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国每一个教师，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教育团体，都应该有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倾向的必要性。

陶行知先生，我们不能仅仅以“民主的斗士”或“伟大的人师”去理解他；更不能以他创办了许多教育事业，就以为他是少有的“教育事业家”。如果照这样去理解陶行知先生，就是不认识陶行知先生，更不知陶行知先生与中国新教育发展的血肉相连。

我们要从陶行知先生三十年的思想过程、奋斗经历去理解他，要从他全部遗著和文化遗产去研究他。更要从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有机地配合起来，探索陶行知先生路向的来龙去脉。

陶行知先生，确实是新中国教育的创造者，他是革命的教育运动家，也是教育革命的战士。三十年来，他批判地接受了杜威主义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儒墨荀体系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本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就是陶行知的革命教育思想。

这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绝不是凭空臆造的，他付出了三十年艰苦奋斗的代价，才有这样的成果。一位革命运动家，他无理由可以离开实践。陶行知先生一生事业着重实践，而且是在颠沛流离中，不折不扣、毫无间断地实践下去。就因为他是革命的实践，才发展他的教育思想到革命的路向，成为中国新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系。

陶行知先生创立“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是在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时候。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文化教育由此转入新时代。这时，欧美新文化思想输入中国，多多少少还保留着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潮，算是美国比较进步的，但一经陶行知先生的吸收，就把他发展到新民本主义文化这边来。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就是中国新民本主义的教育思想的萌芽！

陶行知先生手创的晓庄师范学校是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成立的。这时，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他于大革命低潮之时，手创实验“生活教育”的晓庄师范于南京，时时受到迫害和诽谤，而终于被封，散的散，逃的逃。但是晓庄同学所到地方，陶先生革命教育的种子，也撒播到各个地方，像乡村教育运动，像小先生制和普及教育。这种革命教育种子虽受到压迫，却更加蓬勃在各处生根滋长。这时期，陶行知先生并未参加政治活动，为什么会受这样迫害呢？就因为陶先生创办晓庄，实验生活教育，是打破了学校围墙，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实实在在向农民大众学习，为农民大众而服务，向农民大众进行文化教育。在这时期，陶先生发现中国农民的伟大与可爱，发现小先生力量的伟大与可爱，就唱出“拜小孩为老师”，“拜农民为老师”。他把许多学生们同事们和自身所带来的士大夫的臭架子都革除了，脱下长袍和袜子，深入粪土气的田间农家，跟他们接近，作为农民大众的亲人。因此，他触犯到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触犯到地主附庸的士大夫阶级，晓庄就被摧残了，尤其是在首都的南京，更不得不被摧残了！

于是陶行知先生流亡，靠卖字过活。也因此，生活教育的理论，渐渐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变为晓庄同学、生活教育社社友、小先生群为开拓中国新教育、为服务贫穷老百姓，失学的成人和孩子的行动指标。在这时期，新安儿童旅行团旅行全国普及教育。在上海，生长了山海工学团，到处有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的发现。从乡村幼稚园到劳工幼儿园，由农民劳工的普及教育到职业妇女、报贩、乞丐、难童的普及教育。陶先生在暴风险浪中，撑着一叶破漏的孤舟，然而他却是被压迫下的大众教育的灯塔。他把教育和人民大众结合，作为人民大众应有的生存权利，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扭转中国教育走到革命的路向。

“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先生为什么又流亡又被通缉，终于到“七七”芦沟桥民族解放的号角响了，他不得不停留在美国呢？就因为陶行知先生教育的路向又迈进了一步：成立国难教育社，号召全国生活教育社社员，倡导国难教育运动，教育全国各阶层觉醒起来，抵抗法西斯暴日的侵略。他认为教育正是我们抗日救国的有力武器，他坚决站在时代最前线，他看到中国与日本是“和”不下去也无办法可以“和”了的。因此他和另三位爱国志士发出团结御侮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就因此触犯到政府亲日派的猜忌，于是他才被通缉流亡到海外去的。

民族解放战争终于与陶先生做到相符合而到来了。他一面在美国展幵国民外交运动，向美国人民及海外华侨呼吁“援助中国抗日，援助袓国御侮”！这是不分国界的人类互助的天职，也是中国人应尽的神圣义务。另一面，他就向在中国的生活教育社社员指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展开全面性战时教育运动，每一个中国人要过庄严的战时生活，要受积极的战时教育。战时的生活与教育是民族的，是民主的，是科学的，是大众的，全国人民都应该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接受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这又是陶行知先生革命教育思想的再发展。陶行知先生的正确路向，并没有比时代走缓一步，也不见走得过前一步。

快要胜利之前，陶行知先生特别提出全中国人要过民主生活，在民主生活中接受民主教育；同样用民主的教育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来创造人民自由的幸福生活。陶行知先生早看见胜利必属我们，尤其是看见胜利之后，国家一定要是一个道地的民主国家。人民要有生存权，要有教育权。因为生存权教育权操在少数人的手里，人民便永远得不到教育，得不到生存。国家就变成“天下为私”了。

政治必须民主化，教育必须民主化，人民有权要求活下去，国家必须“天下为公”。这都是陶先生在战时早就想到的。并不是到了今天，他受什么政党活动的影响，我不否认陶先生已经参加了政党活动，但是他却与任何政治活动者的姿态有所不同。他充分地表现出他是一个平民化的教育工作者，到处流露他诲人不倦好学不厌的精神。他的生活和行动，依然还是一位安贫乐道的传道家模样。他好与贫苦小孩子接近，好与失学青年接近，好与穷教师接近，好与被剥削的工农大众接近。他丝毫没有政治名流的气派，也没有学院博士的气派。他毅然走着中国教育革命的路向。

他的教育理论，教育作风，和教育事业的成就，被中国各政派部分地吸收了去，被中国各教育学派也部分地吸收了去。不管他们怎样吸收或吸收去成分的多少，都证明了陶先生成就的伟大。今天，我们可以断定，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就是新民本主义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的路向，就是新中国教育的路向。今后全国的教师，教育人民的工作者，应时刻以陶行知先生来做他们的楷模。

[1] 选自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