时报》，并当场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30人为理事；（二）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三）援助被捕爱国分子；（四）抗议公共租界在曹家渡捕人，干涉救国运动。会后，全体与会者，在主席团成员带领下，一路游行到庙行，公祭“一·二八”上海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十九路军将士，沿途有上万爱国学生、群众加入队伍，从而促进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陶夫子因已去香港作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的最后准备工作，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陶夫子在香港的月余时间里，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的讨论，陶夫子和邹韬奋在香港先行签字，然后由邹带到上海，与章乃器、沈钧儒作进一步的修改。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签名的这一重要文献，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团结御侮——复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团结御侮文件》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的公开信发表后，更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对《团结御侮文件》的重视。

此后陶夫子受救国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曾去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游说各友邦不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和团结华侨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38年秋回国后，于年底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推行战时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热爱党，认真做到是一位“无保留地跟随党走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抗战胜利后，参加国统区反内战的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有威望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与陶夫子在1936年下半年分手后，就未有再见面，1946年7月20日，当我在山东解放区从广播中听到陶夫子逝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他的伟大形象，一幕一幕印在我的心中。

下面，我还要叙述陶夫子在办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实践中留给我的教益。山海工学团是陶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很重要又很有影响的事业单位，也是上海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一直隐蔽发展的有力据点。我从1932年冬到此后，1935年担任团长（即校长），直至陶夫子出国，一直受到陶夫子的教育熏陶。

山海工学团设在孟家木桥。周围的大小村庄共27个，住户628家，人口3000多，南面的村庄因离上海近，以种菜卖菜为业，北面和西面村庄，以种棉花为主。陶夫子决定，先在孟家木桥设儿童工学团一所，作为基地，以后逐渐向周围村庄发展，各村都要有一个以上的工学团。10月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正式成立，聘请指导员4人，艺友2人，儿童工学团团员48人。工学团设有小农场、木工场、袜工场、藤工场。团员们一方面随工艺师傅学习技术，一方面在指导员指导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团员陆续发展到数百人。

什么叫工学团呢？陶夫子几次著文说：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它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活细胞。工学团的教育对象既然是全体社会成员，以后就陆续设立了联合卫生室（小诊疗所）、幼稚园、青年及妇女日校、夜校、流通图书馆、茶园、养鸡场、棉花工学团等。为了向所有成员普及教育，陶夫子热情倡导运用小先生办法，即知即传人。在推行平民教育时，他发现并运用连环教学法；在办工学团时，用小先生办法，他称之为细胞分裂法，一教二、二教四，向所有成员去普及教育。为着帮助小先生提高，陶先生倡导了“艺友制”，办起了艺友班。艺友班分甲、乙两班，年纪稍大的编入甲班，年纪稍小的编入乙班。艺友班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生物、哲学、英语、政治经济学、音乐、舞蹈、时事等。除有固定的教师（称指导员）上课外，还经常聘请文教界著名人士及著名的社会进步人士来作专题演教、上课、教唱歌等。其中有艾思奇、沈钧儒、田汉、邹韬奋、冼星海等。此外像沙千里、章乃器、沈志远、贺绿汀、吕骥、钱亦石、钱俊瑞、舒绣文、麦新、孟波、杨东莼等著名人士，都曾在山海工学团讲过学，可谓盛极一时。而且每年都利用寒暑假期间，欢迎各地的进步教师来参加“生活教育”、“国难教育”的讲习班，分别请上述这些著名人士讲学。对于在全国各地推广用小先生办法普及教育、开展国难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陶夫子在山海工学团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在进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用教育形式出现罢了。在未提出国难教育前，只用生活教育来号召，地下党有不少同志一有机会，就向他提出意见，陶夫子总是深沉思考。待到正式提出推行国难教育后，再也无人提这类意见了。在这期间，陶夫子有以下几个显著变化。

1.在一切为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过去侧重于为农民服务，这时期强调要为工人服务，认识到工人力量的重要和伟大。他不仅在《锄头舞歌》中增加了“联合机器”的内容，而且在行动上重视在沪东、沪西工人区办夜校和劳工幼儿团。亲自去接近工人，曾到女工朱冰如家去访问过。他曾说过，只要坐公共汽车在工人上下班时去到沪东、沪西看看，就可看到工人力量是了不起的。

2.在哲学思想上有一个新的飞跃，正式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明确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不仅与王明阳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对杜威的教育学说，过去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跟头，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时在哲学上进一步与杜威彻底决裂，如对杜威的“疑问生假设——”命题，指出行动是思想的母亲，没有行动，哪里来的疑问呢？由此明确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3.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由过去的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正式转变为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样生活教育的内容，才能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才能真正为挽救国家危亡、为人民（他称之为劳苦大众）求自由解放作出贡献。

