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他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为了改革旧中国的传统教育，他毕生从事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教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幸在上海突患脑溢血逝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乔木同志说：“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 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

然而，全国解放以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因陶行知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提倡过武训兴学精神，以致对他的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这—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同时它也是对过去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陶行知正确评价的否定。

到了“**”时期，林彪、江青、康生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在他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煽惑下，不仅活着的革命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那些精通业务的先进工作者遭受到残酷的斗争，而且对那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也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陶行知也同样遭受到攻击和污蔑，他的未发表的书信诗稿等手迹和已发表过的许多著作也被焚毁。

林彪、“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是他们的那种“左”的思想流毒远没有肃清。如一九八○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以下简称《全评》）就武断地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当时起到了相反的消极作用”，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又说“他长久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整个教育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这说明他在世界观问题上，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等。这岂不是在先驱者的身上踏上了一只脚吗？

《全评》以唯我独革、唯我正确的姿态全面否定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名人士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对陶行知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的时候，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他们都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由于他们主观上的努力以及其他各种客观因素，使他们能够比一般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比较敏锐深刻，看得也比较远，他们手握真理，因而他们就能勇敢地同传统观念交锋，从腐朽保守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比较正确地适时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要求。这就使他们的社会活动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历史上这许多进步的伟大的杰出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的大小，与他们个人的思想品质，意志的强弱，以及联系人民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时，不能不注意到这许多基本点。

陶行知出身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里。他的父母艰苦勤劳的优良品质给幼年陶行知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自幼生长在农村社会中的陶行知目睹中国贫困的农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同情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恨其所恨，爱其所爱。这些对以后陶行知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直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都有一定的作用。陶行知一生，“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他曾誓言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所说的大事，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任何一个人正确世界观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陶行知世界观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在青年时期，他曾信奉过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学说，以后到美国留学又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这是陶行知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写过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情况。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努力学习西方。”接着又说：“我自己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那时学了这些所谓新学的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思想可以救中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陶行知就处在这种探寻革命真理的阶段中。

陶行知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一开始从事教育事业时就举起了革命旗帜，他的主张都是针对当时教育弊端而发的。他反对“因袭陈法”，“仪型他国”，改“教授法”为“教学法”，以及后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陶行知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总是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代的脉搏一致。尤其是他后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充满了辩证唯物论的光辉。

陶行知是一位高度的爱国主义者，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以陶行知办教育始终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的，在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他着手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政治方面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参加一九三○年“四五”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的罪行。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敌人加紧迫害他，不久就强行封闭他的学校，杀害他的学生，并下令通缉他，逼迫他逃亡国外。《全评》无视当时蒋介石下令通缉陶行知的史实，却武断地说陶行知“与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基本上没有矛盾”。可是通缉令却明明说“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事情”，这能说陶行知与反动政权基本没有矛盾吗？这一时期蒋介石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是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因而也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跟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建立新中国，他日夜奔走，发表演说，写文章，唤起人们的觉悟。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黑名单上把陶行知列为第三名暗害的对象。

陶行知这种为革命、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由陶知行到陶行知，看来只是一字颠倒，但这决不是简单的颠倒，而是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马克思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陶行知正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在求得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受到了教育，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他曾列举许多实例来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说明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末，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这时，陶行知把他原来所信奉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理倒转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的名字也由“知行”改为“行知”。这就表明他和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彻底决裂，转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上来了，这就是他思想认识路线上的质的变化。

到四十年代初，陶行知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述更加明确和完整了。他在一九四一年写的《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正确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很显然，陶行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前进着，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深刻领会，融会贯通，把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实基础上。

在他的一些诗歌、演讲和文章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一九四三年他写的《创造年献诗》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诗化了。其中有一段：

“以为”“武断”靠不住，

存在从来决意识。

解割本体寻条理，

追踪外缘找联系。

贯通证据悬断语，

屡试屡验验还试。

矛盾相克复相生，

数量满盈能变质。

相推而进正反合，

观察发展觅定律。

在探寻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陶行知掌握到这个真理，正表明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和思想家。

二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为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

陶行知受教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但是，陶行知不是简单地照搬照套杜威的教育思想，而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部分，做到“洋为中用”。

杜威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用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哲学来论证其反动的政治观点。杜威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他极端的反对人民群众。他强调思想、概念可以“改造”社会。杜威的所谓“改造”社会，其实质就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要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很重视教育，他认为可以通过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来改造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观。这个理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然而，杜威的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却有它合理的方面。

