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父陶位朝

慈祖父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于1867年生于安徽省歙县，1915年病殁于江苏省南京市。为人诚笃。他的古文（文言文）根底较深，曾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教。光绪二十六年（1900）祖父曾任休宁县万安镇册书，掌管田赋契约。1902年解职归田，回歙县黄潭源村家中务农，在家种瓜种菜，砍柴卖柴，与祖母曹翠仂女士靠劳动谋生，生活清苦，但仍乐于学。他确是爸爸的一位严爱之师。爸爸启蒙时，他亲自教爸爸读书学习。祖父对新生事物敏感。爸爸在15岁时，祖父就送他到歙县由基督教会办的崇一学堂学习，并从师于英人堂长、牧师唐进贤先生，他很受唐进贤先生的赞扬。由于祖父是一位热爱劳动的知识分子，这对爸爸后来成为一位善于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讲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他们之间崇高而深厚的父子情洋溢于爸爸写的诗文“献诗”之中。

爸爸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时，得其父殁耗，悲痛万分，后特写一诗《追忆美国得父殁耗之生活》。诗文中洋溢着父子的深情，道及当时爸爸之悲痛：“我欲忙，我欲忙。忙到忘时避断肠，几回心内伤，我欲忘，我欲忘。忘入梦中哭几场，醒来倍凄凉！”

爸爸在这首诗的后面写有以下一段文字：“悲之极，不得已借事勉强忘之，下课后即到图书馆中看书，不敢回寓，每至深夜始返。但梦中不能做主，悲怀一动，凄凉甚矣。”这是多么真挚之父子深情啊！

祖父为了大力支持爸爸在美学习，他把吸大烟的恶习都彻底戒掉。对于一个吸鸦片者来说，没有良好的戒烟措施，自己来行戒毒，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为了儿子能成才，为国效力，他还是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把烟瘾坚决戒掉。慈祖父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为爸爸的前途和伟业着想，实值得缅怀发扬光大。

二、姑母陶宝珠、陶文渼

慈姑母陶宝珠女士诞生及逝世的年代不清楚。她是我国妇女中最深受压迫即最低层——童养媳。她在小时候就不幸去世了。我虽然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对她的了解甚少，但我对她在悲惨的少年时代的遭遇是甚感悲痛而十分同情的。我是抱着极大的悲痛来写上几句深感悲痛之言以表示我作为一个晚辈对她无比的同情与缅怀。我深切的希望“童养媳”这几个字在世界上尽快地永远根绝掉，希望世界上个个儿童都能在真善美的大家庭中共度天伦之乐。在我小时候，祖母曹翠仂女士曾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你的姑母陶宝珠，由于我家贫苦，不得已被送往别家当童养媳。她在婆家甚苦，有一天她回家说她很想吃一碗蛋炒饭，但未吃到就赶紧回到婆家。她十分可怜，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内疚。”当时家中困难，为了保证爸爸上学，祖母才不得已把自己的亲骨肉宝珠姑母送到别家当童养媳，这是宝珠姑母为了保证爸爸能成才，能为人民多作贡献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写到此我实感到悲痛万分。

慈姑母陶文渼女士生于1895年，1929年6月6日不幸病故于南京鼓楼医院，享年才34岁。文渼姑母虽与姑父张枝一先生结了婚，但姑母姑父因忙于事业一直未生活在一起。因姑父早年逝世，未生儿女，因此爸爸和妈妈把我和二哥陶晓光过房给她为儿子。姑父也是安徽歙县人，是爸爸在歙县崇一学堂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同学，与爸爸情谊深，交往密。文渼姑母虽生命短暂，但她的精神崇高而伟大。她对人民的教育事业，由平民教育运动到乡村教育运动的贡献很大。她不愧为一位乡村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与开拓者和一位乡村妇女的至亲与挚友。她那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真善美的战斗、真善美的创造、真善美的奉献以及她对爸爸为人民之成功所作出的贡献，深深的洋溢于爸爸在1929年6月8日即姑母逝世后的第三天写的《文渼指导之遗志》一文中。

文渼姑母是我的慈母。她很爱我，我很爱她。由于她去世时，我年纪小才四岁，又由于她几乎把她的一切都投入到爸爸的伟大事业中，因此接触不多。但她的伟大的一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益永不能忘。文渼姑母曾与母亲同在一女子学校学习求真。爸爸创办晓庄学校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后的第二年，她率领全家投奔南京晓庄与爸爸并肩战斗。她的目光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三万万五千万农民中之最不幸的妇女及村姑。文渼姑母抱着严重的病在我们的家五柳村的茅屋里办起了农暇妇女工学处。她要通过农暇妇女工学处唤醒农村妇女与乡姑觉醒起来，联合起来学习求真生利，谋求自身的解放。乡姑们十分热爱这所农暇妇女工学处，因为这是她们的真善美的家园与乐园。在我幼小的时候，每天当太阳快要落山时，姑母领着村姑们高唱农民解放也是农村妇女解放动人的歌声《镰刀舞歌》，以作为一天工学的结束。我记得我当时坐在桌子上，用双腿前后摆动来打着拍子，我与姑母及全体村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文渼姑母创立的以生利为中心的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确为她的一大发明。

