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人静，我独自坐在灯前。捧读着父亲的手泽，端详着父亲的照片，激起我的无限深思和怀念。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和坚强的民主战士，他爱祖国，爱人民，紧跟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不怕任何险阻，为改造旧中国、旧教育，创建新中国、新教育而鞠躬尽瘁。

“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

父亲出身于贫寒家庭，他有高度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进步思想。早在去美留学归国的船上，他就声称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1917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当教授、教务长。当时，留学回国的大学教授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享受着高等华人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没有沉浸在这种舒适的生活之中。他在1923年的家信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经过一段推行平民教育之后，他为了开拓当时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三亿四千万农民的教育，毅然脱掉西装革履、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待遇，心甘情愿地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后改名劳山）脚下的小庄（后改名为晓庄），创办了闻名中外的“晓庄师范”，开始从事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3月15日开学时，没有校舍，只有一些临时帐篷。第一期学生十三人和校长、指导员、教员、农友及来宾一起，头顶青天、脚踩大地，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父亲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群青年丢掉了文凭的眷恋，从学府里跑到乡下去，和农人共生活。他们带去的不是文化的赈济品，而是一颗虚心：要探寻真正适合中国向前进取的教育。”他又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为此，就要“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的伪知识奋斗”。父亲实践了他的两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打赤脚，穿草鞋，挑大粪，和“牛大哥”同过铺，和师生同甘共苦。

父亲通过晓庄的教育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他反对与平民性对立的那种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学校与社会分离，先生教死书，学生读死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的为少数人享受的传统教育；也反对与中国性对立的生搬硬套外国教育的一套。他苦心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目的是教育人民做自己的主人，做中国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生来不怕碰钉子，碰了一根化一根”

1930年，晓庄学校被蒋介石封闭。一些老师和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杀害。父亲也被通缉，逃亡上海、日本。1931年潜回国来，创立自然学园，开始搞“科学下嫁”运动（普及儿童和大众科学知识）。1932年又提出了办“工学团”的主张，这是晓庄学校的发展。10月在上海北郊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按父亲所说，工学团是一种适合大多数人生活的下层文化组织。它劝人“抓住饭碗求进步，不逼人丢掉饭碗上学”， “活到老，学到老”。它是一个小工场、小学校、小社会。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

针对国家贫穷，师资缺乏的状况，父亲在办山海工学团时，总结出一条重要原则：“即知即传”（反对知识私有，提倡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采取的办法是实行“小先生制”，并进一步动员全国小学生做小先生。按传统的观念，只有大人教小孩，但事实上小孩也能教大孩，教大人，做一切知识落伍的前辈。父亲说：“小先生之怀胎在十一年前，到1934年1月28日才出世。”怀胎是指1923年父亲提倡平民教育时，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些尝试。当时，我祖母已57岁，她受父亲提倡平民教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四本《平民千字课》。父亲和姑母都忙于推广平民教育，没有空闲教她，那时我才六岁，刚读完第一册，就让我当小先生，教祖母读书。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一天读一课，读到十六天时，父亲依据十六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我这个“小先生”的实验给了父亲很大的启发，使他增强了实行“小先生制”的信心。1934年“小先生制”出世不久便在全国二十三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年3月父亲写了一首《小先生歌》 ，其中两段是：“我是小学生，变作小先生，粉碎那知识私有，要把时代儿划分。”“我是小先生，热心好比火山喷。生来不怕碰钉子，碰了一根化一根。”歌子很快流行开来，给广大小先生以很大的鼓舞。

1936年父亲应邀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会上作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的报告。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小先生制”，引起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等国代表的很大兴趣。印度圣雄甘地说：“不得不认为对我们印度是有帮助的。”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父亲很重视从小培养我们孩子读书、学习的兴趣。但他最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启发我们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还要求我们动手。他鼓励我们玩科学把戏（做科学实验），培养科学创造力。他常常说，新时代的孩子要手脑双挥。1931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这首歌后来成了他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的校歌。

1932年，他和一些朋友、学生编写一套全一百零一册的《儿童科学丛书》 ，以引导和培养儿童从小学科学的兴趣。按照父亲的主张，这套书的编辑，除吸收前人的科学成果外，编者还要对内容经过自己实验、验证，指导儿童动手实验，让儿童可以手脑并用地学科学。那时，我成了他们做科学实验的小助手、小学员。父亲虽然是一个科学博士（圣约翰大学赠送的名誉科学博士），但他却认为他受的传统教育简直抹煞了他的科学兴趣。他把他的寝室也当作实验室。他是我国“科普”的先行者。

