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教育与普及教育运动
生活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运动,它的产生是由于要求在半殖民地国家普及教育的主观企图,但是它的发展将是人类教育、人类精神活动上的一大贡献。它的产生是由于陶行知先生在他的从事普及教育运动的实践中所得的理论上最概括、最一般的结论;但是这一理论必然在半殖民地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十二年来生活教育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陶行知先生说: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得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陶先生与中国普及教育运动的关系,普及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成人普及教育)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有经济上的基础,所以是“水到渠成”;在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势力严重的剥削,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要想普及教育,比登天还难。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便只有两条路横在我们面前,一条根本否定了普及教育,屈服现实的前面;一条认定普及教育在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性,探求新的路子和方法,突破当前的困难。生活教育便是后面一条路线成长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它承认“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确定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与“传递先生”制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理论和主张下,我们没有钱也可以办教育,没有正规的师资还可以办教育,没有传统的学校也可以办教育。
因此从开始产生这一点上说起来,我们可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半殖民地国家普及教育运动的战略。
二、生活教育与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
但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向前飞跃着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每个中国人做亡国奴的威胁,在全中国人民相互关系上,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领域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种危险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怒吼,而反映在教育方面的便是国难教育运动。等到敌人进一步的以武力进攻,“八一三”我们全面抗战发动前后,在教育工作领域上,便又引起了新的战时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使得生活教育运动配合政治上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战时教育运动则在教育理论自身上丰富了生活教育的内容。我们提出了集体的自我教育,给朴素的生活教育添加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生活教育是集体的;第二个,生活必须通过自我与自觉始能成为教育。我们预见了传统学校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炸弹下之必然覆灭的前途,我们预见了大批的宣传队服务团及其他工作机构,可能成为自教教人的教育机构。我们要求过儿童在战时工作、在战时生活上学习;我们要求过高等教育在配合战时工作、统一实践与学习的原则之下,来一个改造,我们提出过普及教育运动应该和民众运动合流,这一切便是生活教育在战时教育运动中新的发展。
三、生活教育的一个初步总结及其前途
从上面所说的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教育一贯发展的路线。普及教育运动奠定了生活教育之教育理论的基础;国难教育确定了生活教育与政治的联系;战时教育运动继承了前两个运动的传统,同时发展了、丰富了生活教育的理论。所有这三个阶段上的一切,我们已初步作了一个最概括的总结,那便是最近通过的生活教育社社章上所规定的宗旨一项,在这上面写着“本会宗旨在探讨最合理最有效之新教育原理与方法,促进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和生活之提高。”
这里说明了生活教育将以普及教育和提高生活为其目标和任务。
然而,犹不止此,生活教育已经开始自觉地以促进人类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及其目标与任务了。“促进自觉性之启发”与“创造力之培养”,不单是看做“普及教育”与“生活提高”的主观条件,同时达到这些主观条件,将成为我们的目标与任务。
同志们!这里预示了生活教育之进一步的发展的前途。这里预示了生活教育将对人类精神活动有所贡献。这里预示了生活教育将综合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之理论与经验构成一个崭新的新教育理论。
四、生活教育运动与生活教育社
由于以上所述的一切——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以及刚刚所指的这一个前途——我们深信生活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运动。
然而,仅仅认识生活教育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是不够的,一切运动都带有主观努力的成份,一切运动都不是开始便有广大的人士参加,因此要想生活教育成为一种运动,就必须首先确定生活教育社是执行这一运动(生活教育运动)的先锋部队。
这一个运动,不是政治上的运动,这个先锋部队不是政治上的先锋部队,但是它所有参加这先锋部队的人都能自觉地来执行这一个运动,只有这样,生活教育才不是一种单纯的教育主张,而是对于民族、国家、人类都能有所贡献的一个实践。
[1] 原载《战时教育》,1939年第4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