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外交使节

1936年7月11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通栏消息，大标题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联、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陶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明此行的目的任务：“我特别注意的是向会议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变中国的实践。”陶先生又谈到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准备作世界旅行，以进一步达到上述的目的任务，尤其是要“唤起侨胞参加救国运动”。当时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委托，乘出国之际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反帝，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所以当时进步人士都说陶先生是“国民外交使节”。

出国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对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作了修改，两人先行签字，然后由韬奋持至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作最后修正，7月15日四人联合发表。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这两个文件的发表，代表了亿万爱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陶行知后来在巴黎全欧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关于团结御侮的“再度说明”，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

热心为中国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作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领袖，作为全国救国会的代表，满怀救国热情，肩负起“国民外交使节”的重任，走向世界，行迹遍及欧美、亚非26国，目的是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二、在欧洲参加一系列国际性会议

世界新教育会议与一般教育会议不同，是对教育事业持有一种新信念的人交换意见和进行研究的国际性机构，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新世界的一种工具，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因此这一会议讨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教育。

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7月31日到8月14日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这次会议共有50余国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共三人，陶行知是其中之一。[3]在会上，陶先生报告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着重介绍了工学团与小先生制在运动中的作用，引起许多代表的注意和赞赏。

9月初，陶行知和钱俊瑞、陆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以后，立即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各国代表到会的有4900余人，中国代表团公推陶行知为代表团主席，并决定由陈铭枢、陶行知、王礼锡、胡秋原四人参加大会主席团。陶行知还参加教育组会议，钱俊瑞参加青年组讨论，其他代表都参加分组讨论。陶先生向世界拥护和平的人士报告日本破坏和平与我国民众为拥护和平而反抗侵略的救国运动，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扬与同情。

大会结束时，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又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一封致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书：“为使国际和平会议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分会有以联系。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大会结束后，陶先生又和钱俊瑞、陆璀等于9月12日到达巴黎，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陶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怎样才可以救中国》。他说，我们首先要问谁是危害中国的敌人？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5年来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几千万同胞受剥削被奴役，强调指出“要救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抗日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经济抵抗，第二是文化抵抗，第三是武力抵抗。三者要并行。”他还提出，要建立联合战线，要有三种联合。第一是国内联合，最主要的是国共要合作。第二，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受日本军阀压迫的，我们应当和尊重民族平等的日本人联合起来。第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也要联合起来。他的这些讲话，引起听众的热烈鼓掌。

“九·一八”五周年时，前来参加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大会的欧洲各国华侨的代表团聚集在巴黎，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会。在巴黎中国学生会举行的纪念会上，陶行知和陈铭枢、吴康、钱俊瑞等都发了言。陶先生讲话时特别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踏上国际政治舞台，在布鲁塞尔世界和平大会和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曾经提议建立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制度，以保障东亚和平。他的讲话使海外侨胞得到很大的鼓舞。据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9月30日报道：“自从国内抗日救国团体派赴世界和平大会及世界青年大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到欧后，即竭力鼓吹建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之总机关，一时各国侨胞纷纷响应，乃由陶行知、王海镜、胡秋原诸先生于8月24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侨胞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后来又报道：“陶先生及英、法、德各国侨胞在巴黎举行筹备会，负责邀请各国侨胞选派代表来法出席并起草各项章程及文件，筹备一切事宜。”同年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欧洲各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400余人，还有不少侨胞函电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与拥护。这次大会表明旅欧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的伟大团结，盛况空前。陶行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大声疾呼要停止内战，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并结合十二点说明朗诵了十二首小诗，非常生动而有说服力。大会着重主张南京政府应立刻停止“剿共”军事行动，由人民救国团体隔断双方阵线，互派全权代表，负责谈判停战和抗日协定，同时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救国联席会议，协商救亡政策及具体办法。

三、在美洲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6年11月初，陶行知从英国出发赴纽约，在美洲访问一年半，大部分时间是唤起华侨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同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援助。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陶行知抵美后，访问了许多华侨组织和学校，介绍中国的青年运动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国必胜的道理。当时美洲华侨组织复杂，各立门户，常有纠纷，甚至发生自相残杀的“堂斗”，有一年“堂斗”死了六七十人。通过陶先生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说服帮助，终于使他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许多城市的华侨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开展义卖捐献活动，推行救国公债。

