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其内容十分丰富。我是一九二九年夏到晓庄师范的。这里，我仅就在晓庄师范学习所得的印象，写下生活教育在具体实践中的五则实例，供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志参考。

一、“摸黑路”的奥秘

一九二九年夏天，我刚走进晓庄学校，接待我的同学，就把我介绍给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很亲切地和我交谈，他说：“我们还在摸黑路，没有成套的经验。”摸黑路，是陶先生谦虚的话，但我却感到其中有个奥秘，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摸索生活教育的新教育道路。

晓庄师范有个中心小学，这就是“摸黑路”的一个试点。那时我虽然在师范部学习，但对这个摸黑路很感兴趣，于是经常去参观，有时也帮着做些工作，所以了解一些情况。

晓庄师范中心小学经常到校的学生有四、五十人，年龄小的六、七岁，大的十六、七岁，大都是才开始学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过小学二、三年级程度。四、五十个年龄相差十岁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当时不叫教室叫生活室），教师如何教好这些程度不齐、年龄不等的学生呢？这就是个问题，所以叫做“摸黑路”。

根据陶先生的意见：在做中学，做中教，过什么生活，就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同时，大家都是学生，大家都是先生。也就是要大家开动脑筋，争取主动，共同去解决问题。据我个人理解，这便是问题的实质。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理解摸黑路的奥秘。

必须指出，晓庄师范中心小学虽然是个学校，却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书局出版的不合用，自编又没有编出来。这样，就给进行文化课教学带来很大的难题。

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晓庄中心小学的生活室谈起。所谓生活室，即普通小学的教室，但它与一般教室又不完全相同。它像电影院似的建筑，一边叫卫生室，一边是小图书室。图书室里备有各书局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儿童读物，供学生学习文化之用。

也许有人要问：图书室这么多书，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呢？问题很简单，按照陶先生的说法就是：做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即“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后来陶先生把它归纳为“先生教学生，学生教先生，学生教学生”的教学方法。陶先生还指出：要教人学做主人，不要教人学做奴隶。这是教学的目的。

晓庄师范教育的核心是生活教育，那时师生各有各的读书计划，而中心小学的学生，则从识字学起。他们每天认多少字，写多少字，各有规定；有阅读能力的，读多少书，也有规定，有写作能力的，每天都要写一篇日记。而且，采取互教互学、即知即传、共同进步的教学方法。这样就解决了程度不齐、年龄不等的教学上的问题。

采取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是很好的。例如袁咨桐刚入学时，仅仅是小学二年级的程度，不到两年时间，便升入了劳山中学。姚爱兰初入学时一字不识，不到两年便达到高小水平。后来，他们都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三○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二、一堂生动的生活教育课

一九二九年秋，陈志潜先生给我们晓庄同学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教育课。话还要从头说起。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农村是没有医院的，晓庄附近的农村也不例外。为了解决农民的看病难的问题，在陶先生的提议下，学校办起了医院。没有医生怎么办？恰好有位在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志潜医生，他不愿做国民党的卫生署长，却愿来晓庄赞助陶先生办好学校的医院。陈先生的夫人也是学医的，就办起一座夫妻医院。医院就办在学校附近佘儿岗的一座小庙里。没有医药，陶先生就到外面去募捐，农民一律免费就医。陈医生除任医院医生外，还任学校的卫生教员。一九二九年秋，他派一位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护士，深入晓庄附近的农村进行卫生调查，发现婴儿死亡率很高，高达十分之六、七，大都是天花传染。

陶先生知道了，就和陈先生研究，上一次灭天花的“生活教育”课。说干就干，陈先生作了教学准备，给全体师生讲了一堂灭天花的卫生课。下课后，同学们又到佘儿岗医院学习种牛痘的技术，陶先生也亲临指导。边教、边学、边做，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种牛痘的技术，然后分成小组，先到学校所属的几个幼儿园、几座小学去给小朋友种痘，再到农村逐户给小朋友种痘，很快地就止住了天花的扩散。这是一次农村卫生教育的实践。同学们固然受到一次很好的社会活动教育和医药常识教育，而农民更是受到一次科学卫生教育，而且密切了学校和附近农民的关系。这便是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具体的体现。

上完这堂以社会为大课堂的教育课，陶先生向同学们指出：“我们乡村教师，要面向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要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困难。只是教育他们的孩子，是远远不够的。”

三、捉蛇的故事

一九二九年夏天，是晓庄师范捉蛇活动的**。我因为刚到学校，没有赶上陶先生亲自主持这堂生动的捉蛇教育课。一天，我走到学校生物室门口，看见一只大笼内装着很多毒蛇，估计有三十多条。这是怎么回事呢？经多方了解，才完全弄清楚了。

