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编者再三的催促，我不愿太草率而轻易的写一篇儿子对父亲的悼文，特别是对我的父亲。何况，已经看到有那么多的文章写出来纪念他，哀泣他，歌颂他，甚至还有诅咒他的。从形式上看来，身后是够哀荣了，我何必再来凑热闹呢？多说一点固无足以增他的光芒，少说一点也无损于他的伟大。

我一直就没有写他的悼文的情绪与勇气，我怕引起我心头的悲伤而不能抑止。这正是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淡薄，但也是热烈深厚；是“非常的”淡薄，但又是“非常的”亲密。这才勾引起写这篇东西的动机。

“托父亲做教授的福气”——一二十年前的教授在中国是天之骄子，有人这样说，我相信这话。我们几个孩子在小时的确享受了一些为儿童所应有，但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儿童才有的幸福。但是随着父亲思想与生活的转变，我们一家人都遭受了凄惨的家破人亡的境遇。然而我们没有怨言，连我的祖母都从没有对父亲埋怨过。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短时期，更不是说教式所能达到的。这就是生活教育，也可以说“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法则的实践。他自己在学“做人”，也教我们学“做人”，在“做人”上教我们学“做人”，学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做人法。

在脑中第一个对父亲的印象是在3岁时，那时他已从外国回来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教书。有一天午饭时，他从外面回来，饭桌旁边已经围了一些亲友，那天大概是请客。

他很亲热地抱我起来——我是那时家庭中的天之骄子，亲了我一下。我说胡子戳死人了，大家和他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买了一部脚踏车，做办公教书的代步，可是没有学会骑。有天早上，他骑去上班，没有两步就倒下来了，我在后面看着拍手大笑。他回过头来，也回答我一个微笑，随着又一骑一倒的到学校去了。可是又有一次，老妈子拖着我上街耍。我看了摊子上有一根很好玩的香烟嘴，做得很灵巧可爱，一定要老妈子去问奶奶拿钱买。买回来正在小手中摆弄时，恰巧父亲回来碰到，立即夺去，折成两段丢进火炉烧了：“这样小就玩这个东西！”我在失去心爱的东西时大哭不已，同时也领教了父亲的威严。大概这是他给我的第一课教育，所以迄今印象还深。他最厌恶抽烟和赌博这一类的消遣和消费。但是对于专家有抽烟嗜好的，他也能原谅，为的是通过抽烟可以提起他们的研究精神，有新的东西贡献给社会。

大概每逢星期日或是什么假期，他总是带我和小桃（这时三桃还极小，蜜桃还没有出世）出去爬山玩水的。我记得有一个秋天的星期日早晨，阳光非常柔和，我们就到鸡鸣寺去玩，快到午饭时回来。回来后，他说，我们布置一间书房吧。于是搬东弄西。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找到一张相片，是一个外国人，手上拿着一把锯子在做木工。父亲给我们讲，这是威尔逊总统，他对世界有些什么贡献。我们就把这张相片贴在书房墙上。

过年过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他总要买一些玩意儿和书籍，给我们一些温暖和快乐。这个习惯一直继续到我进中学，他办了晓庄学校为止。他在我们身边时，每到圣诞节吃了晚饭后，他就出去买礼物，我就躺在**静候圣诞老人自天而降。有时等得实在不耐烦，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时，一点灯光都没有了，心想“老头子”今儿大概来过了，赶紧伸手到床头和枕下一摸，可不是？硬的软的，方的圆的，心里好生欢喜。可惜看不见，唯有希望天快点亮，于是就抱着这些欢喜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如果不在身旁时，如有一年他在上海，我们在北京，那么圣诞节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从别处寄来，并且事先都分好，写好名字，并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不为什么糖果玩具打架吵嘴。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假如说基督教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恐怕就是在圣诞节做做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点欢喜而已。我们家以前客房墙上挂着有一张耶稣的像，那不过是表示我们大家对于耶稣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景仰而已。随后在上海，在重庆，他变成了更多的不幸儿童——那些终年得不到一点快乐的穷苦孩子大家所共有的圣诞老人，并且还号召更多的大人来做集体的圣诞老人。在每年的儿童节，尽量的捐献金钱、日用品、书籍衣物文具等等，给那些流浪在街头的，工作在田间的小孩，给他们一天的快乐，解决他们一年的学习所需的用品。

