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夏，陶行知先生筹办山海工学团。十月一日，山海工学团在上海市宝山县之间的大场孟家木桥正式成立。一九三二年秋，又在上海市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创办晨更工学团。

陈更村在北新泾镇西北约二公里，紧靠罗别根路，是沪西区周家桥工业区的边沿。在周家桥，集中了许多由日商和中国资本家办的“丰田”、“日华”、“申新”等大棉纺厂及其他印刷厂，机件加工厂等。这些工厂的工人许多来自北新泾镇周围农村。北新泾镇又是郊区棉花及其他农产品的集散地，水陆交通都较便利。因此，镇上较热闹，有几家收购棉花的花行。陶先生选择这样一个有工人、农民、店员聚居的地方办工学团，是进行工农教育较理想的地点。

陶先生委派我担任团长，着手筹备建团事宜。不久，王洞若同志来上海，陶先生又要他来和我一道工作。陶先生对团内人事不多过问，放手叫我们自己邀请，意思是交共产党领导。他说：“你们和‘山海’要互相学习，看谁办得好。”在工作上非常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经常来和我们交谈，给予很多指示。有时还冒着危险掩护我们，在经济上也经常给予支持。后来我又约林迪生、陈鹤亭等同志来共同研究开展工学团的各项工作。

晨更工学团的房屋，先是在陈更村租了农民张家的五间小平房，不久，陶先生约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先生帮助，由他在罗别根路上找到一幢两层的西式旧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上面还有一小间阁楼。楼前有一片较大的用竹篱笆围起的院子。这幢房子原是一个资本家的，因长期不用，年久失修，就无代价的借给工学团，这样，校舍较前宽敞了。

建团不久，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共青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有两个我认识的青年逃到晨更工学团避难，因他们被暗探跟踪。几天后，这两个青年在罗别根路上被捕了。于是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借口此事要勒令封闭“晨更”。陶先生知悉后，通知我们作好应变准备。他和潘公展进行了说理斗争。由于没有抓到工学团的把柄，潘公展无可奈何地收回“勒令”，晨更工学团得以继续办下去。

晨更工学团，实质上是党在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沪西区共产党区委非常重视我们有这个公开合法的阵地。区委书记老郭（即金城）同志亲自领导我们，布置我们配合当时纱厂的大罢工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争取罢工胜利，发展革命力量。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后，我的党的关系转到“教联”（即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担任“教联”常委。“教联”是“文总”领导下的八大联之一，领导人帅昌书（即丁华）同志，经常来晨更工学团作形势报告，安排指导工作。接着周扬同志介绍“左联”的陈企霞同志来，田汉同志介绍“剧联”的田沅同志来，还曾介绍俞启威（即黄敬）同志来短期工作；黄警顽先生介绍东北抗日宣传队孙达生、宋任远同志以及柴玉霞（即柴川若）同志来；王洞若、林迪生等同志介绍进步中学生王东放、吴莆生（即吴新稼），陈鸿儒等来；中共沪西区委介绍两位烈士子弟来；为我们做饭的王师傅是操震球同志介绍来的；还有一些刚从敌人监狱释放出来暂时无家可归的同志也来“晨更”帮助工作，还有“社联”的小李，“剧联”的徐韬、老樊也常来辅导工农剧运工作。晓庄的后期同学严高（即袁超俊）、何时锺等同志也来工作过。晨更工学团的工作队伍迅速扩大了。

由于工作人员的增加，我们将年龄较大的作为工作人员，十六岁以下的如王东放、吴莆生等作为小先生，工作较全面地开展起来了。我们办了一个较完整的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约有一百多学生。通过他们开展小先生活动，又招收女工、农妇的幼儿，办起了幼儿园。又办起了店员学习班。还在清晨和晚上，为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对于工学团周围村庄里的农妇，农友，我们带着小先生，送学到村，送学上门。同时组织歌咏队，排演话剧（演出过田汉同志的独幕剧《洪水》、《江村小景》以及哑剧《团结起来》等），还排演过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在农村及街道场地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把我们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常主动和我们促膝谈心，交流感情。遇上国民党特务捣乱，群众自发的和特务作斗争，保护工学团。我们还种了几亩菜地，大家经常去劳动生产。