父亲有句名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非常珍惜孩子的创造力。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太太，因为孩子把她的一只新买来的金表拆坏了，就把孩子痛打了一顿。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对她说：“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掉了。”并建议她：把孩子和金表一块送到钟表铺，修表师傅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附带条件是让孩子在旁边看如何修理。父亲说，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修表匠成了先生，孩子成了速成学生。修理费成了学费，孩子的好奇心可以满足了。父亲认为不许孩子动手的旧的传统教育，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只有把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出来，中国才有希望出现新一代的科学家。

“追求真理做真人”

这张照片是父亲1938年7月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关的石牢前拍摄的。父亲当时到石牢里坐了五分钟。出来后，拍摄了这张照片，并当场吟诗一首：“这位老人家，为何也坐牢？喜欢说真话，假人都烦恼。”

1940年夏，我到成都一个无线电修造厂工作。进厂后就遇到要资格证明书的问题，我几乎没有什么正规学历。为了像样一点，我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请他给我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当这张证明书刚到手准备交上去时，就接到父亲的电报，要我将证明书立即寄回。接着又收到他的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进行…… 万一竟因证明不合传统而工作、学习被取消，你还是回重庆来。”“……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信中附有父亲亲自为我写的一张如实反映我的学历的证明书。父亲的这封信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七个字，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也指出了我们工作、学习、待人、处世的真方向，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1928年他的第一本教育专著《中国教育改造》出版了。他在《自序》中写到：“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所留的都是我体验出来的。所以我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是我所行的。”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到他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父亲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这一切都说明，父亲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认识真理，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否定自己，因而能够与时俱进，永葆思想青春。

“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

1931年“九·一八”以后，父亲的思想与行动便倾注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去了。国难日深，他积极参与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并担任“国民外文使节”，于1936年出国宣传抗日主张，遍历欧、美，非、亚二十八国。他在国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如：推动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 罗兰、甘地等世界名流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发起组织“中华经济研究社”，调查出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器材料，竟占其侵华全部军需的54.5%。这个调查报告被列入美国国会公报，成为美国对日禁运的中心依据。父亲还带领我国的留美学生在纽约码头上对码头工人演讲宣传，激起他们举行大规模罢工，以拒绝搬运军火商人助日军火。父亲还用在美国和加拿大演讲所得的钱购买医药器材运回国内，通过宋庆龄同志，支持白求恩医疗队。他还做了大量工作来推动国外华侨的团结，美、墨洪门的团结，推动他们做国民外交宣传和为救国而踊跃捐献。父亲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日本在美国等国家的反动宣传处于被动。

1937年底，他从海外写给我们兄弟的信中说：“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希望你到最需要的地方，最有组织的地方，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作最有效的贡献。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轰炸。”这封信蕴藏着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寄予的巨大信任和希望。

“我等着第三枪”

1946年4月，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推动民主运动，一方面筹备育才学校迁沪和扩大社会大学运动。从回沪到逝世的约一百天里，他对各界作了一百多次演讲。6月23日，在上海北站举行了十万群众欢送马叙伦等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大会。父亲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大声疾呼：“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当时全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已达到了新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恐怖手段，妄图挽回不可逆转的大势。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当局暗杀了。父亲的名字在黑名单中列为第三名。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他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7月16日，他分别写信给重庆育才学校师生和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 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 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封宝贵的信。当时我对他的安全很不放心，几次要求跟着照顾他，他都不肯。7月24日晚，我还和继母吴树琴同志到他的隐蔽处爱棠新村13号去给他送书、稿和用品，谁知第二天（7月25日）他竟因患脑溢血和我们永别了！怎不使人悲痛万分！

父亲在弥留之际，周恩来、邓颖超同志赶来探视、告别。父亲去世后，周恩来同志在发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宋庆龄同志为追悼父亲题了“万世师表”四个大字。在延安举行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他的遗体由我国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公葬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当灵柩由南京和平门运往晓庄时，沿途十里，有千千万万的农民来悼念他。他的墓碑是沈钧儒先生所手书。墓门两侧镌刻着郭沫若同志手书的父亲的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墓门横匾镌刻着父亲生前自勉的手迹：“爱满天下”。

父亲去世已三十六年多了。总结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和在教育上所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今天普及人民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

[1] 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