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生95周年，逝世40周年，国难教育社成立50周年，社会大学成立40周年。全国陶行知研究会第一次年会将于今年10月在上海召开。认真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加以应用，为教育改革、培养人材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开展陶行知研究和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

1946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猝然逝世于上海。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都大为震惊，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他为“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塞维克”，宋庆龄同志称他为“万世师表”，从政治上教育思想上对陶行知作出了全面的高度评价。本文想就他的教育思想谈些粗浅的认识。

陶行知教育学说自成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究竟应当怎样阐述？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却是了解他的为人和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的。我的体会，就是他的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创造性、民族性。

“站在教育岗位反帝反封建”

有人对陶行知办教育是否进行革命工作曾表示过怀疑，甚至认为他搞的是“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陶行知光辉的一生已全面否定了这个错误观点。最近出版的《陶行知全集》提供的大量文章更证明他献身教育特别是创办晓庄师范以来，就从事教育革命，进行革命工作。早在二十年代后期，他在晓庄创作的诗歌中便说：“镰刀到处无荆棘，锄头底下有自由。”后来又说：“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1930年春写的《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他更鲜明地说：“遇着阻力便不得不奋斗，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帝国主义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的伪知识奋斗。”这里，他已把自己办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说得很清楚。在回顾晓庄三年所走过的历程时，他指出“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为学校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问题。”“这种主张和‘教育不管政治’一类的传统思想冲突。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当陶行知得悉晓庄被蒋介石查封时，他在《护校宣言》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晓庄所干的是顺着时代革命的革命教育。站在时代革命更前线的是我们的导师。”晓庄被封，他被通缉，和一批师生逃亡到上海，谈到晓庄三年时，大家一致认为晓庄是“站在教育岗位反帝反封建”，陶行知并指出“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确实，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蒋介石的卧榻之旁，同反动派周旋达三年之久，使晓庄成为中外瞩目的奇葩，陶行知是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但是，他也看到单靠教育不行。他承认晓庄“还没有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但他并不悲观，反而进一步提出 “教育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武器”，“列宁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劲旅可以打败敌人。”

陶行知站在教育岗位上进行革命，不仅表现为他的教育事业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办的教育事业单位都有党组织存在，都是党开展革命斗争的阵地，而且表现为他的教育学说和实践，勇猛地向封建教育和买办教育冲锋陷阵，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教育革命。他坚决反对“老八股”和“洋八股”，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传统和精神枷锁，大张挞伐，所向披靡。他的一系列的革命教育主张，令人耳目一新，为教育界开拓了新境界，树立了新风气。他的许多文章、诗歌，至今读来还令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如果说鲁迅是当年革命文化大军的光辉旗帜，陶行知则是革命教育这一方面军的光辉旗帜。陶行知的言行塑造了他自己革命政治家和革命教育家之统一的光辉形象。

“生活教育要解放人类”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给人的印象异常强烈。他办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工学团、小先生、育才、战时教育、社会大学、民主教育，从字面上都能看出，他在为人民办教育，办人民所需要的教育。早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三大事：做工、求知、管政治”，明确提出“生活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他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这里，不要以为他在阶级社会里提倡所谓“爱全人类”的“爱的教育”。紧接着他便大声疾呼：“因为它（晓庄）爱人类，所以它爱人类中最多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不幸的农人。”甚至晓庄幼稚园也把“平民化”放在第一位。他说：“我们这里的幼稚园，不是为贵族阶级办的，不是为什么部长总长的小孩子办的。我们是为工农阶级的孩子办的。”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爱满天下”就是“解放人类”，他所说的“平民化”就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性。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他不当，教育厅长他也不当，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脱西装，去革履，芒鞋草帽，一头钻到农村去，“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他那种为人民事业献身，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闪闪发光，是应当师法继承，发扬光大的。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把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人，教育必须为主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上面。他一面愤慨于创造世界的人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坚决主张把教育送还给人民，首先是最穷最苦的农民；另一面又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去办教育，而是首先向人民学习。他自己就说“一闻牛粪诗百篇”，批评“书呆子下乡，认不得稗子认不得秧”，他把“青菜豆腐汤”写入《平民千字课》的第一课，还说：“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这里他绝不止是谈通俗化问题，而有更深刻的思想，就是教育工作者要把自己的教育对象看作教育的主人，自己是为他们服务的。要用人民最关心的东西去教他们，用人民最易懂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掌握知识。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民主性时还要加以说明。

“教学做合一”创造性地运用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性就是它的科学性。这是他最具特色的创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基本精神就是教育要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角度正确处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教学与做的关系。

陶行知一向反对把教育只作为单纯传授知识的工具这种狭窄的观点，认为教育有其极宽广的内涵。他在晓庄时期撰写的许多对联，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上的这一观点。比如：“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大事必闻，小疑必问，方算学生。”“搜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好教育；发明工具，创造工具，运用工具，乃真文明。”等等。

到了1936年，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更归纳为六个特点，即：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对于教育如何继承人类文明，如何解决当前的社会实践问题，他明确地回答说：“第一，人类几千年生活斗争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不能跌入经验主义泥坑。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实生活中滤下来，才能指导生活，倍上加倍的丰富起来。第二，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为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但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一样，陶行知的教育学说不但在于教学生以认识世界的本领，而且教学生以改造世界的本领。正因如此，生活教育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各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培养出能认识社会并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的人材，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学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的，而且是创造性的运用。