从前述陶夫子在当时社会活动方面，尤其是和群众一起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斗争方面（包括参加游行示威），在推行国难教育方面，都可看出陶夫子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宣传党的主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其他著名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起，为革命立过大功。曾记得国民党当时以为共产党已被破坏殆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来领导抗日运动呢？感到不可理解。其实是国民党不懂得共产党剩下的力量虽不多，但这时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愿，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加上有这么一批党外布尔什维克宣传党的主张，并带头站在斗争前列，这样就使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至于其后的事迹、言行，我虽未能再和陶夫子在一起，不知其详，但从各方面反映看，陶夫子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这是每次去和党的领导同志谈话后夫子自道的真心话。周恩来称他是“无保留地跟随党走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确实是中肯的评价，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还必须再补说一下陶夫子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对我的教益。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指《五四运动》），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又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认为这段话是很深刻的，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这段话来看陶夫子，我认为陶夫子不仅愿意而且真正做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且贯彻始终，老而弥坚。那么，进一步来考察，什么叫“结合”呢？我的体会不是指在口头上做到，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做到，这个行动应包括政治实践、工作实践、生活实践以及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做到与工农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陶夫子提出“人民至上、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他首先在教育事业上、在大众诗歌上是这样说这样做的，其后在政治主张上，在参加政治活动中，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而在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上更是处处想着人民，处处表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的道德形象是极其高尚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新民主革命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以其身教为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这是使我终生受益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识别标准，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全国解放后脱产干部的识别标准。有人说，脱产干部与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不能照套这一识别标准。我认为可以，因二者都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智力劳动者。我们提倡过知识分子工农化，也提倡过工农分子知识化后。对脱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不用说是适用的。即使是对工农分子，在知识化后，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工农分子知识化后，一定要做到来自工农、回到工农，才能说明他没有忘本，没有变质。也有人说，毛泽东的话，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讲的，不适用于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认为不仅适用，而且比之过去战争时期更适用，更重要了。理由如下：在战争时期，对脱产干部的考察识别有三个条件：一是组织了解，二是群众反映，三是敌人“帮忙”，在残酷的白色地区斗争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在残杀我们的同时，也就从客观上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干部的真、假、好、坏。全国解放后，情况不同了，前两点是相同的，而后一点没有了。再加上未有改革前由行政人员掌握财经大权，政企不分，在这样情况下，遇到有关物质利益问题时，是否做到公私分明？在干群关系中，是否做到遇事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遇事能做到与人民站在一起，处于人民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之外，更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这是关系一个干部品质的要害问题，这是识别干部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因此，毛泽东讲的与工农的关系问题，这是最过硬的。口头说的是不可靠的，只有运用适当方式将人民群众监督与组织考察结合起来，审定其在行动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否实行结合？我认为是解决党风、廉政的要害问题。我的想法是否对？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我还需要说一点我与陶夫子的私交情况。陶夫子有句名言：“爱满天下。”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他处处充满着爱。他的爱，是爱之以德，还爱之以情，不空说，讲实际。师生间的交谈是很随便的，有如家人父子。有时谈话到肚子饿了，他就请我有时还有王洞若去“洁而精”川菜馆或“致美楼”徽菜馆小吃，而每次都是他付账，从未要我掏过钱，一次也没有。他常下乡来，来后总要谈谈。我去市区，有时到他住处见面，那是一座大花园洋房，座于静安寺路与赫德路口，这座房子是陶夫子一位同乡好友程霖生的住宅，陶夫子住在主楼里面，而陶夫子的秘书曹建培（晓庄劳山中学学生），也就住在主楼旁的附楼，大门口有印度巡捕看门，较安全，我有时也住在曹建培处。更多的是在威海卫路“中社”见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在这里租了一间办公室。1934年陶夫子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了，逼着我撰稿，其中陶夫子还要我撰写“大众生活素描”，用这办法促使我去了解大众生活疾苦，为大众呼喊，我曾写过三篇。第一篇，他并亲自帮助修改了一句半文半白的话，因陶夫子是积极提倡大众语的。他知道我家境困难，鼓励我抽空写书、编书，得点稿费济家。一次是要我将武松打虎这类故事改写成大众语，并亲自写信给儿童书局经理张一渠，张一渠一见陶信，没有二话，预付我稿费100元。一次要我编写农民识字课本，我编好后，他又亲笔写信给世界书局经理朱少卿，朱见陶信后，第一次说看看后再定，第二次约我去，立即付我稿费200元。我用这两笔稿费，帮助家里还了债，并安好了家，以后可以毫无牵挂地奔赴战场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约王洞若和我在其住处促膝密谈，明确表示赞成我俩参加党组织，支持并希望我们要做好党的工作。同时表示他目前暂在党外，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帮助更大。这就是陶夫子在出国前夕向我俩的交心表态，由此可见陶夫子是多么好的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啊！

我现已年届80，回顾60多年的革命生涯，在和陶夫子相处的近四年时间中，对于他损己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他始终如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他的伟大形象要比我高尚得多，永远值得我要向这位好老师学习。

[1]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8月2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