1923年夏天，我家搬到北京去，父亲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这前后，他奔波于推进平民教育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夏天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在夜晚推行平民教育，在学校里办识字班，读的就是父亲和朱经农先生编的《平民千字课》油印本。每天晚上父亲差不多都要亲自来实地查看研究。“平民读书处”在小先生制未广泛采用前，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最有力的办法。每一个识字的人家都可成立一平民读书处，教授这一家内和邻居的不识字的人。我家搬到北京后，为了起示范的作用，同时也是实际响应平民教育的推进，那年冬天在我们家门口也贴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纸招牌。中国第一个小先生——小桃，便是那时的产物。我们大家都教奶奶和老妈子、厨子读《千字课》。奶奶读得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闲下来就读。我还记得她的书本是放在梳妆盒里的。她一不懂就问我们，同时她也在做“即知即传”的工作，鼓励佣人们也读书，并且还会教他们读书。在这个试验中间增加了父亲对普及教育的自信，而当他半月后从张家口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位“学生”时，奶奶居然能毫不错误的读出来，了解其间的意思。这更使他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

我们几个兄弟还在孩提时，父亲因为普及教育和其他的工作，很少能再在我们身上负什么教育的责任。到了北京后，更因为工作关系，到处奔走，使我们在形式上很少有什么接触。从这时开始，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是逐渐淡薄下来。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艰苦工作，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他无家庭后顾之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姑母和祖母实在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分担了他不少的重负。

在这儿，我愿意重申一句：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7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的做去。

朋友们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好听些说是自由生长。其实父亲对我们是慈爱的，这已有如前面所举。一个对于人类有那样诚挚丰富的爱的人，岂有冷落自己亲生的儿女的爱的？只是中国还有太多太多比我们更需要照顾的老百姓，青年、少年和小孩子。在我们，只要有饭吃，有书念，已经够幸运的了。他实在没有多少功夫再来管我们，教我们，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有一年夏天，我在晓庄，他去上海前特别关照医生要监视我每天吃两颗金鸡纳霜，预防疟疾。我在南开念书时，因饮食不慎得了痢疾，偶尔写信告诉方先生。父亲知道这消息后，立即打了个电报给张伯苓校长，叫我赶快就医。校长把我找去，反而问得我莫名其妙。其实我已经好了好几天了。过了两三天，又接到父亲来信详述痢疾的厉害，不可马马虎虎。

1929年冬，姑母死后，不久母亲患着不治之病，再加上晓庄附近在冬防的情况下，五柳村的夜晚显现得异常的凄凉寂寞。有天晚上，祖母带着弟弟睡觉，我在孤灯下面看书，凄凉得真可怕。忽然感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停留在后门口——我的家是住在一座山坡上的，一边全是松树，房子就靠近山崖的树旁筑成。从“开门哪”——几乎20年前的这三个字到两年前在重庆听到的这三个字没有什么改变——立刻知道父亲从上海到了。赶紧去开门，祖母也迎了出来。饭后父亲把从上海带来的东西交给我们——棉鞋，袜子，还有我托他买的一本英文歌曲选和原文的《富兰克林传》。祖母和父亲围着我，看我试鞋子，评判鞋子的式样和大小。这难得的一个镜头，仅剩余的一点家庭的温暖啊，现在想起来真好像是做梦一样。父亲向我提议说：你还是学着翻译《富兰克林自传》吧，以后我每次回来时给你改。这提议我当然极乐意的接受了。有一天，据说是南京30年来未有过的大雪纷纷中，地上已经积起了尺厚的雪，晚饭已经吃过好一会儿了。父亲蹒跚的从城里步行回来，穿了一件又长又笨重的大衣，戴上一顶还是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刚进中学后买的呢帽子，看样子真像是一个马车夫。我给他用毛巾拂去身上的雪，奶奶给他摆碗盛饭，问长问短，关心他。这也许就是他在那时所受到的唯一的一点家庭的安慰吧。歇了一会儿，他就给我改《富兰克林自传》的中文翻译，同时也给我很详细的讲解原文，一直到深更半夜才睡。可惜时间不怎么长就停止了。这就是父亲给我的一次耳提面命的英文教育。1931年我在北平，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给我寄了一本《爱迪生传》，叫我翻译。他说他总想在学习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可是总没找到最适当的机会，如今发现一个最好的办法，由我在北平将原文译好，寄到上海给他改（他另有一本原文），改好才寄回给我，将他修改和我的原译对照研究，一方面在英文上可以有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可学习爱迪生的求知精神，并可增加科学知识，实在是再好没有了。1933年夏，我在上海翻译法布耳的《天象谈话》（The Heaven）。父亲原意译《谈天》为书名，“商务”以另有《谈天》一书已出版，因此改用《天象谈话》。每天就利用父亲下午回家吃晚饭时的一刹那，抓住他给我解答翻译问题。最后一次的英文课是三年前，我利用暑假从成都回重庆，给育才服务，主要的是帮助父亲写英文报告和往来文件。经他修改后，他说：“为了帮助你的英文进步，所以我很仔细的给你修改过。”