据上所述，姑母不愧为中华妇女界中的壮士。爸爸的巨大成功中不知姑母流尽了多少的血和汗，她确为爸爸的人民伟业而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她的宝贵生命，这是十分可敬可佩的。但是如今世上人们只知道爸爸的伟大贡献而不知或很少知道文渼姑母在爸爸为人民献身的伟业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文渼姑母于1929年6月6日病故后，安葬于她所热爱的晓庄劳山麓，即现南京中山门外晓庄劳山麓之“行知园”。她与祖父、祖母、爸爸和母亲同葬一大坟中。文渼姑母的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真善美的创造与奉献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为人民而奋进。中国需要众多的像文渼姑母这样的壮士，世界也需要像众多的文渼姑母这样的壮士。我深信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像文渼姑母那样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必能为全人类创造一个伟大的真善美的生命。

三、祖母曹翠仂

曹翠仂女士是我的慈祖母。安徽省绩溪县人，生于1866年，1933年11月26日因脑溢血不幸病故于上海，享年67岁。她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精神的劳动妇女。她一生中的那种奉献精神及其对爸爸的极大支持实令人钦佩。可以说没有祖母的大力支持，爸爸不可能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创立永益于世的伟业。无论是爸爸在国内或国外求学，或是走到人民中的最低层和贫苦层中去发动或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或是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创立晓庄学校，创立谋求民族大众和人类解放的教育原理——“生活教育理论”，或是发动救国救民的普及教育运动，包括科学下嫁到劳苦大众和少年儿童，创办山海工学团，祖母不但承担了全部家务重担，还要承担保卫全家免于遭受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迫害的重担。祖母总是作为爸爸为人民解放而毫无后顾之忧的坚强保证与后盾。可以说祖母确是一位一直与爸爸共患难的英勇斗士。自1930年4月12日爸爸遭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晓庄学校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以来，她为全家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为全家的安全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所以可以说没有祖母，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人的一切，我们兄弟四人也不可能在后来为爸爸的人民伟业有所贡献，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祖母十分爱爸爸，爸爸十分孝顺并爱祖母。他们的崇高而伟大的真善美的母子深情充分洋溢在祖母遗体入殓时爸爸的痛哭碎心之言：“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祖母在热爱劳动勤俭持家方面为我们全家树立了榜样。爸爸十分称赞她的这种中华民族劳动妇女所具有的美德。爸爸特写了一首诗“吾母所遗剃刀”来盛赞祖母：“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57岁的祖母发愤读书。祖母做学生，6岁孙儿做先生，祖母不但努力学习，还要鼓励别人学习，教别人学，这件事其意义实在伟大极了。正如爸爸在1945年12月1日发表的《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一文中所写道：“……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保证整个中华民族向前进，向上进，进步到万万年。”正是祖母与二哥陶小桃这一伟大之创举，深刻地启示爸爸发明了“小先生制”，使得其在10年后，即1933年开展的普及教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先生制”对我们当前推行全民族的素质教育及希望工程来讲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家的祖孙情也是崇高的。慈祖母对我幼年时的爱育（尤其是慈母发病后，自我三四岁到八岁她老人家去世时），是极为精心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老人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这种病有着随时发作致死之危。特别是自我三岁起母亲得了精神病，后来姑母文渼又病重住院，整个陶家的沉重担子都压在她老人家的肩上。是她老人家给予我慈母所不能给以我的爱。慈母生我时难产，我出生时受了伤，致使我自出生到两岁，时常吐黄水。由于慈祖母对我较长期的精心照料及服药治疗，吐了两年的黄水终于制止住了。1928年我们兄弟四人随慈祖母、母亲及姑母由北京来到南京晓庄，以支持爸爸办晓庄学校并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晓庄学校，捕杀晓庄革命师生的残暴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未满五岁半，这天早晨，我立在五柳村的山头上，远看一支约有五六百人的黑压压的国民党特务军警队伍步步向晓庄学校逼近，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就在我那么小的年纪我已经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可恶可恨可怕。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腰挂着手榴弹和捆人的麻绳，像青面獠牙的吃人野兽般地闯进了晓庄校园，占领了整个校园，大肆搜捕革命学生，连当地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搜遍了，真是太穷凶极恶了。当时一个蒋军宪兵手拿着南京市警备司令部查封晓庄学校的布告，贴来贴去，连贴布告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是因为当时晓庄周围几十里无边无门，治安好到夜不闭户（此实因爸爸建立的乡村联村自卫团治安有方）。国民党政府穷凶极恶到如此的地步，真想斩草除根，灭绝九族。一个手持上有刺刀步枪杀气腾腾穷凶极恶的蒋兵在我家五柳村后门的左侧站着岗，对我们全家进行严密监视，由早晨一直站到太阳下山。吓得我一看到蒋兵来，就立即把我最爱听的国歌唱片也立即停放了。当时敌人放出恐吓之言，扬言道：“如果抓不到陶行知，就拿他的家人包括儿子拿来做人质。”慈祖母与慈母吓得要命，她们最为担心的是敌人要对我们兄弟四人下毒手，斩草除根。慈祖母下定决心，一旦蒋兵下岗就立即带着患病的慈母与我们兄弟几人（当时陶宏大哥不在宁）逃出晓庄。在黑黢黢的夜里，慈祖母慌忙地带着慈母与三哥陶刚和我一道逃离五柳村，我们是多么提心吊胆的生怕遭到蒋军及特务之拦截。在由晓庄通往和平门的路上，忽然来了一辆马车，我们赶紧上了车，乘上这辆马车星夜进了南京城，赶到爸爸好友姚文采伯伯家里，食住都在他家里。

