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对我青年时期的教育，影响深远。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他坚定了我做教师工作的信念，他使我懂得了教育是为最大多数不幸的人之觉醒服务的，是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服务的。陶先生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作人师的楷模。他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追求真理到老，他教人进步，教人创造，教人做社会的主人。同陶先生在一起，如坐春风。他总是以开朗，乐观、智慧之光照人。

我1929年暑天进晓庄，到他的身边；1932年暑天在上海，离开他的身边回四川。三年里，我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是在晓庄师友中间渡过的。今就记忆所及，追述出来，谨表怀念。

我第一次知道陶行知先生，是在1929年春天读了他的教育文集《中国教育改造》和晓庄同人编的《晓庄学校与中国乡村教育》之后。陶先生的教导一开始就在我的思想上生了根。那时，我在读高中师范科，这两本书对我读师范科的糊涂思想震动很大。陶先生指出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是：抄袭外国，不合国情；关门办学，不切实际；培养人上人，只有少数有钱人的子女才能进学校，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陶先生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要“唤起锄头来革命”。他主张“教学做合一”，“教育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他主张“学校要做改造社会的中心，教师要做改造社会的灵魂”。陶先生提出“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些思想和主张，在他办的晓庄学校都有所体现。我感到很新鲜，打开了我的眼界。我不禁自问：我读了师范仍然像陶先生指出的那样去做个“洋车夫”，为有钱人“拉洋八股”么？去做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小名士”么？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来读师范科的目的不对头了——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的思想，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时代，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我景仰陶先生！我向往晓庄学校！经过酝酿，在师友的鼓励和资助下，毅然决然从当时还很闭塞的四川奔向了遥远的南京晓庄。

进晓庄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陶先生时，他正被学生团团围拢谈论什么问题。我怀着崇敬和兴奋的心情也围拢去旁听。只见陶先生身着普通学生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很有风趣。一个问题经他生动而精辟的阐述，确实发人深思，兴味盎然。像这样自由的聚谈，是常有的事。从此，消除了我原来对陶先生的“留洋学者”、“道貌岸然”的错误的想象，产生了亲而敬之的爱戴心情。

陶先生在一次全体师生校务会议上征求主编《晓庄战报》（壁报）的人。会毕，我不揣冒昧，向陶先生自荐。陶先生带着喜悦和信任的目光看了看我这个新学生，竟然允许了，并叫我写个出刊计划。我的计划首先从“战报”的意义上着眼，说明“晓庄是为中国乡村教育而战，是为中国教育之改造而战，《晓庄战报》报道晓庄前后方（校本部为后方，各中心小学为前方）的战况战绩，供彼此观摩、学习”。陶先生对学生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一贯是支持的。他怕我不熟悉情况，特别派了方与严先生同我“合作”—— 做我的指导。陶先生同农民开会，商讨问题，有时叫我去旁听，把我当做《晓庄战报》的“记者”。在陶先生的关怀下，我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

陶先生不仅在学习上关心我，对我生活上的困难同样关心，并给予有力的援助。1929年尾，我的钱花光了，后援无继。咋办？我从闭塞的四川奔向晓庄，单靠家庭经济条件是不可能的。在师友的资助下，我带了不到120元动身，到晓庄时已花去一半，到年尾就光了。膳食部催缴膳费，我恐慌了。想到出川时，人们说的不少四川青年流落下江困苦不堪的可怕后果，更加不安。我把情况告诉了方与严先生，本没存什么奢望。不意几天后，方与严先生转告我陶先生的意思：一是去主持特约太平门小学，一是继续编《晓庄战报》，每月学校给生活费八元，让我考虑。这个消息，把我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几乎使我不敢相信。事后想起来，我幸而投奔在晓庄学校——亲爱的晓庄，我没有成为“流落下江的四川青年”之一，这是陶先生的关心所致。

陶先生给我的两个选择，经一位安徽籍同学黄公弼的鼓励——愿同我合作，终于决定再约一位同学一道去太平门小学。我们三个人的结合，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陶先生完全没有过问。这是陶先生对我的工作上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三个去太平门小学后，没有多久，吃饭成了问题。因为太平门小学改为晓庄的特约小学，同南京市教育局的经费关系还不清楚，办学经费没有着落。我们写信向陶先生求援。第二天陶先生就派人送来25元。我们接钱在手，温暖、激动、感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知道陶先生的钱是多方筹措的，来之不易。我们决心按照《我们的信条》（晓庄教育十八条）的精神，办好太平门小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陶先生特地来看望我们。我们汇报了情况：校舍教室的修整是自己动手的，场地平整是带领大儿童一起干的，用帷幕隔教室，用彩纸挂图美化教室，孩子们玩的铁环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给贫苦儿童的书籍纸笔都是在我们的工资中开销的。儿童由起先的三四十人增加了一倍，还有成人识字班，连派出所的全体官兵都成了我们的学生。陶先生听了微微一笑，认为学校有了生气，很高兴，作了详尽的指示。并叫我们取下教室里墙壁上应时的“国府”要人挂像，说“只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就可以了”。

后来，晓庄被封闭，我们也被搜查，被驱逐。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辛勤经营的园地。

这时我失业了，困居在玄武湖畔一个学生家里。我想起陶先生在《晓庄护校宣言》里的一句话：“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是何等令人不解，而又何等令人失望啊！”我想起蒋介石窜到晓庄，陶先生没有去接待的事，想起陶先生叫我们不要挂蒋帮要人的像，可见陶先生对蒋帮的反动性是早有认识的。这时，我们亲爱的晓庄被封闭，敬爱的陶先生被通缉，亲爱的晓庄同学被杀害……一系列铁的事实，使我增添了对反动派的痛恨。从此，我始终不肯参加反动派的党团组织。