193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忽然失踪，一直到深更半夜还没有消息。父亲动员了好一些朋友，深夜到各个巡捕房去找。这一夜不知道给了他和祖母多大的不安和焦急。天一亮，他灵机一动，晓得即使是外国巡捕房的效率也是极有限的，那么为什么不亲自走访呢？于是第一个就是去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查询昨天下午有没有受伤的什么人进来。第一下就让他查出来了。原来头一天下午饭后一点钟左右，我骑脚踏车在街上行，让后面一辆汽车不慎将我撞得脑壳开花，整个头骨裂了好几块，当时即昏迷不醒（一直到半夜才痛醒）。即被车送往红十字会诊治。当他发现我后，心里一定很疼痛，可是他仍然很高兴的跑去看奶奶，说：“桃红已经找到了，受了一点点小伤，没有什么关系，睡在医院里，我刚才已经去看过他了。你不要着急担心。”安慰了祖母一番。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父亲每天必去一次，有时两次来看我。在这期间，医生用爱克斯光照了以后，发现脑壳里有骨头碎片，要将我脑壳打一个洞，取出来。父亲获悉之下，着急得不得了，说必须经过上海的名医诊断以后才能动手术。于是他又找了中国最著名的骨科医生牛惠生博士（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来，牛医生详细检查之后，也反对开刀，说我年纪很轻，破裂的骨头会长起来的，而且开刀实在太危险了。出了医院，我家已从城里搬到乡下一座新的房子去了。在那儿又躺了两三个月才起来。为了我的伤，父亲打消了广西之行，那时雷沛鸿厅长亲自来上海请他，船票都买好了。从此，我的骨头一直到现在还是高低不平的。而父亲呢，禁止我们和他的学生与工作同人再骑脚踏车。有一次，我病好不久，又要出去骑脚踏车给父亲办点事，这下可真触了他的怒火：“你再骑车子，我以后就不再负你的责任。”11月里，我们最亲爱的奶奶又因为终年的劳苦被高血压症压死在**。

1936年春末父亲出国了，母亲终于经不起疾病的拖延而倒下。我们四个弟兄更孤零零的分在各地。年底父亲从友人处得知我陷于学习的苦闷中，便从英国发来一封长信，使我感动得流泪。他说，他深深感到在我们身上实在没有尽过应有的照应，非常对不起我们。但是从今以后，无论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他帮助的，他总愿尽他的力量做去。他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极深的了解他。我们即使不能帮助他做更大多数不幸人们的父亲，也不应当去分担他给别人的爱和精力。这一点，我们做孩子的一直在坚持的奉行着。因此在形式上我们和他的关系好像很疏远，远得可以说还不如他的学生和一般青年与朋友，可是我们却也还能站在一般的青年群中学习他，接受他的指导，进而还能帮助他去做众人的父亲，贯彻他“爱满天下”的素志，使他的事业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业，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极亲密的同志的关系。因此我说我们的关系是淡薄然而却又是浓厚的。这是父亲的教育——其实也正是他的为人成功的地方。