1933年11月末一天晚上5时许，慈祖母在我们法华镇家在坐起马桶时，脑溢血突发而跌倒在地，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家人急把她老人家扶起，将她安放在**。

第二天清晨，爸爸与大哥、二哥用救护车把祖母送到上海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抢救。但经大夫会诊并抢救均无效。我在慈祖母的病床旁守候着她老人家，我是多么急盼着她老人家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午后1时许，她老人家终于睁开了慈祥的眼睛，直瞅着我，从她老人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想说出她心中的话，她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而去。从她那闪烁着慈爱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竭尽全力的想向我讲出几句爱语，但总是力不从心。最后，她终于用极微弱的口吻说出了她对我深爱与慈祥的徽州家乡话：“MiTe（蜜桃）！”但还没有等我向她讲一句孝顺之言，她就紧闭上眼睛又昏迷过去。这是慈祖母在她一生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慈爱之言。

慈祖母病故后，她的棺木与慈祖父共葬一墓穴。1946年爸爸去世后，爸爸的棺木与慈母的棺木、慈祖父母的棺木及慈姑母的棺木共葬于晓庄劳山麓的一大墓穴中，即现晓庄“行知园”内的同一大墓穴中。

四、母亲汪纯宜

慈母汪纯宜女士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诞生年代不知，1936年4月23日下午5时45分病故于上海普慈疗养院。慈母病故之时正是爸爸离沪去两广的同一天，当天上午我随同二哥陶晓光到码头为爸爸送行。爸爸去广东广西两省的目的是为了劝说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领导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及白崇禧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和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慈母为人忠厚纯朴，温和慈祥，沉默寡言。她年幼时极为悲惨，三岁时就丧父母。后来她根据长辈之意按旧式婚姻与爸爸结了婚。据我所知，爸爸与慈母相处尚和睦。在母亲发病前，爸爸曾鼓励慈母进女子学校学习求真。1927年12月3日爸爸在题为《幼稚园艺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纯妻：皮袍已收到，质地甚佳，袍面亦特别可爱，新年穿此，在乡间可以大出风头了。一月一日系晓庄学校落成纪念日，将有大热闹。深望您与全家均在此同乐。幼稚园已开学，收了徒弟三人，跟幼稚园教师学做先生，此法非常有效。时局稍静，您是可以享优先权来此学习的。”

1928年，当我三四岁时，为了支持爸爸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学校，为争取中华及全世界贫苦农民的彻底解放，我的祖母、母亲及姑母带领着我们兄弟四人由北京来到了南京晓庄农村。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乡村后，慈母由于对爸爸长年累月在外奔跑更为牵挂，又因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损害了神经得了精神错乱症。慈母的病状日益严重，特别是1930年4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爸爸，并派五六百军警武装查封了爸爸所办的晓庄学校，大肆逮捕屠杀晓庄革命师生时。1930年4月11日下午4时爸爸匆匆地由外边赶回到家，他对祖母、母亲及我们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通缉我了，并武装查封晓庄，明天早上就要执行。敌人这次决心很大，要对我下手了，你们大家可要特别小心啊！必要时也得躲一躲。”爸爸这一席话对我们全家来讲真是惊天动地，恐怖万分，尤其是慈母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刺激，她一方面要为爸爸的安危而牵肠挂肚，还要为全家即将到来的厄运与苦难而千焦万虑得日不进食，夜不入眠。当时谣言四起，一说爸爸已在某地被捕，一说爸爸已被敌人枪决了，这怎不引起慈母之千思万挂，千焦万虑呢。敌人放风说：“若抓不到陶行知，那就拿他全家作人质。”当这威胁之言传到慈母耳中时，她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她生怕爸爸惨遭敌人杀害，因此不想活了，便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自尽，幸被一义士救起。

