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刚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在机场，受到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陶行知也是欢迎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双方在十月十日，总算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墨迹未干，国民党便暗中发动内战；在重庆“戡乱”传单满天飞。这样，便暴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激起了爱国人民的公愤。

不久，在重庆展开了和平与反和平的斗争。十一月，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接着便有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昆明的流血事件……陶行知在这段斗争的日子里，都表现出了他的鲜明立场。

十二月九日，重庆各界进步人士举行了“陪都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在这天育才学校的晨会上，陶行知校长向师生讲话，慷慨激昂，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游行学生的罪行。最后，他号召师生都去参加公祭大会，并且告诉大家要作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晨会结束，他就率领师生参加公祭大会。在会上，他控诉声讨了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罪行，并宣读了他事先写好的悼念诗。其实，他在参加这次公祭大会之前，也作好了思想准备，在前一天的夜晚，已将自己写的诗歌全集整理好，交冯亦代先生出版；并且留下给生活教育社同志和我的遗嘱各一份，放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预备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献身！当时，他在重庆育才学校办事处，我在北碚北温泉新亚药厂工作。

除了留给我的那篇遗嘱外，十二月十一日，他又来信说：“九日追悼昆明死难师生到千余人，甚为悲壮。我于八日连夜将诗集九册整理完毕，交与冯亦代出版，深恐次日遇险，故于开会前交去，一月内可以出齐。……我曾于九日写一遗嘱与你，另一遗嘱与生活教育社同志，放在桌上给你们，今已顺利过去，原稿我自带去。这次我预备死而不死，今后当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而能与你再见，真是幸福，我当加倍努力，以无负于此幸福也。”[2]

他留下的遗嘱中说，“这样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从这话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去参加公祭大会，不惜牺牲生命。当他无恙回来时，他庆幸自己“预备死而不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而感到幸福。足见他为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和平幸福，真是死而无怨。

在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很关心这次会谈的成败。为了促进会议的成功，成立了“政治协商促进会”。每天晚上在沧白堂有专人报告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情况。有天晚上，我陪同行知去沧白堂听报告。在报告进行中，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捣乱，石子一把把地砸入会场，使会议难以进行下去。在主席台上讲话的郭沫若和李公朴当场受伤，群众非常气愤。我们回到育才学校办事处，行知沉痛地写了一首诗，题目是“石头奈何”，诗云：

主人要谈话，

公仆摔石头；

纵被石打死，

死也争自由。

此诗当时登载在民盟所办的《民主》周刊上。在较场口事件中，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重庆各界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较场口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我随着育才学校的师生同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破坏这次大会。他们派了大批便衣特务混入会场。大会进行不久，特务们就制造事端，引起**，趁部分与会群众惊恐之际，特务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夺喇叭，把台上的桌椅抛向台下与会者的头上，郭沫若、李公朴等同志身负重伤，与会的许多群众被打伤，被绑架。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较场口事件。当时在场的育才师生与特务搏斗，掩护郭沫若和李公朴先生离开会场，并把他们护送到医院。我回到育才办事处，不见行知回来，深怕他遭遇不幸。半小时后，他镇静地回到我们的身边，同学们欢呼起来。他沉痛地说：“民主是需要血和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

无耻的反动派，在较场口制造暴行事件，却又卑鄙地控告陶行知，法院传他去，说什么陶行知指使育才学校学生打人，破坏会场秩序。他理直气壮地驳斥反动派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明明是他们制造的暴行，却又妄图嫁祸于人，真是卑鄙之至。从法院出来，他便赶去参加育才学校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他向到会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是一块石头，如果彼此凝固得很紧便成为一座大堤，水由堤上流下去，冲动了水轮便可发电，产生热，产生力量；如果其中有一块石头凝固得不紧，别人就可以用它来击溃这整个的堤。”他的意思是叫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四月十一日，我们离开了居留七年的重庆，飞往南京。十七日，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吕班路五十三号三楼的一间亭子间里。他一面参加并领导民主运动，一面筹划育才学校迁校上海。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他到处演讲，日夜奔走于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之中。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站十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时候，他也出席了。会场中一位青年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也许今天要重演较场口事件，先生要小心些。”他沉着地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欢送会，难道不是预备挨打的吗？”会上，他站在主席台上发表了沉痛的演说，他说：“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七月十五日，惊闻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并有消息说上海的特务已把陶行知列入即将暗杀的黑名单，这消息给他的刺激很大，我也为他焦急。但是拦不住他求和平争民主的**。许多朋友也极关心他的安全，记得有一次陈家康同志到我们住处忠告他说：“你的门前特务日夜监视着，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住，要提防无声手枪啊。”他说：“国民党专横霸道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和警察，然而他们还要像蛇蝎一样的向上爬，去杀害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他说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悲痛。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七月十六日，他写信给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死了一万个就有一万万人，肯为民主牺牲，而中华民族才活得下去。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3]

没有料到，这封信竟成为他最后的遗书！七月二十五日，他在爱棠新村朋友的家里因患脑溢血而离开了人间。噩耗传来，多少亲友和学生失声痛哭，到他遗体前，向他告别。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得到消息后，立即前来，周恩来同志拉着他那还不十分硬僵的手，对他安慰着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竟事业，会由朋友们，会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放心去吧。我立即就要去南京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于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随后，毛泽东同志由延安寄来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他的遗体由五十三个人民团体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安葬在南京晓庄劳山之下。安葬时，董必武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带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署名的三个大花圈放在灵前。董老并亲自题五律一首《哭陶行知先生》贴在灵柩上。诗云：

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

此生安仰止，无后可归仁。

[1] 选自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3] 《陶行知文集》，第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