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六时起床，六点半到七点半召开一次“晨会”，全体人员参加（有紧急工作的人不参加）。晨会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新闻，学习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临时发生的事情，活泼多样，大家都很高兴。年轻的小先生如王东放等常提出学习中不了解的问题，请年长的同志解答。会后吃早饭，八点开始给小学生上课，或进行其他工作。下午除工作外，空余时间就进行有组织的学习，如讨论形势报告，学习《新教育大纲》、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还组织外语学习班，由王洞若同志教英语，田沅同志教日语，各人自选一种。陈企霞同志主持写作会，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各人都要写一篇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都可以，会上宣读，大家讨论。通过这些学习，使大家在政治上和专业知识上都得到很大的进步。在1933年秋季，建立了共青团支部。记得王洞若、孙达生等同志，也先后在这个时期参加了共产党。陈企霞、柴川若、王东放、陈鸿儒等同志，也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参加共青团的。为了工作需要，先后调出吴莆生同志去上海市当“教联”的专职交通，调陈鸿儒到上海市某区任团干部，调宋任远同志到江苏省委出版局工作，调孙达生同志专职搞“教联”组织工作，后又调到江苏省委当巡视员，安排张桂生到新安旅行团工作等。

由于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增加，我们从陈更村搬到罗别根路，又在罗别根路建立了一个晨光图书馆，安排了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共产党员王大哥（名字忘记了）主持这个工作。他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又想办一个小农场，陶先生为此给我们找一个编辑《工人读本》的任务，帮助我们筹集资金，我们得到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又在其他方面搞到一些钱，在大场北杨湖租了十五亩地，盖了三间草房，在孙达生、宋任远同志主持下，开展生产活动和革命的群众工作。在农场附近村子，也办起了农民、农妇识字班。我们还安排了胡文光等几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来小农场，一边劳动，一边休养身体，恢复健康，以便更好为党工作。

我们小学用的课本，是用当时国民小学教科书。我们结合家庭访问，与工农交朋友的机会，收集调查材料。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救亡教育和阶级教育。对成年中的工人、农民、农妇、店员读书班，我们是根据不同对象，自编教材，结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救亡，奋起革命，谋求民族独立、民主、解放。从识字、歌唱革命歌曲、举行各种文艺活动，他们的进步是很快的。虽然，学习班的设备条件简陋，但他们的学习兴趣愈来愈浓，经常风雨无阻地来上课。这些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运动，成为我们的干部。如当时店员班的学员倪康华，解放后，曾担任我们一个党报的副总编辑和一个出版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的活动经费是陶先生通过黄警顽先生向各界进步人士募捐解决的。每月多少经费，没有固定数字，往往在揭不开锅时，陶先生把他卖字、卖稿所得的钱接济我们。记得有一次陶先生在给我钱的信中风趣地写道：“钞票绿油油，瑛（作者曾用名徐瑛）去买米，田（王洞若同志又名王义田）去打油。……”我们大家同吃一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我们的家常菜。除了三顿饭，大家不拿一分工资，生活可算十分清苦，但大家情绪很好，干劲十足。

共青团建立后，工作开展得很活跃。由于受当时“左”倾盲动残余思想的影响，不注意工作方法，活动不够隐蔽，所以敌人对我们的监视，捣乱，比以前频繁了。又由于我们内部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也有不妥之处，使敌人有机可乘。当时我作为工学团的负责人，曾多次受到查问，有时甚至叫我到北新泾公安派出所去受讯问。我看到继续工作有困难，经党组织的同意，于一九三三年冬，推荐王东放担任工学团团长，王洞若同志主持工作。陶先生同意我们的人事安排，并介绍我去上海女青年会浦东女工补习学校，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搜查了晨更工学团，逮捕陈企霞、袁超俊、柴川若、王东放、赵璋五位同志，并封闭了晨更工学团及晨光图书馆。

晨更工学团被封闭不久，在陶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又在兆丰路办起了兆丰流通图书馆，继续在兆丰路一带的工农群众中推着流动的图书车子，走街串巷，送文化、送知识到群众中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82年8月1日于庐山

1983年5月8日修改于北京

[1] 原载《行知研究》，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