自祖母于1933年11月26日病故后，我们陶家已完全崩溃。当时我才8岁，我的二哥陶晓光才十四五岁。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陶晓光的肩上。根据爸爸的建议，二哥陶晓光退掉了在法华镇的租房并带领病重的母亲和我迁往到当时越界筑路（华界与外国租界地相临的地界）安和寺路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内。学校是设在观音寺内。慈母与二哥和我在这所学校里与该校全体教师过着集体生活，食住均在一起。尤其是对病重的母亲来讲实在太不方便和极其困难。为了使爸爸能毫无后虑的投入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国难教育运动，在爸爸的建议下，由二哥陶晓光进行联系将慈母送往上海郊外闵行的一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住院并进行“治疗”。这所医院是由天主教会举办的。但二哥陶晓光十分担心怕慈母不愿去，因此要我动员并劝说慈母住院。最后慈母接受了住院治疗的建议，孰不知这次送慈母住院“治疗”实为将慈母送进火坑（爸爸与二哥事先均料想不到），实际上是送慈母早日进了死亡之境。据后来了解，该院对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什么合乎科学的治疗方法，他们对住院患者耍了极其卑劣的花招，他们用宗教迷信，传播天主教和强迫患者向主作祈祷来治患者的病，真是荒唐至极又令人气愤万分。我并不反对宗教，但坚决反对这种极为恶劣的做法——强迫施教的假宗教和恶宗教。他们是否还搞一些不可告人的恶招则不得而知了。有一天我随表叔曹伯鸿去医院探望慈母，当我向慈母问及该院治疗的情况时，慈母神智清楚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这个医院太坏了，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你快叫晓光赶紧把我接出医院，否则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了。”我当时听了慈母这一段话心中十分难过，我实在不能失去慈母了。我回到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把慈母对我讲的一切全告诉了晓光哥，建议速将母亲接出医院。但晓光哥得悉后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是否把这意见转达给爸爸，爸爸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也实无能力。当时国难当头，而国民党政府正疯狂地围攻红军打内战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地镇压爱国运动，爸爸正号召停止内战，号召各党派与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共同抗战，而且爸爸又面临遭到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通缉之危险，他实无法顾及这些。家要破国将亡，当然应先救国为是。自慈母住院后，他连一次也未能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真是做到“损己舍家为人民”。他这种以民族国家之患难重于家庭的苦难的伟大精神实在可贵。自我去医院探望慈母不久，有一天夜里，我与二哥晓光忽然接到医院通知说慈母病危。我与二哥接到这个极坏的消息后，真如天崩地裂，悲痛万分。我们赶紧租了一辆霞飞公司的出租小汽车直沿着通往闵行的公路疾驶而去。黑夜茫茫，我一路上为慈母祈祷平安。我是多么期望慈母能从死神那儿解脱出来转危为安。到了医院，我看到慈母被放在一个大屋里，她双目紧闭着不能言语，不能动弹，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流着热泪高喊着：“妈妈”。但她无丝毫反应，我心里想着：“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什么厄运都降到我们陶家，天理！天理！你躲到哪儿去了？”忽见一个身披着黑衣头上戴有白布的修女前来为慈母祈祷。我心中咒骂道：“你们把人都快弄死了，还假仁假义地搞什么祈祷，简直是混蛋。”晓光哥向院方提问慈母是得了什么病，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慈母是得了四种病。我心里想本来慈母只得了一种病——精神错乱症，是不会死的，怎么进了一个堂堂皇皇的大医院竟得了不治之病，而且是四种病，现在把病人搞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还胡说八道。我真怀疑，院方与医生是否用了不可告人的卑劣手段把慈母害死，他们是否用一种实验用的有毒针液注入慈母的体内，以致慈母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我一定要向他们算总账！我一定要向挂羊头卖狗肉假天主教算总账！

1936年4月23日晚，我们突然接到了上海普慈疗养院送来的关于慈母死亡的通知书：

迳启者顷据本院医师报告住在四等女病房的陶纯宜女士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病亡嘱为通知贵家属（或关系人）速即来院殓收等语兹特饬人前来报告即希查照是荷此致

慈母的一生是极为不幸的一生，我从幼年时就对慈母所遭不幸甚感心痛。在上海法华镇时，当时我年纪虽小，才八九岁，但我认为作为儿子的应对慈母尽一片孝心与孝行。虽然我是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弥补不了慈母的极大不幸，但我仍努力去做。慈母在入睡时我特给慈母打来了一盆热水好让她能洗个热水脚，然后用干手巾给她擦脚，再给她盖上被子，好叫她能睡个好觉，慈母终于含笑入睡，我才离去。还有一件事使我一生难忘，那就是我直到八九岁还不知道我的生日，有一天我特向慈母问到我的生日。她神智清楚地告诉我，我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即我是1924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生，从此我才知道自己的生日。慈母去世实在太早，她才40岁出头就离开了我们。正是慈母、慈父、慈祖母与慈姑母给予我的真善美的爱心与爱行，以及我亲自经历的苦难生涯，使我懂得了真善美的爱与行之崇高与无比珍贵，并为创造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祖国及真善美的世界奋斗到底。