父亲的兴趣实在是非常广泛，这一点对他创造事业，我认为非常有关系。唯其这样，他能触类旁通，广征博引，融会贯通。唯其这样，他的思想非常敏捷而周密，而对于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更能高瞻远瞩，从其深处下手。唯其这样，更增强了他的领悟力、消化力与吸收力，更能有机的将各种学问的基本，组织成为他自己血肉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提供出精确的思路，独到的见解与启示。他对于中西文学艺术的各部门，对于科学方法的各派系，对于历史与考古，对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算学，医学都有很丰富的兴趣与知识。但他又不是一个字纸篓、书呆子。他能够不断的提高别人对学习的兴趣，亦更能尊重他人的兴趣，并且在可能范围以内予以满足和帮助。十五年前我在北平，他在上海，要和我作科学学习的比赛。在他寄给我的一本《电磁学》上写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争到真知识？”末附一句：“与桃红作科学忘年竞赛题。”他说他近来深感到科学的重要，他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过去学的太不够，而且由于传统的教育简直抹煞了他的科学兴趣。但现在学还来得及，准备下20年的功夫。他在寝室里还做些电学、化学的实验，觉得好像真是进到别一番新天地里去了一样。“九·一八”前他和史量才、丁柱中二先生创办自然学园，他整天的搞科学把戏，看科学书籍，兴趣浓极了。他有没有要做一个科学大家的企图，我不敢说，虽然他是一个科学博士，然而无疑问一方面是在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培养自己的科学兴趣，发展自己的双手与大脑的并用。另一方面，他确是一个大众科学的工作者，科学教育的普及与推广者。因为大家就在他的领导下，包括他自己，根据自己实验的结果与经验，编了一套内容与方法都相当完善的儿童科学丛书。后来为了更积极的推广适合于中国的科学教育，于是他又创办了儿童科学通信学校，他亲自编写天文学活叶指导和科学指导，我则给他画星图。大家对天文学的兴趣完全是他引起来的。马路旁的广场，屋顶上的晒台，就是我们当时的天文台。每天晚上他指手画脚的教我们认星星。我在科学方面一向的学习兴趣不能不归功于父亲种种的开导与启诱。

我在小学校四年级时，父亲便对字画非常感兴趣，我们又在北平的住宅里布置了一间书房，四壁挂满了碑帖、他没事时就上街逛书铺，收集字帖与图书。因为收藏得很多，便请我的舅公——祖母的弟弟，编书目。我们一下课也就跟着他在书房里临字帖。写字的兴趣他一直都是很浓的，一方面自己研究，一方面也向人请教。一直到1933年春他在上海间接从徐谦先生那儿大概获得了正确的方法——就是他常对我们说要一面写一面传的方法。经过勤练以后，写的字觉得像个样子了，同时请他写字的人也很多，于是就正式挂牌子登广告卖字吃饭了。到后来便发展成卖字兴学。这时他在一种很薄的油纸上写了很多草字，让我也用油纸印着描下来。我觉得很有趣，而且认为他写的确实很漂亮，所以也就在饭后照他的话做去，不过另一层意思我还是想藉写字使心定下来去做别的事。到如今想起来，他引起我种种的学习的课程中，每样都进行得还差强对付，唯独写毛笔字还是写的鸡爪样。他非常注重正确方法的把握。

记得9岁时，暑期里父亲叫我读了很多诗，第一首古诗就是于谦的那首石灰诗：“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烧来只等闲；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细想想于谦这首诗虽是童年所学，却也正确切的描绘了父亲的一生。这里的清白和那洁身自好可有好大的不同啊！而父亲在世所为的一切实在也只有石灰的清白可以比喻。

在北平的时候，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度离开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而改就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大概有半年至一年的样子。在这时期内我们的生活很舒服，因为收入相当丰富，父亲的工作也很清闲。后来大概又因为改进社再三挽请他的缘故，于是又辞去待遇高的基金会工作而回到待遇低但却能做实际工作的教育改进社。他还一度是段祺瑞政府下善后会议的委员之一，开过一些时候的会，好像和他的老师孟禄博士一同参加的。因为他俩曾带着我坐上他们委员会的汽车逛东逛西。