陶行知受到启发，把杜威的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过来，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全评》把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同杜威的教育理论混为一谈，说什么“‘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都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产物”。陶行知自己曾对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做过说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柳湜同志在上海探望陶行知先生，他对柳湜同志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了，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他强调群众的创造，这说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就是陶行知的，而不是杜威的。陶行知善于吸取他人之长，他的教育思想是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它要把那种“只能教人俯首贴耳服从，只有因旧习不知创造的传统教育”打倒，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目的就是要唤起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说：“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正如吴玉章同志所说：“生活教育理论就是教育革命的理论，也是革命教育的理论。”由此可见，陶行知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与杜威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都援引费尔巴哈……。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和宗教的伦理杂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也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科学态度一样，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动杂质扬弃了，仅仅是吸取了它的合理的部分。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这一命题是创新的，革命的，科学的。它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立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上。特别是在今天，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从理论上来说也是有据可依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的教育发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在原始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校，学校的产生是以后的事。那时人们过着群居生活，教育是在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生活中进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没有分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由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并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产品，才使得奴隶主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社会也就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的现象，因而就产生了专门进行教育的场所——学校。

在奴隶制的社会里，享受文化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文化教育阵地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奴隶无权享受文化教育，始终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阶级的精神武器，这种思想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学校”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陶行知曾笔伐这种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传统教育。“五月一，五月一，出钱给人读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这首通俗的诗歌揭露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罪恶本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他首先着眼于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里明确的提出他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重心是乡村教育，“主要使命之一即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他还誓言：“我们要为着农民‘烧心香’。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来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细小事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陶行知把生活教育面向农村，面向广大的农民，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一目了然的。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也是第一个热情地跑到农村去当乡村教师的人。一九二七年他以拓荒者的革命精神，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原名小庄）劳山的荒丘上盖草房，办学校。一个“洋博士”脱下长袍，穿起草鞋，挑粪锄地样样干，变成一个“挑粪校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破天荒的一个奇闻。他以身作则，率领师生们共同生产，共同劳动。他艰苦创新的模范行动，教育了师生，感动了周围的农民。《全评》却指责、批评晓庄师范“连校舍都没有，没有课堂，也没有班级”，批评“陶先生还提倡拜农民为师，跟农民一起劳动，相互学习。教师讲课，学生读书，是结合农业劳动进行的”，还批评 “晓庄学校连个工勤人员也没有”等等。这也就是说，照传统的观念来看，晓庄师范不像个学校。但是陶行知办教育要“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它不仅是直接对那种轻视劳动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教育思想的直接批判，也是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创造了条件。他的创举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今天，这种办学的精神和办法都是值得提倡的。

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创新是陶行知办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一九二○年陶行知明白地提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的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陶行知办教育的一生，就是不断创造，不断开辟的一生。差不多三十年来，行知先生就根据这种创造精神倡导生活教育理论；并在实践上根据这个理论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陶行知比他的前辈多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他打破了旧的洋化教育的框框，创立了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体系。

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者是统一的整体。“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

“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是由生活教育的本质决定的。“‘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大众的教育法重视实践，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的方法论，也是他的认识论。这是他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决不是什么建立在“行动生疑难，疑难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之后生断语”的理论基础上的，也不是“抄袭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理论”。

在这里有必要把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探讨一番。他早期关于方法论的文章有六篇：《教学合一》、《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之下的教科书》。他曾说过：“从‘教授’写到‘教学’，‘教学’写到‘教学做’，人家怕要疑我前后思想矛盾，其实我的矛盾处，便是我的长进处。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陶行知自己说明过发展的过程。

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陶行知撰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是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编蒋梦麟之请而写的，当时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

一九二二年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教学做合一的名称还没有出现。这个理论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教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一九二五年陶行知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仍用“教学合一”为题，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认为可以改为“学做合一”，陶行知说：“我于是豁然贯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

一九二六年陶行知撰写《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作有系统的叙述。教学做合一的系统的说法就是：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教学，做法是应当合一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所建议的答语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怎样教怎样训练教师。”

一九二七年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强调“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为了使人容易明了，他还用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做”和“干”都是实践，而实践则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离开实践什么知识也不可能得到，实践对人的认识来说是占第一位的。

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的发展，陶先生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一过程正是行——知——行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关于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关系，陶行知也有精辟的阐述，他说：“《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的和间接的两部分，在我为间接的知识，在人则为直接的知识。教师教给学生的无非是这两部分，而对学生来说则都是间接的知识了。所以，教师只有在做中教才能使自己已有的知识不断深化，同时使学生学到活的知识，这才是“真教”。学生也只有在做中学，才可能把所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变间接知识为直接掌握之真知识，这才是“真学”。从“做”的方面来说，陶行知积极主张手脑并用，他认为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不可能了。所以“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的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这种人能以力胜天工。”这不正是“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知识，还需再回到实践中去”的道理吗？