原来，晓庄师范附近的农村蛇特别多，经常咬伤人。不仅农民怕蛇，同学也怕蛇，因为蛇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陶先生面临着这个实际问题，认为必须给同学们和附近农民上一堂生动的灭蛇教育课。他派人到南京夫子庙请来了蛇花子，给同学传授捉蛇的技能。同学们，特别是生物室的师生，拜蛇花子为师，边捉蛇，边教，边学。不到两个星期，不少人就掌握了捉蛇的技能，可以独自捉蛇了。生物室的同学捉到无毒的蛇，把蛇围在脖子上，或者箍在腰上，像打了一次胜仗归来。别的同学或农民看到了，就觉得蛇并不可怕，消除了他们畏蛇的顾虑。

晓庄小学负责人之一石俊同学（共产党员），是一位捉蛇的积极分子。为了给小朋友上好捉蛇的课，他先在校园里放了一个装蛇的铁丝笼子，笼里放着各式各样的蛇。上课时，师范同学都去观摩。小朋友们看着石俊同学手里握着蛇盘弄自如的样子，那些原来怕蛇躲在后面看的小朋友也不怕了。石俊同学边做捉蛇的动作，边讲捉蛇的道理，胆大的小朋友学着捉蛇。小朋友提出很多问题：“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那么快？蛇没有耳朵为什么听见声音？蛇那么小为什么会咬伤咬死人？……”石俊同学都一一作了回答。这堂课上得理论联系实际，更重要的是解除了学生的思想顾虑。

四、书呆子莫来馆之谜

晓庄师范图书馆藏有两万多册图书，但不叫图书馆，却叫书呆子莫来馆。我们初来的同学走到图书馆门口，怕人说自己是书呆子，就不敢进去了，因为书呆子莫来馆这个名字成了我们不理解的谜。

图书馆的图书，是陶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从北京上海募捐来的。其中有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科学的、文艺的，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有一部分是学校买来的进步的书籍。

有这么多书供师生阅读，陶先生又亲自指导学生读书，所以晓庄师范师生读书风气很浓。一天，陶先生以“生活教育”为题，做了一次读书报告。他从吃饭穿衣讲到两性关系，又从原始社会的血缘婚姻，讲到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资本主义的自由恋爱。最后，他讲到晓庄的“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的《村魂歌》来了。如何才是正确对待男女关系呢？陶先生暗示我们到图书馆去找书看，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看，才能全面理解。说到这里，同学们纷纷地议论开了，说什么这样不变成书呆子了吗？其实，陶先生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

书，有正面的，有反面的。这里就要谈谈“书呆子莫来馆”这个谜了。原来，晓庄师范是办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一座进步学校，仅图书馆的一部分进步书籍，就被视为洪水猛兽。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著作，都是国民党严禁阅读的书。这类书，不敢摆在书架上，即正面的书反而不敢露面，而晓庄师范的学生，又大多要求进步，追求光明。陶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启发大家要打破框框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他曾在另一次讲话中很愤慨地说：“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自由，自由不自由，打破敌人的头。打破敌人的头，人们终归要自由。”我的体会就是，来图书馆看书的人，要从这些正面的反面的书籍中辨明大是大非，那些只看书架上摆的反面书籍不知看进步书籍的书呆子，最好不要来。这样才揭开“书呆子莫来馆”的谜。

五、哑巴剧不哑巴

一九二九年秋天，晓庄师范剧社要演剧。消息传出，附近的农民，兴高采烈，等着看戏。同学们的反映，却没有农民那样热心。有的人认为，看戏与教育无关，有的人认为，不过是学习之余的消遣，生活的调剂而已。

针对同学们错误或片面的认识，陶先生给我们上一堂过艺术生活、受革命教育的课。陶先生说，艺术是生活的再现，我们欣赏艺术，就是过艺术的生活，如果我们观赏的是进步的艺术，我们就会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教育……陶先生还强调：演戏的人是在过艺术的生活，受革命的教育，看戏的人同样是在过艺术的生活，受革命的教育。不过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罢了。陶先生讲话深入浅出，既严肃又幽默。同学们深受启发，甚至热血沸腾。大家都把这次演出作为过好一次艺术生活，接受一次革命教育的重大实践。

演的那出哑剧，是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矛盾的。剧中人物，有帝国主义分子、军阀、资本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也有工、农、商、学、兵，以及革命青年。因为是哑剧，没有台词，观众是通过剧情辨别是非的。因为观众中农民和小朋友多，没有台词的哑剧反而比有台词的话剧效果好。

这次演出，由于陶先生自己登台化装一位老汉，激发了全校师生和附近农民演戏和看戏的热情，便把这一样式教育的活动推广开了。

这个剧的结束，是工、农、商、学、兵以及革命青年一致团结起来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台上喊，台下也喊，一片打倒的呼喊声。所以说，哑巴剧不哑巴。

[1] 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