如果说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话，恐怕大部分都是从书信以及他的生活与他的事业的体验了解，从他给别人的书信，从他的文章得到的。唯其如此，他虽然很少有机会直接教育我们，但是其影响却较之所谓一般的教育更为深刻。他在南方时，我在北平，就常把我小学里的得意之作寄去给他看，他来信总是夸奖我，鼓励我。当他1926年回南京筹办晓庄师范，1927年春在北伐烽火弥天正式成立该校于南京晓庄时，不时写信给我们，叫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干，不再做少爷，要会扫地、挑水、洗衣服等等，要能吃苦自励。1930年晓庄封闭以后，父亲避难在上海，那时姑母已去世，母亲又生病，一家全靠年高的祖母照应。大家的情绪都不好，可是父亲时常写信来鼓励我们，分析种种情况，给我们充分的认识。后来我到南开去，又转到北平去。这一个期间，因为他被通缉，工作较少，因此给我的信很多，我们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可惜这些信都失落了。1935年6月底他从上海给我一信，那时我在南京，问我愿不愿意利用暑假到泰山去帮冯先生看天象，读天文学。信内一再地训导我说此去应当抱着一个学习心理去，一切都要虚心地学习，生活要勤于料理等等。虚心学习是父亲一生中最良好的作风之一，常常以此自勉勉人，这一点给我们影响极大。他实在没有什么父亲的架子，也没有什么以领导者自居的框子。他有许多事情，有许多计划，都一再地征询他人的意见，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在泰山时我曾写信跟他讲到当时的“学校”环境还是有其可取的地方，而这些可取的地方也正是必要的地方，因此曾对我弟弟们读书的问题提出我的意见。同时似乎对他一向所办的学校——当时有山海工学团、新安小学等等，提出一些批评，不太正确的批评，只看到一点而未顾到全体的意见。后来我回到上海时，我们曾辩论这件事。他一语道破说：“我们的学校都是为穷人办的。有办法进学校的当然可以进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用不着我们来想办法。”这句话一直牢记在我心里，也可以说经过这句话的启发，我才更了解到父亲的事业，一向就是为穷人想办法的！穷人是谁？还不是占全中国绝对多数的老百姓，劳苦大众，流浪儿童吗？我的意思最初也不过就是要充实我们所办的学校——难道说给穷人办教育就不要充实吗？因此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有人以为他绝对反对目前的学校教育，认为一无可取，是不太正确的。能进学校的进学校，但不是盲目的，还是要适当的利用学校环境——例如有些真有修养的好教员，以及科学设备等，来完成求学的目的。他反对的正是只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制度！尤其反对只教人做人上人的教育！可是他更知道教育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反映，因此他更反对造成这种教育制度的社会制度！他的种种教育创造完全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同样我们如果不站在“穷”的立场上，如果不站在“穷的中国”的立场上去看他的创造，就不可能了解他的事业。也正唯其如此，他的创造能够不落空，并且是那样的丰富，层出不穷。一句话，为了人民！

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但是对于文化的食粮非常重视。过去晓庄学校教育方面的藏书之多，在南京可说是无出其右的。而现在育才学校的图书馆在重庆更是一个难得的好书库。看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也完全是建立在书墙里，后来甚至是双重书墙之内了。从前过年过节，他总是送我许多好书，甚至在日本时也不断给我寄日本出的英文文学书籍。而我们每次需要什么书时，他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形之下都有求必应，从来没有拒绝过，更无需乎向他伸手讨。写个条子——有点像手谕，请他去买去订，绝对办到，好像上司对下司一样。没有别的原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什么事，用什么书。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诚然，书的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兴趣，然而唯其我们的目的不只在书，而更在事上，换句话说，书本是要和实践密切的配合着的，那么对书本身的兴趣就更会无穷无限量，因而对于文化的创造便有了更大的发展的可能。他常说我们不能尽把肚子胀饱，相形之下，变成个小头鬼，同时也要给头脑吃得饱才行。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钱买书，更不惜多方求贤为他搜集名著。

我20岁那年在南京告诉他哪天是我生日，我要“弱冠”了，请他准备点礼物：一本是英国伦敦天文台台长琼斯著的《天文学》，另一本是芝加哥大学生理化学系库恩教授著的《生理化学实验》。在我生日那天，他来信说我生日那天就去书店订购，同时还给我寄了一本1935年日本出版的《天文手册》，封里写道：“桃红二十岁纪念。科学无国界，恕我买此书。”信内讲到我的存在完全是祖母的爱的结晶，应当将她给我的爱转化为人类的爱，贡献出去，以安慰她在天之灵。在他给我的信内时常有这一类勉励之词。1931年春他在上海校阅丁柱中先生译的《巴士德传》时，写信给我，“读到巴士德的爱女之丧时，巴士德痛不欲生。他的父亲安慰他：将你对她的爱转变对全人类的爱吧，深为感动。”1943年2月21日给我的信：“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一天谈及你，冯先生说你曾为着要帮助一位苦学生而节省吃鸡蛋的钱来完成这任务。这种行动是高贵的，所以冯先生至今还记得。以后我们仍应向这方向努力。”