在此期间，陶先生到处奔波，参加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有时还教救亡歌曲，组织华侨歌咏队。在陶先生促进下，1937年继“旅美华侨统一捐献救国总会”成立之后，又组织纽约华侨举行万人游行。最令人感动的是有些华侨领袖人物，从前因政见各异，互不团结，此时在救国活动中变成了亲密兄弟，坐在一起开会办公，共同战斗。陶先生在回国后一次报告中曾说：“美国新华侨是从旧的背景里活跃出来的，好比是新生的孩子，我也可算是接生婆之一。”又说：“新华侨的努力救国，不但是美国如此，我所到的各国，同胞们都表现相仿佛的精神，这是可为祖国庆贺的。”

陶行知一方面充分运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做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一面动员华侨多交外国朋友，扩大国际影响。他告诉华侨，交朋友要把个人的朋友变为中华民族的朋友，这就首先自己要有抗战必胜的信心，才能起到国民外交的作用。在陶先生倡导和鼓舞下，许多爱国华侨参加了国民外交活动的行列。最突出的是从事洗衣工作的华侨，在陶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用很多小纸片，印上“请不要买日本货”等内容，放在洗好的衣服口袋里，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陶先生后来还写了一首《衣联歌》勉励洗衣工人：“洗去中国的国耻，洗去世界的罪恶。……兄弟们联合起来，拿出我们的真本领！”当时华侨抵制日货非常认真，连小孩子都懂得宁可穿得破旧，也不买东洋布。陶先生特为写了一首小诗：“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陶先生还和爱国华侨一道去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搬运军用物资到日本去，于是一方面大批日本货在美国卖不掉，另一方面码头上成堆的军用物资运不出去。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工头到美国去，找了两个工会都碰壁，又去找旧金山码头工会领袖卜立哲斯，也受到一顿严厉的教训，垂头丧气而去。当时的中日宣传战，由于陶行知和进步人士以及广大华侨的共同努力，是打了胜仗的。

陶先生在美国从事国民外交，逐渐改变了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懦夫”的思想，转而尊重中国人。他无论到何处演讲中国抗战情形，入场和出场的时候，听众都全体肃立，表示对英勇抗战的中国人致最崇高的敬意，在演讲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反抗侵略，听众即一致欢呼，一致鼓掌。当时美国各派都有人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日，但各不相谋，后来看到中国人团结抗战和华侨的联合，也经常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援华问题。

陶先生为了更好地说服美国人禁运军用物资给日本，曾在1937年11月和爱国华侨胡敦元、林霖、林雨苓等创办了一个“中华经济研究社”，对日本军用材料来源及购买力进行研究，结果得知1937年美国运日本军用材料占日本进口军用材料总额的54.4%，从美国输入日本的废铁占输入总额的90.4%。陶先生就用这些事实在各种集会上宣传，促进对日禁运。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的集会上，陶先生又揭露“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在座的国会议员司各脱先生立起对听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站起，表示禁运决心。后来这个研究材料载入国会公报上，成为对日禁运的重要根据。

1938年3月，陶先生第四次到加拿大访问，从东到西，沿铁路线到处演讲、广播，或座谈，或教救亡歌曲。4月14日，在华侨集中的温哥华市，由加拿大医疗界援华会主持召开大会，陶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首先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感谢他们募捐和征集医疗物资，派人支援中国人民作战，然后介绍中国人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当时温哥华市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曾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汽车上的炸弹模型上面写着：“不要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加拿大的妇女团体也上街宣传禁运军用材料到日本。这次访问加拿大，历时一个多月，对加拿大人民和华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他本人演讲的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都寄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解放后，加拿大进步人士来华访问时，还提起陶行知是中加人民友好的第一个使者。

四、联合旅外华侨及国际友人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七人在沪被捕，海内外爱国同胞和国际友人大为震惊激愤。世界和平理事会曾于12月21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分会委员沈钧儒等被捕提出抗议。1937年初，陶行知在美国和冀朝鼎、陈其瑗、胡秋原、柳无垢、陆璀、李信慧等33人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及马相伯先生运动，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镇压抗日救国运动，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释放爱国七领袖，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返沪；二，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三、立刻对日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并征得华侨300多人签名赞同。

