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在南方掀起了武装行动由**转入退潮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革命的生活教育也揭出了鲜明的旗帜，那便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的晓庄开创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当时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黄埔是军校，是破坏性的；晓庄是师范，是建设性的。如果这两个学校能充分的合作，则中华民族的革命目的，不难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端，泫然泪下。

“教学合一”的实践，在宫殿式的学院中弄得半身不遂，先生便毅然决然的把他拿到乡村去试验。由于这个试验，才进一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跟斗，而变成“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这个变动，把杜威学说的面貌，心脏，血液，都完完全全的改变！二十年来，生活教育能够到处发扬，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随着抗日行动的积极开展而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其开端不能不追溯到晓庄的试验。

陶师要把教育还给最需要教育而又被隔绝于教育墙外的乡村人民，要把集中在都市而弄得半身不遂的教育改变为散布在乡村而生气盎然的教育，要把与生活脱离而又背叛人民生活的教育改变成与生活打成一片而又能改善人民生活的教育。他要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去创办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以振兴中华民族。乡村学校，应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所以，他的幼稚园、小学、民众学校、茶园，都加上“中心”二字。如今各乡镇的小学都有“中心”二字，这是采取了他的招牌，可惜是忘记了他的实质。

开始的时候，先生带着十三个学生，在荒山旷野里搭起帐篷，自己挑水，自己煮饭，自己种菜，自己挖厕所，自己建厨房，自己防土匪。然后，慢慢的，一所一所黄色的茅草土墙的房子建立起来。幼稚园、小学、民众学校、茶园、合作社、自卫团等等，遍布了周围三四十里的农村。乡村医院、乡村剧社、乡村邮局，饮水问题的改良，蚕丝生产的改进，也一步一步的举办起来。他正在计划开辟乡村马路以便利交通，发动造林以改变色调，建筑电厂以增强光线的时候，就被腰斩于反革命的政治之手了。

每半年招收一次学生，共计招考过七次，另外还有“长期参观”的办法，客人们在那里住二月三月半年一年都不限制，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工作，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两样。学生入校试验的科目，除一般的作文、算术、常识测验而外，还有口试、演说与体力劳动，从各方面来观察你的思想意志态度。他并不限定年龄与文凭，也没有班级年限的规定。入校后的最初阶段，除了在指导员指导下与集体的小组中进行研究学习而外，必得参加各部门的行政工作与日常事务，如扫地、种菜、煮饭、守卫、招待等，每天在旭日将要东升的时候就开寅会，不管住址距离多远，都要集中到犁宫（大会堂）面前来开会。在这个会上，有学术演讲与日常工作的报告讨论决议。每礼拜有一次生活周会。过了一段时间，就被派或自动要求到幼稚园或小学里去参加工作，这就叫“出发前方”。校本部称为“后方”，每礼拜举行一次“前方教学讨论会”，轮流在一个幼稚园或小学里举行。所有后方的全体师生及前方的工作人，都得出席。到时，先看看该处的一些活动，再听取该处工作人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交换意见。这用一般正统的师范学校的话来说，就是“实习讨论会”。但他的名称内容形式都不相同，前方所需要的材料方法工具等，都可以要求后方供给。一切为了前线，后方工作的中心目标是要指向前方，为前方而努力。

每一所小学附近都要办民众茶园，供给乡村民众的正当消闲而革除烟赌等恶习。茶园里有象棋、挂图、说书、讲故事、报告时事等活动。每一个小学都附设民众夜校，帮助乡村民众取得文化工具与一般知识。至于后方的师范生，除了住宿在农人家里而外，起初有“到民间去”的工作，每礼拜有一次或二次去访问民众。后来觉得这口号很不妥当，改为“会朋友去”。每一个师范生一年之内要找到几个农人和儿童做亲密的朋友，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境身世及生活痛苦，年终要提出详细的报告文字。至于医药、演戏、图书馆（当时名叫书呆子莫来馆）等，更是无条件的供给乡村民众。更利用种种民众原有的集会，训练农人和儿童能够应用民权初步。这种做法，都切切实实的执行了。中山先生遗嘱中不是说“必须唤起民众”吗？然而一些所谓中山的信徒们，是办不到这一点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有一次很大的“课程改造讨论会”，将五个教育目标：康健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具体地组织在小学课程里面去，也就是把传统教育的读写算的支离破碎的课程改变成完整的生活所需要的课程，每一个小学校有他的具体的试验。到了七月，又来了一次扩大，把原有的各小学改为学园，由一个园长领若干志趣相同的师范生，去作具体的试验。计有小庄学园、和平学园、三元学园、万寿学园、吉祥学园。陶先生自兼和平学园的园长，以艺术为试验的中心；另有一个蟠桃学园，专门试验幼稚教育，是集合各幼稚园而共同组织的。一九三○年初，成立劳山中学，组织劳山学园，专门试验青年教育。同年，开始提出了“有计划的生活便是有计划的教育”：全校、各部门，各工作人员、各学生，都订出一年的计划，再订一月一周一日的计划，依计划生活，到月终年终作决定性的总结。这些试验，如果不是遭受到恶势力的毒害，将会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成果。

同年三月二十九日，晓庄小学的学生讨论如何旅行栖霞山，决议：“全中国的小孩子坐火车不打票，并取消火车上的不平等级。”又适逢英帝国主义在下关的和记洋行屠杀工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未经我们政府允许直驶下关且上岸欲闯入孙中山陵墓，晓庄学生和城内学生到下关去游行示威，反动头子蒋介石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封闭了。但当时封闭的只是校本部，他的四肢百体，还在为了农人儿童而活跃着。直到凉秋九月，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为了要取得对阎冯战争的胜利而肃清后方，于是一股杀气直逼到农人的身上，农人们不敢收留住在他们家里的学生，于是，这有形的晓庄才真的瓦解了。

陶先生和他的同志们重新在上海集议，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教育同志会”。虽然因为环境恶劣，没有组织成功，但在实际的工作中，这十多年来，是已经发挥革命教育的作用了。

“一·二八”后，晓庄曾一度恢复，但当“中央政府”从洛阳搬回南京，又被毫无理由的勒令停办了。当时正有一位美国的教育家来参观，曾经公开斥责这种掠夺者为“人类文化的刽子手”。也就在当时，晓庄的小学生们就自动地起来创办了一所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工役，全部都是小孩，实行“小孩自动教小孩”的办法。正如《晓庄护校宣言》里所说的，他们“孤军深入，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反动军阀奋斗，与乡村民众的落后迷信奋斗，与传统的旧教育奋斗”，继续不断的奋斗。直到“八·一三”以后，在勇于内战的将军们把南京放弃了以后，这所自动学校也随着被摧毁了。如今“胜利了”，但晓庄的房屋被烧光，树木被砍尽，土地上还留着血腥，内战的元凶们又要勇敢地发动内战的时候，这里的儿童们，又以崭新的姿态，把这所学校恢复起来！这是晓庄的唯一的孤儿，我们虔诚地要求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先生们，大家来爱护这个孤儿，支持这个孤儿。

1946年8月17日

[1] 选自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一辑），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