五、大哥陶宏

大哥陶宏，安徽歙县人，幼名桃红。1915年4月生于南京，1975年5月因心肌梗塞不幸病故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60岁。30年代初，因爸爸被通缉，晓庄学校被武装查封，为避免遭国民党反动派之政治迫害，化名为吕峰。大哥是爸爸的好儿子及爸爸在人民解放斗争及人民教育战线的亲密战友。

1923年爸爸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发现了一个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有效方法即“连环教学法”。这是爸爸受到大哥陶宏与二哥陶晓光的启发。爸爸在1923年10月8日给陶宏与陶晓光的信中写道：“桃红、小桃：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当时桃红才八岁，小桃才六岁），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做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每个人花不了多少工夫就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我在南京试验这个法子很有效验，特写这封信来感谢你两个人。”从这件事，使我更认识到，为什么爸爸在后来，特别强调要向小孩子学习，拜小孩为老师。从小孩子那儿可以得到十分珍贵的启迪，十分有助于你更好地去创造、开拓和奉献。

1928年大哥陶宏随全家由北京迁来南京晓庄，并在晓庄学校学习。他积极投入爸爸发动的乡村教育运动。在陶宏大哥制订的“十九年度（1930年）陶宏的计划”中充分表露了他的真善美的爱与创造的**。

三十年代初，爸爸与朋友们在上海安和寺路办起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大哥陶宏也在这所学校里搞儿童科普教育工作。在爸爸编写天文学活叶指导和科学指导时，大哥特给爸爸画了不少星图。据大哥陶宏回忆，大家对天文学的兴趣完全是爸爸引起来的。每天晚上，当天空晴朗，爸爸总带着大家到马路旁的广场或屋顶的凉台上，指手划脚地教大家认星星。大哥陶宏在科学方面一向的学习与兴趣不能不归功于爸爸的种种开导与启诱。

大哥陶宏对自然科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并终身献身于中华科学宏业，是受到爸爸于1926年10月写的题为《攀智识塔》这首诗的勉励（当时陶宏才11岁）：“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找到真智识。”

当时爸爸在上海，大哥陶宏在北京，爸爸在寄给大哥陶宏的一本《电磁学》的书上写上了这首诗，并在诗的后面附上一句话：“与桃红作科学忘年竞赛。”爸爸对陶宏说他近来深感科学的重要，他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过去学的太不够，但现在学还来得及，准备下20年的功夫。从此在爸爸的带动下，大哥一直向科学奋勇进军，并从而带动了我们。

1939年大哥陶宏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时，他十分支持爸爸在合川县草街子农村创办育才学校自然组。他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来到离北碚30里路以外的育才学校去筹建自然组。自然组的科学仪器十分缺乏，甚至于一个烧杯、一个试管都要耗费他的不少心血。他还要与一位能工巧匠一同为自然组研究试做仪器。为了更好地支援自然组的筹建与教学，他把自己的家也从北碚搬到离育才学校里把路的农舍里，当时大嫂王醉霞女士及他们的小女儿陶鹤都住在那里，生活很是清苦。爸爸在1942年1月19日给晓光哥的信中充分肯定了陶宏大哥在育才学校自然组创办中的业绩及可贵贡献，爸爸在信中写道：“陶宏意在寒假后，到成都四川大学理学院跟周厚福先生（著名化学家）多学习一些。现在自然组全靠陶宏一个人力量维持，假使他走，对学校对小孩子都是一大损失，但不知小孩子的力量可否挽留住。”陶宏大哥离开育才学校赴成都四川大学理学院任教后，他经常在数百里外用通信来关心指导育才学校的孩子们学习，并得到爸爸的称赞。

大哥陶宏在为育才学校筹募办学经费上给予爸爸以极大的支持。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以杨静桐先生为代表的华侨对育才学校在经济上的援助已告中断。陶宏哥为了帮助爸爸渡过办学难关，他在成都拿着募捐册到处为育才学校乞捐。有一次大哥陶宏把募来的10000元（邓）和8000元（熊）寄给了爸爸，爸爸十分高兴。

爸爸特别称赞大哥陶宏这种“自助助人”的真善美的爱的精神。爸爸在1943年2月11日给陶宏大哥的信中写道：“你的信集，我拟好了一书名叫做《从峨嵋山到凤凰山》，不知可中意否？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一天谈及你，冯先生（冯玉祥将军）说你曾为要帮助一位苦学生，而节省吃鸡蛋的钱来完成这任务。这种行动是高贵的，所以冯先生至今还记得，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爸爸逝世后，大哥陶宏由成都四川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他任爸爸创建的生活教育社的理事，并对北京生活教育社分社的筹组工作作出了贡献。