父亲坚毅不拔的意志和作风是一贯的。有一年夏天，我们在育才逸步斋，他招待一位昔日同乡同学的孩子张克安兄，他在江苏医学院读书。父亲说他和张君的父亲一同到杭州进一个什么教会的医学校，该校规定学生信基督教的可有两年实习机会，非基督徒则无此权利，大概是以此为鱼饵诱人加入基督教之意。张君的父亲是基督徒，当然可享此权利。但父亲以此制度太不合理，学校岂可因学生信仰不同，而对待遇亦有不同，同时也并没有为此而加入基督教，便毅然决定离开杭州了。环境不要想能够压服他，困难更不要想叫他低头。而对于屈服于环境和困难的人，他总给以严厉的指责。

但是基于博爱精神，他非常肯帮助人，尤能爱才与容人。这有他的事业和朋友证明。他对于呼救无门的人一向是鼎力帮助的。我记得在重庆乡下，一次，有一个大学生来找他，希望他作一个保证人，能够领取学校的津贴，可是他没在家。回来后我告诉他，他反问我给他写了介绍信或是打了印的片子没有。我说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不便轻率而为。他说以后遇见这样的事尽管做了，没什么关系，省得人多跑。对于流落在外乡，人地生疏的青年特别应该帮助。

父亲生性是孝顺的。尤其是生长在清寒的家庭里而能够进学校受教育更能对父母以孝。据祖母对父亲说，为了父亲进学校，祖父毅然断戒了自己的嗜好，最后终于因年高体弱而倒下去。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儿子上进的精神给父亲极深的感动。所以祖母讲到当父亲初次离乡去杭州，祖父送他上船，船开后，父亲忍不住背转身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后来在美国求学，得知祖父去世消息，无法排除思家念父的情怀，只有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发奋努力，以求能报答亡父于九泉之下。祖母过60岁生日时，他特别从南京赶到北平去做寿。做寿的方式才妙呢，叫我们一家人，祖母，母亲，姑母，我们四兄弟，全家从早到晚上出去痛快玩一天，留他一人在家看门。第二年祖母过整60岁时，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没法回来，不几天又是中秋，只见他寄来一张相片，后面写了一首诗。相片上面容很消瘦，我亲眼看到姑母在月光下，拿着这张相片，背着人饮泣着。

祖母在世时，父亲为预防万一自己发生什么不幸时，老年人的生活还可以有点保障，于是保了20年的寿险，每年大概只交100元，已经保了差不多有10年的样子。后来祖母死去，同时看看我们几个孩子也大了，根本用不着再保险，于是将款提出来，把他对于父母的爱和孝完全贡献给人民大众。山海工学团需要经费，从保险费里提出了一些，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500元；买了一架发电机，供给放映机的电力，500元；大概余下的款子全买了影片。这一部放映机和发电机不知道教育了几千万群众，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抗战的力量。因为它们曾随着新安旅行团到达百灵庙、包头、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等地方，留下几万里的足迹。

事业的重担——300多人的生活与学习以及四万万人民有关的民主与自由，压在他的身上，但消磨不了他精益求精的上进心。每天夜晚很迟很迟才拖着已奔跑了一整天的沉重脚步，爬着坡，走上管家巷28号——即已经睡着的管二八，无力地敲着门。我从楼上下来，“你还没睡啊！”我不晓得这话是应当向谁说的。手上提着一件蓝衣服，拿着那顶风吹雨打早已瘫软的考克帽，一摇一摆的上楼去。休息一会儿，如果没有什么要紧公事，你会看到他坐在藤椅上，手中拿一本英文文学的名著，或是坦尼逊的诗集，闲暇地在读着，或是在看什么历史或艺术方面的论文，或翻翻杂志，有时便在作文章，你对这样一个崇高的人格，不能不在他前面低头，也不能不向上看着他，对他肃然起敬。