人的认识经历着从感性到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进行过程。但是，感性和理性、实践和认识之间却不是切豆腐块那样可以截然分开，而是互相渗透，并按量变质变的过程向前发展。原来，感性认识中包含有理性认识的因素，经过量变达到质变，上升为理性认识，用来指导实践。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检验已获得的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并增加新的感性认识，继续循着量变质变的规律向前发展，达到更高的理性认识，创立新的观点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认识过程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教育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作用。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这样就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教的是否正确，学的是否正确；可以加速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可以加速行——知——行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许多问题在课堂里抽象地讲不容易讲清楚，一到实验室或实践中就一目了然？为什么许多工作一经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和论证就豁然开朗，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觉性？这都反映了社会实践和教育的关系、做和教学的关系。可以说，教学做合一事半而功倍；教学做分离事倍而功半。这已为大量教学经验和学习经验所证明。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造性。

陶行知曾形象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意思是，从行动中获得知识，再用于指导行动，这个新的行动要努力成为创造性的行动，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否则，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陶行知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在《创造宣言》中召唤“创造之神”回来，他自己就是创造之神。

他远涉重洋向杜威学教育。杜威教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他“陪着这个思潮回国”，八年的经验证明“此路不通”。他认为，这是把花草搬进鸟笼里，为小鸟创造一个小天地。不对！应当拆掉笼子，让小鸟飞到大自然去。应当倒转过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吸收了杜威强**育与实验相结合的合理部分，把它颠倒过来，立足于广大社会实践。就是说，要根据社会需要办教育，培养人材；教育要密切结合社会实践来进行；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开展教育。这就把教育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摆正了。这是教育学的巨大创造。他本人是个“洋博士”，但他坚决反对当“洋车夫”拉洋车，照搬照抄，坚决反对“买办教育”。这又是巨大创造。他从几岁的儿子小桃（陶晓光）教祖母识字中受到启发，发明了著名的“小先生制”；他敢于在最穷最苦的农村，在没有资金没有教员的情况下，从十三个学生开始办成革命学校晓庄；“九·一八”之后，他把做工、求知、救国结合起来，创办了“工学团”，要求做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在国难深重的年头，他提出“国难教育”；为了把战地难童中的幼苗培养成专材，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一切都是创造。

他这种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他写的《创造宣言》。1943年的重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正处在几次反共**后的白色恐怖之中。如何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信念，坚守战斗岗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事脚踏实地的斗争？陶行知写下了这篇诗一样的政论、政论式的散文诗。这里且摘编若干章句，看看这位“创造之神”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说：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指《国际歌》）。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塞布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的遁辞。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步吧。

……

我之所以长篇摘引陶行知这一名著，是因为他写得太好了。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变成创造性的劳动，处处、时时、人人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这难道不是当前我们要大力发扬的创造精神么？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都能变成创造性的劳动，对我们的人材培养、民族素质的提高，两个文明建设，该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光辉

前面说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说到他把人民置于教育的主人的地位。这就必然要产生教育过程中的民主精神。他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主要有三点，就是：要把学生从各种精神枷锁束缚下解放出来；师生地位平等，互教共学，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早在1919年，他就撰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强调“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他倡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反对把学生看作知识的奴隶，搞填鸭式的教育，提倡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他心目中小孩简直是天使，嘲笑那些看不起小孩的人说：“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谁若小看小孩小，便比小孩还要小。”这些新观念闪耀着他的教育思想的民主精神的光辉。

传统的观念把师道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列。他却坚持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平等，提倡互教共学，教学相长，能者为师。陶行知本人一再公开写文章赞扬小学生的创造性，生动地叙述他自己如何向小学生学习。他坚持学生在学习中地位是平等的，绝不允许轻视、歧视任何人，却又主张因材施教，不一刀切。“在立足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就是他这一观点的体现。

由于教育的民主性，便打掉了校内校外无形的院墙、师生之间的隔阂、学生身上的精神枷锁，使师生的聪明才智像泉水那样涌出来。联系实际，独立思考，自尊自重，自治自强的学风和校风便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校园，影响着社会，熏陶着学生。佘儿岗小学、新安旅行团、山海儿童社会、孩子剧团、育才学校等，都是陶行知教育思想浇灌出来的花朵。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正是处于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许多幼苗也能茁壮地成长的阳光雨露。

毕生为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教育道路英勇战斗

陶行知在“五四”运动前就提出要用创新精神办教育，批判当时严重妨碍教育进步的“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无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等错误思想。他反对“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提倡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教育家一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为了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道路，他首先就学制改革问题开展了各种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取法德国，后来又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认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需要，个人能力，基础准备，修订出一个适用的学制。至于外国的经验，适用的，就保存它；不适用的，就除掉它。去与取，只问适不适。这样，“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通过调查研究，他还对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妇女教育、男女同校、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这对当时的教育事业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但是，对陶行知来说，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现状，看到大量“平民”被摒弃在校门之外这一严酷现实。于是在1923年发起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数年之间，奔走于江淮河汉、塞北岭南，连过年都在火车上，真是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后来陶行知更深刻地看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创办晓庄、工学团。当然，他的探索有的成功，有的未能如愿，有的设想过于天真，而斗争环境的严酷也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试验。但是他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而百折不挠的惊人意志则是始终不渝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先进分子献身人民事业的一个光辉典型。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这些鲜明的特色，他的事业的发展能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步，他的事业单位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地下党组织支持他寻求中国发展新教育道路的探索。他是党的最亲密的战友，是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塞维克。他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他的教育思想和在中国大地上播种、开花、结果的有益试验，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吸取其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而努力！

（注：本文所引陶行知的话见《陶行知全集》、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和朱泽《陶行知年谱》。）

[1]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