陶行知等还在美国联络知名学者、教授发起援救运动，于1937年2月初致电南京当局，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表示严重关切。署名者有约翰·杜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姆·大卫斯、路易·克伦、保罗·孟禄、保尔德·罗格等16人。

南京政府坚持反动立场，不顾广大爱国人民之反对和国际友人之声援，悍然于4月3日由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所谓“危害民国罪”罗织了十大罪状，提起公诉。所列被告，除上述七人外，又加上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七人，对陶行知明令通缉。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地救国运动进一步高涨，陶行知远在美洲，虽遭再次通缉，但意志愈益坚定，尽心竭力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5月24日曾借用郑板桥的两句诗，手书一条幅寄回国内：“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明心志并勉励亲友。

五、结合社会活动，宣传和实践教育主张

陶行知既是杰出的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又是世界闻名的大众教育家。他把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反对脱离社会死读书。

他到美国后，半个月内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了三次。11月21日对该校师范学院讲演《中国之新教育》，列举事实，阐明什么样的教育可以救国，学校怎样办民众教育，介绍他所从事的新教育——救国教育。他到处参观华侨学校，向华侨宣传，动员团结御侮，支援祖国，进行最实际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八九月间，他到墨西哥访问，曾向墨西哥学校讲《创造的教育》，介绍了小先生制，受到热烈欢迎。在刚入境时，“曾受官方的留难”，经过他对各方面的引导，后来受到热忱接待，墨西哥总统还专门约期接见。9月24日，他在午宴上发表告别词，提出三点希望：（一）希望墨西哥与中国结成兄弟；（二）希望停止以武器军火供给日本；（三）希望停止以港口供给法西斯国家使用。可见他的演讲既是社会活动，又是教育活动，对听众进行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教育。

陶行知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饶有风趣，很能吸引听众，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他在海外到处访问、讲演、座谈、参观，实际上也就是在实践并发展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通过他的活动，广大华侨在社会大学校里，在开会、座谈、唱歌、捐款、游行、交朋友等等活动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救国教育和创造性的大众教育。

六、三次瞻仰马克思墓

1938年6月15日，陶先生离美回国，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形势比较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和陶行知等也被推举为参政员。陶先生经过伦敦时，向爱国侨胞介绍了美国侨胞抗日救国活动情况。6月25日，他特地约李信慧（原在美留学，和陶氏一同回国）一同去拜谒马克思墓。这是两年来他第三次瞻仰马克思墓了。第一次是1936年10月30日，拜谒回寓后还特地写了一首小诗《马克思墓》，内容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4]，小坟葬伟大。”短短四句诗包含着无限的真情实意，表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赞扬。

第二次瞻仰马克思墓是和吴玉章同志一道去的。吴老所写《回忆陶行知先生》文章中有一段，说：“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们一同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的时候，一同去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我们在一片荒冢里，找寻了几遍，才发现恩格斯所题的墓志，而惊叹这一旷世伟人的墓竟这样平凡。这象征着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死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和陶先生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是相符合的。陶先生崇拜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吴老和陶先生在欧洲、在四川重庆有多年交往，他对陶行知崇拜马克思和辩证唯物论的评论，绝非过誉。

陶先生离英经过柏林时，受到爱国华侨热烈欢迎。“七·七”抗日一周年，他向华侨作了长篇报告，讲了“七·七”的意义，介绍了美国华侨由分裂而联合，一致从事救国运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宣称“中国赤化”，妄图孤立中国的阴谋，特别强调：“抵抗到底，必定胜利！”7月14日途径巴黎，适值法国国庆，陶先生和爱国华侨、国际友人一起参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游行。当时在巴黎的中国音乐家任光和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纵队的中国革命志士张纪以及李信慧等，都参加了游行。

7月24日夜晚，陶行知到达开罗，受到爱资哈尔回教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30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他的学生。他带领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陶先生说：“谁也不曾想到在古老的沙漠国度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这太使我感动了。”爱资哈尔大学是世界古老的学府之一，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祖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都怀有最热烈的期望。陶先生了解到他们也在尽力为抗日救国出力，从仅能维持生活的费用中抽出钱来进行爱国宣传，利用开罗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深表宽慰，并加鼓励。他还了解到在埃及的华侨，组织过战区灾民救济会，发动捐款和购买救国公愤，又多次印发传单，劝告伊斯兰教徒起来抵制日货，在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日。对此，他十分感动地说：“这些教徒所表示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多么好啊！回汉两族的隔阂是清除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还在船上组织了一个歌咏团，请任光教唱救亡歌曲，每日4时半教歌一小时。船上40多个中国人，团结一心，带着满腔救国热情投向祖国的怀抱。