父亲做事有条不紊，最善于“用算学方法处理事务”，他确是一个有算学头脑的人。这点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又是一个极有理智的人。祖母死的那天半夜，是我和他同守在医院里的。他睡在地上，我睡在**。我发觉她吐出最后的一口气时，立即找医生护士，可是终于无法挽救。随后和父亲将祖母的遗体移往停尸间去，他就去打电报给姚文采先生，请他来沪帮同料理丧事。打好电报回到医院，第一句话就对我说：“睡觉，明天再说。”我说：“你睡吧，我可睡不着。”再过一会儿鼾声发起来了。我心想他居然睡着了。祖母中风的那天晚上，他一面守着祖母，一面还写一篇文章，写得很长，一直写到天亮。我起先还以为在给祖母写什么传记，后来才知道是在写长篇大论。这种修养的功夫真是到达标准的地步了。

沈老先生说父亲和韬奋先生有一共同地方，就是有时候他们两个天真得跟小孩子一样。这正是说明他们感情之纯真的地方。每次学校有什么捐款的好消息到时，他一定是撕裂了嘴高兴得发出声来。“又是一个胜仗！”或是“又是×万块钱，嘿……嘿！”自己完成一首满意的诗篇，或是一篇文章时，有如农人得了辛劳的收获一样快乐，笑着对你说什么什么完成了，顺便把文章送给你看，好像要你称赞他两下似的。我当然也笑着回答好啊，好啊！之后是一阵笑声，我们的感情融合成一片了。他是一个自己吃苦叫别人快乐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意把自己的苦分给别人而只愿把自己的快乐分给别人的人，他是一个看到别人分到自己的快乐而更加快乐的人！我们无法表达出他所身受的种种困苦情况，然而他永远是一个达观的人！

在他的前面，你的痛苦算得了什么，你的疲倦算得了什么，你的辛劳又算得了什么？你不能不振作，不能不进步，不能不加紧学习，也不能不坚持，还有，也不能不乐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曾经和他有过好几个“极愉快”的工作场合——其实是极辛苦的场合。有一次下午我从沙坪坝进城，忽然他要我准备突击，帮他整理第二天一早就要带到美国去的一套英文报告、信件和育才的成绩。从吃晚饭前开始一直工作到清早四点钟：他在讲，我在记录；他在想，我在打字；他在写，我在抄。在这天夜里，我们完成了育才的英文三方针，育才英文十字诀，越做越有劲。我爱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原因，就是这个越做越有劲，不知疲倦，精神愉快，不断进步。工作到后来，肚子是有点饿了，他把从温泉带来的五香鸡蛋分给我吃。可是我没吃，我哪儿忍心吃他的营养品？工作完成后，整理就绪，招呼我6点钟以前要把材料送到嘉陵宾馆，否则要赶到飞机场，面交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卡特博士——他的太太就是美国援华会的会长，跟育才的关系极密切。本来是父亲预备亲自送去的，但是我坚持替他送，稍微休息以后就出发了，结果任务胜利完成。他8点钟在广东酒家和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等我的报告。

离开育才以后，有两个暑期我完全用来帮他的忙。我认为我能帮他的忙，我能尽我的一点力量服侍他，给他倒倒洗脸水，都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快乐，为的是能够减少他一点生活上的麻烦，多给他一点生活上的便利，就能对他自己多有一分的休息，也就能使他对社会多一分的贡献，好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心安。去年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暑假，方期今年暑假能利用来尽尽做儿子应有的孝道，殊不知连最后一面都不允许见了，复员变成奔丧，成为一件永远也补不过来的终生憾事。

爸爸，12年前的今天，我离开和你相处已3年的上海，到南京一个新的环境去开始一种新的学习生活。为了过这新生活，你又陪我去配眼镜。9月30号晚上，你在南京路新雅酒楼给我饯行，就是我们两人相对而食，席间又谈到我去南京的费用，您马上说再到儿童书局去看看，原来我有一部稿子托你拿去卖的。过了一会儿稿费拿来，我们又继续吃下去，谈下去。此情此景，今又重现在眼前。12年后的今天我又要到北平去，又要去开始新的生活，你不能再给我饯行了，可是南京路的新雅却依然如故！我们太惨痛的失去了您！

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实在是太短太短了，他给我们的教育实在太嫌少了。我不是想把他说成一个百无一失的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圣人。但是他遗留给我们去学习的实在太多，这需要我们再慢慢地去体验，去发掘，使那些特点和长处成为我们自己的血肉，使父亲永远活在我们血肉里，事业中，生活上，才算纪念了他。

[1] 选自周毅、金成林编著：《创造奇葩：陶行知的弟子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