附带一提，这时我遇到两件事：一是临离开太平门小学前夕，一个夜里，一个戴墨镜、穿蓝色长褂的青年，突然出现在我的寝室里。定睛一看，心一震，“是一叶！”他是逃避逮捕的地下党员。我们彼此沉默，心照不宣，悄悄地宿下。次晨黎明前，他即悄悄离去了。二是有个四川朋友华某，是伪宪警学校的学员，见我失业了，劝我去投考伪中央政治学校，说毕业后以县长级任用，并为我准备好四川嘉陵高中的文凭。我因在陶先生的熏陶下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没有去。

不久，我终于离开玄武湖畔，投奔晓庄同学主持的学校去了。

1932年初春，国民党迫于形势，同意晓庄复校。陶先生派马肖生、戴自俺、郑先文、严钝、朱泽甫和我六位同志回去办理复校工作。陶先生指示恢复晓庄小学和晓庄幼稚园，经费全是陶先生筹措的。晓庄同农民的关系又密切起来了。暑期将近，我们正计划作进一步的复校工作，没料到反动派故态复萌，又把我们赶走了。这是晓庄第二次被封闭。我们一行六个人决定去上海投奔陶先生。经事先联系，陶先生已为我们租好卡德路六号二楼当街的一间大房子，并派方与严同志接待我们。陶先生知道我们都是两袖清风，言明房租、水电、膳费，全由陶先生负担。伙食是包定的，每天三餐送到我们寝室里。我们像回到家里一样，感到无限温暖。

陶先生这时在上海的工作，仍然很忙。他这时正在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编辑出版科学普及读物——《儿童科学丛书》、《天文学活页指导》；并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以“不除庭草斋夫”署名，天天写文章。我们住定后，有一天陶先生来看望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相见之下，倍感亲切！我们六个铺位沿着四壁安放，中间两张方桌联成一个长书台，可以围坐读书、写字，讨论。陶先生叫我们好好读点书，整理晓庄生活史。尔后，陶先生经常来看望我们，像父母兄长一样照料我们。整个暑期生活过得愉快而有意义。

又一次，陶先生来了，见我们在洗脸。他说：洗脸也要讲科学，先用面巾湿脸，香皂抹在面巾上，然后擦脸。脸洗干净，面巾也搓干净了。既省香皂，又省时间。从此，我每当洗脸时，就想起了陶先生的话。

陶先生这时在搞科普运动，三句话不离本行，把我们当成科普对象，增加了我们的求知欲。

陶先生提倡说话做事要准确，不要笼统从事，他给我们讲了个“笼统哥”的故事。他说笼统哥是浑沌国，含混省，糊涂县，囫囵村人氏。一天笼统哥到了科学园。

人问他：“多大年纪？”

他说：“几十岁了。”

人问：“有几个儿子？”

他说：“好几个。”

人问：“母亲的高寿？”

他说：“老了。”

人问：“一个月赚多少钱？”

他说：“不多。”

人问：“一顿吃几碗饭？”

他说：“不少。”

问他：“贵国离这里有多少路程？”

他说：“很远很远。”

笼统哥说话、做事，就是这样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大家笑了。最后陶先生补上一句：我们可不要做笼统哥啊！

陶先生很会讲故事。但不像平常人一样，从头到尾，一个人讲别人听。他是在谈论中引喻故事，对说明论点起到了引而不发和趣味横生之妙。陶先生善于概括故事的实质，提出形象的标题，如螳螂吃丈夫、法拉第吃书、发明之王爱迪生、胡适捉鬼之类。他讲的很简练，必要时才加以阐述补充，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

一次，陶先生给我们约定一个晚上去大马路上看星星。我对满天星斗毫无所知，听了后又好奇又高兴。那天晚上，陶先生按时来了。他手执电筒，领我们到大路上，面向北方站定。他用手电筒指着天空说：满天星斗像嵌在青天上的明珠，都是可以认识的。先找北斗七星（大熊星座）做“指路碑”。根据它的东西南北方向去认识附近的星星，由近及远，就能认识满天星斗。陶先生指示我们认识北极星（小熊星座里的一颗）和W形的仙后星座。他说：这三个星座，四季都能看到，形状明显，用来做看星星的“指路碑”最方便。星星认识多了，每颗星都可以做“指路碑”去认识它附近的星星，并指示我们应认识房宿、心宿、尾宿和大角星。陶先生还告诉我们每颗星星每天都提早四分钟起落，这要站在固定的地点，选择不移动的房脊、树梢或山岭做基准才能测定。陶先生又告诉我们十二宫、二十八宿的意义和观测方法，说这需要天天晚上观察或通宵观察，才能全都认识。事后，陶先生捎来一张星图，由郑先文同志保管。从此，引起了我对观测星星的兴趣。后来，我继续读了几本谈星星的书，如《秋之星》、《星空巡礼》和《星座的故事》等，不久竟然能认识满天星斗的主要星座了。

这个暑期里，陶先生已考虑好，决定再办一所新型学校——工学团。把我们分为三个组，分头去沪宁线、沪杭线、淞沪线寻找校址。最后选定在淞沪线的宝山和上海之间的大场地方办工学团，并以宝山和上海的后面一个字合起来命名“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由晓庄的“唤起锄头来革命”发展而为“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新阶段。我也在陶先生熏陶下不断成长起来了。

[1] 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