我在十五岁前用的名字是陶蜜桃，1940年春他为我报名到四川北碚中学高中一年级学习，他特按重庆为山城之意，把我改名为陶城。从此以后，我就用这个名字。由此可知，他对我是关切备至的。大哥去世后，大嫂王醉霞女士因患阑尾炎而耽误，1979年4月16日23点45分不幸病逝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大哥和大嫂逝世后他们的骨灰盒合葬一墓穴内，位于行知园爸爸墓之左前侧。大哥大嫂生有一女，名叫陶鹤，她长期从事于航天事业，现已退休在沪。

大哥陶宏的去世实为极大的不幸。1974年他以中国感光材料工作代表团团长及中国感光材料委员会顾问名义率领中国感光材料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他在日本便血，回国后在北京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直肠癌，割除了肛门，造了假肛门。由于手术失误不慎将陶宏大哥的尿道割断。经著名泌尿专家吴阶平教授会诊，吴教授建议再行一个手术做个人工尿道，对一位严重冠心病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连做两次大手术实有极大的危险。大哥对此毫无畏惧，他表示“科学实验允许失败”，以此对进行手术的大夫进行鼓励使他们有信心进行手术，使我深受教育，并甚为感动。大哥饱受了两次大手术之苦又经受两个人工出口之不便，但他仍以顽强而坚定的精神，即爸爸所提倡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病痛不能（衰）颓而勇于求真，勇于创造，使我深受感动。他整日躺在**，阅看有关感光化学的文献报告及感光化学所的研究报告，他对祖国感光化学这一高新科技的发展到了如此关切与痴情的程度，实令人钦佩。他是我国感光化学学科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国的感光化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二哥陶晓光

二哥陶晓光，安徽歙县人，幼名小桃。1918年7月5日生于南京，1993年7月6日18时45分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因患恶性淋巴癌逝世，享年75岁。30年代初因爸爸遭通缉及晓庄学校被武装查封，为避免遭国民党政府之政治迫害，化名为吕潮。晓光哥一生是为人民的解放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晓光哥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进修，并于1951年1月志愿参军。曾荣获三等军功一次，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旗功勋荣誉章。他既是爸爸的好儿子、好学生，又是爸爸的亲密战友。他在1923年爸爸发动的平民教育运动时是中国第一个小先生，教祖母曹翠仂女士读《平民千字课》很成功，这使爸爸于30年代推行普及教育运动，实行“小先生制”增强了信心。30年代初，爸爸在上海发动普及教育运动时还提倡普及现代生活教育。在爸爸的创导下，他与表叔曹子云先生一同自行装成了手携式直流多管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以大力推行农村的电化教育，并带着电影放映机与发电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他确是我国最早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推行电化教育的先锋战士，当时才15岁。他首创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对市民进行普及爱国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科普教育），颇有成效。抗战胜利前后，当爸爸创办育才学校在经济上最为困难时，他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到处为爸爸筹募办学经费，给爸爸及育才学校带来了及时雨。此外他专为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孩子们在加尔各答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展览来募集办学经费。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买了不少音乐器材，托人带回国，有力地支持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及音乐会公演之举办。以上方面得到了爸爸的称赞。尤其是爸爸去世后，育才学校处于政治与经济上十分危难的情状，他挺身而出辞去了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较为优厚待遇的职务，完全投到爸爸留下的为祖国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的创办上来，实际上是承担了爸爸所留下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重担。

二哥陶晓光从小热爱科学。他迷之于科学，悟之于科学和爱之于科学是深受爸爸的影响。1931年秋爸爸创办自然学园时，当时二哥晓光与三哥陶刚还在南京。爸爸特给他们两人写来一信，在信中说：“祝你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 爸爸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从小立科学救国兴世界的宏愿。后来我们全家由南京搬到上海，二哥陶晓光整日的泡在自然学园，看儿童科学丛书，玩科学把戏，追求科学这一真理。他特别爱玩电磁学、力学的把戏，观察昆虫生活，看天象，真是新鲜好玩极了。此外他还自修一些基本课程，如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他才14岁。夜间他还在爸爸的带领下与大哥陶宏及自然学园的先生们到马路广场和屋顶的凉台上去观看天空的星星，有时还在爸爸的带领下到野外去捕捉昆虫，捉了多种螳螂来观察验证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述的螳螂**后，雌螳螂要把雄螳螂活活吃掉的趣事。在自然学园的那一段科学学习与实践为晓光哥奠定了对科学发生兴趣的基础。