七、访问印度、新加坡和越南

陶行知回国途中访问印度，是应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邀请。他于8月8日到印，12日抵加尔各答，访泰戈尔，谈一小时饮茶而别。当日受到全印大会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代表的欢迎。14日下午从迎宾馆出发，到谢岗甘地住处，两人席地而坐，谈了两个多小时。甘地在谈话中曾向陶先生了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的情况，并约陶氏撰写文章。22日陶先生在轮船上草拟《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一文提纲，9月9日陶先生在香港用英文写成文章寄甘地。甘地将它发表在《贱民》周刊上，并亲自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印度访问我时，我曾邀请他送一份中国人民教育运动情况的小册子给我。如今他已经送给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对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由此可见，甘地对陶行知关于大众教育的主张和经验是多么重视。

当时印度正在组织援华医疗队。陶行知在印度访问了两星期，亲身体会到被压迫的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多么真诚。回国后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正好遇到印度救护队，陶行知和他们亲密交谈，还教他们十课新文字，对中印人民友谊的增进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华侨在1936年7月曾听过陶先生出国后所作的一次讲演，这次回国经过新加坡，有许多青年朋友热情地列队唱着救亡歌曲欢迎他。朋友们告诉他华侨竭尽全力抵制日货，如果有人贩卖日货，就要受到处罚，大商店就罚款，充作救国金，小商贩教育不改，就要割下一只耳朵。陶先生说：“耳朵割了不能再长，这个做法要改正，应该用火热的救国热情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研究贩卖别的东西来代替日货，那就更好。”他的开导帮助了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加强团结。

陶先生离开新加坡于1938年8月2日到达越南西贡，当即访问华侨团体。次日在中国戏院演讲，向侨胞们报告欧美华侨团结一致开展救国活动的情况，受到热烈欢迎。8月29日他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载：“旅越侨胞季玉堂与张长有十一年失欢，昨夜听我演讲旅美华侨曾因意见不合而暗杀械斗，今则和好，令二人感动颇深，因此接吻联欢，和好如初。”又记载有华侨节省菜金捐助抗日，推销救国公债200万元，以及不卖大米给日本等。

八、在香港会晤邓颖超，发表“回国三愿”

陶行知于8月30日回到香港，第二天中午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欢迎陶行知与因公来港的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邓颖超。9月1日陶先生在青年会作公开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他首先热情赞扬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又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大国态度，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人由被人轻视而变为被人敬佩，指出：“不能等待国际形势的根本转变”，“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

陶先生到港时，正逢各界同胞献金救国热潮，其中以菜果、鲜鱼小贩义卖捐献最令人感动。陶先生曾为此写诗赞扬：“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后来他还和蔡楚生、金山、李信慧等访问渔村和渔民小学，勉励小学生为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并摄影留念。

陶行知在港停留一个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讲话，宣传抗日救国。还曾对新闻记者发表了他的“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创办港九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不久，中华业余学校在港成立董事会，陶先生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陶氏好友吴涵真，校务主任是方与严。这所学校后来在港九培养了不少进步分子，有些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抗战与革命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10月1日，他回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受到他的亲密战友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热烈欢迎，并分别和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等会见。他坚决谢绝了国民党当局许诺的高官厚禄，满怀救国热忱，下定决心，要为抗日救国大办抗战教育、救国教育，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继续为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 根据陶行知海外工作日志1938年8月17日记载：“统计二年来之行踪：五次进英国，七次进美，六次进法，四次进加，三次进比，三次进德，三次锡兰，二次埃及，二次印度，二次新加坡，一次墨西哥，一次爱尔兰，一次捷克，一次荷兰，一次瑞士、奥、匈、保、南、希、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地、爱登、安南、柔佛、意大利、香港。”解放后陶宏整理陶氏日记，编写成：《陶行知出访廿八国日志》，实际上香港和当时的巴勒斯坦为地区，故作“二十六国记”。——作者附记

[2] 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 另有南开大学的张彭春和中山大学崔载阳，崔因事未赴会。

[4] 马克思墓穴编号是2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