抗战爆发，晓光哥特写了《大众军事知识》一书为抗战效力，该书是由知识社及生活书店1937年10月出版的《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之一。1937年，晓光哥放弃了求学机会，在广西桂林第五路军修械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为抗战效力。广西当局曾在桂林数百里外的县里办起了为抗战培养人才的讲习班，晓光哥不辞辛劳十分认真的开出讲座。他除了在1936年参加了进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外，1938年他在桂林参加了爸爸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活教育社”，并任地方工作队队长，1948年还在沪参加了“上海教育协会”。1940年起曾在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制造厂为抗战效力。抗战胜利前后曾在印度加尔各答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无线电工作为中华航空事业作贡献。在此期间他对爸爸的育才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建立了功勋，深受爸爸与育才学校的朋友们的盛赞。

在我的三个哥哥中以晓光哥与我相处时间为最长。1933年慈祖母病逝后，慈母病重，是他一直照料着我，即由1933年至1939年，我由8岁到14岁，是他承担了对我的养育与教育，他还要照料病重的母亲。“八·一三”抗战后，上海租界变成了一座孤岛，是他带着我冲破日军海上封锁线，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转经苏北、武汉来到了广西桂林。要不是他的保护，我将被留在上海当流浪儿，能否活到今天，很难说。因此他不但是我的抚育神而且是我的保护神。我所以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是与他对我的爱护与教育分不开的。他的不幸逝世实为我陶家之巨大损失，也是我国陶研界的巨大损失，使我悲痛万分。从此我们陶家四兄弟中只留下我一个了。三位慈哥哥的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的精神及他们损己舍家为人民的崇高精神是他们留给我用之不尽之无价之宝。他们的相继逝世，对我这个尚留于世的陶行知先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来讲，为人民而奉献的任务是更重了。

七、三哥陶刚

三哥陶刚，幼名陶三桃，又名陶日新。1919年11月22日生于南京。1983年1月19日12时33分因积劳成疾患脑血栓症在上海市大场医院病故，享年64岁。

陶刚哥虽出身于一个名人之家，但他并没有辜负先父的期望。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崇高的，他既不愿踏入酒肉臭的朱门，亦不愿踏入达官贵人之境，他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为粪土。在这一点上我们四个兄弟都是这样，不过陶刚哥更为突出。

陶刚哥早年曾在晓庄小学学习，后在南京晓庄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工作学习。抗战爆发后在安徽屯溪半工半读，在徽州日报馆当报童。后来在广西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工作。1942年到1947年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农场工作。1947年到1979年退休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及其中学部、上海行知中学（育才学校后身）工作。他在育才学校工作长达37年之久（我们兄弟四人：陶宏、陶晓光、陶刚和我均在育才学校任教或工作，但以陶刚哥工作的时间为最长）。陶刚哥是铁心痴情地追随爸爸，为爸爸发动的人民教育运动，即生活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及民主教育运动，做到贯彻始终，愿力无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陶刚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受苦难的一个。他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晚年时又患严重的冠心病及肺气肿。正是他在生理上的不利因素使他不能从容上学求知。但他比一些受较多学校教育的人更具有崇高的精神与优秀品格。尤其使我十分钦佩的是，他有着伟大的宏愿：“我要做一个真善美的农人来为抗战效力。”1943年他来到爸爸在四川省合川县农村草街子的凤凰山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开荒种地来帮助爸爸渡过办学难关。

陶刚哥在一生中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和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与贪污腐化之苦。1942年日军进犯湘桂，陶刚哥深受战火之苦难，冒着生命危险，饥寒交迫，拖着病体长途跋涉千余公里由桂林来到了陪都重庆，找到了爸爸。由于他深受长途跋涉之苦得了垂危之病。我见他全身包括四肢淋巴腺严重发炎、脓肿、溃烂，脓血都分不清，甚至于在双腿尤其是关节处的肌肉溃烂得连骨头几乎都要露了出来。我见到如此惨不忍睹之状以及他十分痛苦的情况时，我热泪满眶。幸而爸爸对他的病因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急送到一家好医院进行了有效的治疗，这样才挽救了陶刚哥的性命。

爸爸在1941年10月14日给育才学校马侣贤副校长的一封信中写道：“学校难关将渡过，大家尚须齐心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以跃入创造之境。我们正在急水滩头挣扎，撑篙的、拉纤的、掌舵的都要随处留神，在扼要处着力，自能安达彼岸。”陶刚哥他的大半生献身于育才学校，他不愧为爸爸如上所说的育才学校这艘真善美的大船上的一名真善美的船工，他与育才学校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以安达真善美的彼岸。

1992年10月18日爸爸101诞辰周年纪念日，合川市陶行知研究会刘贤奇会长等先生引导我和我的爱人陈树新女士重新来到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圣地古圣寺育才学校参观学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燃起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熊熊烈火。在1992年10月20日告别时，刘贤奇先生给我们题了勉励之词：“像陶行知那样爱满天下，像观世音那样普度众生。”陶刚哥的一生正是以这句勉词不断地向前进，向上进。

八、真善美的爱鼓舞着我前进

我是爸爸最小的儿子，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叟了。1924年农历11月17日我生于北京。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爸爸的“真善美的爱”及其伟大教育思想给了我极大影响。记得在我小时爸爸就教导我说：“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别人，肚子饿让人先吃。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第三，要勇敢。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算是美的死。”

我从小就这样做了。我把劳苦大众与小孩的苦与难看成自己的苦与难，并竭尽一切力量来解脱他们的苦与难。记得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我们全家迁到上海，当时我才六七岁。我把祖母与爸爸给我的零用钱铜板，舍不得花，积起来到休假日，或节日上街时送给那些在马路旁跪在地上行乞的乞丐和他们的苦难的孩子们。最使我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鬼子的走狗巡捕（警察）用警棍驱赶着他们，真不让人活了。这哪里有天理啊！这就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闪着的真善美爱之光和燃烧着救劳苦大众及其孩儿的苦与难之火。虽然我这样做是无济于事，但也体现了我在幼小时就开始领悟做人的大道理。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战事的爆发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走狗的无比痛恨。由于身居上海公共租界，亲眼看到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是如何欺凌着我国人民，尤其是劳苦大众，更激起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无比愤怒。我在少年时代，非常热爱和平，十分痛恨德、意法西斯和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十分同情国外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八·一三”抗战爆发，当时我才12岁。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向上海市民宣传抗日，我与一位18岁的青年在上海街头合办起《抗日每日战报》，向市民报道我军捷报。我还报名参加上海市商会童子军，请求上前线救护伤员，因年龄小未被批准。

1938年日本飞机每天轮番轰炸桂林，我亲自剪贴了日寇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图片，将之挂在桂林市七星岩的山洞里向数以千计的市民揭露敌人的暴行。

1939年我14岁时，亲自组成储材学校少年抗日宣传队，自己编画壁报，带领全体队员到桂林农村将军桥张贴并进行抗日宣传。

1939年，我在广西桂林临桂大村小学教小孩们画抗日画。每天晚上我和新安旅行团（抗日少年宣传队）女团员徐沙白一同到附近农村，给村童讲抗日大道理，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有时还一个人在夜里走好几里的黑路去向村童作抗日宣传。在农忙时，我特地帮助抗日军属放牛和收割稻子。

1938年12月，我参加了爸爸创立的革命教育社团生活教育社，并参加了该社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胜利后，我是多么期望国内能实现民主与和平。我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自1946年至1947年夏，我一直积极参加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内的民主和平运动及进步学生运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们以交通大学整理委员会名义勒令我退学。

1949年上海、南京解放不久，为了在南京举办陶行知生平图片展览，我携带一整箱爸爸的相片与有关珍贵资料由上海乘火车去南京，车到丹阳站，恰逢国民党飞机空袭，我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将这一箱珍物抢运出离车站百余米处，我才趴下。只见那敌机猛烈扫射，机枪射得我周围尘土飞扬，敌机飞得那么低，连敌机飞行员头部都能清楚看见。我保护这箱宝贵材料安全无损地运到南京，并在宁展出。

真善美的爱力巨大无比。这种伟大的爱力是我为人民而创造和奉献的源泉和动力。12年来，我做了以下几件事：1.努力学习研究陶行知；2.大力宣传真善美的爱，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及陶行知思想与其伟大精神；3.支持在一些省、市、地区、大、中、小学、企业及青少年中成立陶行知研究会及学陶组织，担任一些少先队包括行知中队的辅导员及行知实验班的顾问；4.发挥真善美的爱力，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运用爸爸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现代生活教育、科学教育、创造及创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思想大搞高新科技培训；5.以伟大的真善美的爱来动员并组织社会上一切力量与青少年朋友们一道为“一代关心一代，一代胜似一代”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和努力奉献；6.挥谱高唱真善美的爱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歌曲、陶行知歌曲和少儿科学歌曲，唱出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祖国，唱出真善美的世界；7.以真善美的爱心，怀有爱国与爱人类的壮志向科学研究的高峰攀登，为中华科学巨树增添一片绿叶；8.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省人民政协委员，不辜负人民的重托；9.十多年来，我为增进中国人民与日、美、韩、苏、南、意、比、奥、德、法及澳等国人民的友谊与科学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我利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接待外宾、外国学者访华讲学以及通信或互赠书刊来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十多年来，我在以上诸方面所以能获得成功，是由于我在财力、物力、智力和创造力上得到了一些热心单位与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是由于我学习并厉行了爸爸所提倡的新武训精神，我常常以“新义丐陶城”为自豪，我将继续发扬此伟大精神来“为众谋”、“造众福”。

[1] 选自周洪宇等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