旧的传统教育法是先生讲，学生听，先生教死书，学生读死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生活斗争。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就是针对这种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的旧教育的。他曾说：“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对他早期的关于教育的这些基本的主张，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却没有修改过。因为这些主张都是陶行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决不是什么“抄袭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理论”。对陶行知的教育理论，茅盾同志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全评》把什么“学校消亡论”，“儿童中心意义”，“超政治超阶级无目的论的教育”，“破坏系统科学知识”等等大帽子一股脑儿戴在陶行知头上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全评》不惜以实用主义者杜威论述的事例来证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不仅如此，《全评》还把麦丁斯基著作中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论点来批判陶行知，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就是要使学校教育联系人们改造客观世界 （自然与社会）的生活实际，使学生从狭小的学校圈子和书本里走出来，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嘴、时间和空间，使他们得到书本上所没有而又比书本知识更丰富、更生动的活知识，使系统的学校教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教育结合起来。

陶行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办晓庄师范的时候，就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他的政治观点是很鲜明的，他把教育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武器。因此说什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超政治超阶级无目的论的教育”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无目的论的教育”。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都非常重视抓教育，通过教育的手段争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争夺青年一代。因此，为人民的解放而办教育，就是革命的教育，为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而去奴役人民，便是反动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没有第三种教育。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在这民族解放战争中，单为帮助一个人是不够也是不对的，必须要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这就是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目的，也就是他办教育的目的。

从育才学校的组织领导来看，当时教师中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这就保证了育才学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育才学校是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蒋抗日、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阵地。在重庆所进行的民主运动中，育才的学生不仅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常常是组织者之一。陶行知就亲自组织学生参加重庆沧白堂政协促进会。他教学生们要保护中共代表王若飞同志和民主人士在会上的安全。一九四六年二月，数万人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育才师生组织了近百人的保卫队跟随陶先生保卫主席台上的民主人士。育才的学生，有的英勇参加反蒋抗暴斗争身负重伤集体住院，有的因参加川西大足县的农民武装斗争而英勇牺牲。从一九四○年到全国解放前夕，育才还不断地输送学生到延安及其它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育才学生的革命思想觉悟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在教师的积极影响和教导下提高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提高的。党的领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决定的因素。

育才学校又是陶行知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基地，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陶行知和他的教育事业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为了帮助陶行知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人力上以及财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一九四○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给师生们作形势报告，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革命政策，提高了全校师生的政治觉悟，树立在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的胜利信心。为了使育才的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那次特捐助四百元为学生购买运动器材之用。随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又委派徐冰同志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借以鼓励和支持陶行知组织师生劳动生产，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与经济扼杀。

一九四七年育才学校由重庆迁往上海，宋庆龄和董必武同志为育才学校从各个方面募得许多物资、经费来购买土地，修建校舍，使育才克服了重重困难。这时育才分为重庆、上海两处，重庆为育才分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崩溃前夕，社会经济极端恶化，育才学校正在得不到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由北京转经香港给育才分校汇来八百元银元，使育才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大西南解放的曙光。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没有超政治，超阶级，它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目的。

育才学校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呢？本文不打算全面地介绍，那是需要专文评述的。这里只介绍几点。

育才学校创办时有六个专业组，后来增加到七个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社会、自然、舞蹈等。各专业组除进行系统的基础知识 （语文、数学、外文、政治等）教育外，同时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全评》说什么这是“采用美国‘文纳特卡制’教学方法”。陶行知在早期就反对拉黄包车。有诗曰：“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他认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育才学校的一整套教学方法是陶行知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期实践的结晶，决不是什么美国的“文纳特卡制”。关于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间的关系，在育才二周年时，陶行知做了较全面的阐述。他主张普修课的导师应能扼要指出与特修课的联系，特修课的导师乃至较深造的学生，提出各组学习的精华，深入浅出地公诸全校，以丰富全校普修课的内容。这样，“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

育才学校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死气沉沉的，而是启发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活泼的。陶行知主张要给学生最重要的四把钥匙，即：一是国文；二是一门外国语；三是数学；四是科学方法——治学治事之科学方法。“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当时有些教学内容还采取形象化的教学方法讲授。例如社会组的时事课是用活报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甚至自然组的化学课也用这种表演的形式。自然组创作了化学之舞，将枯燥的化学变化的公式用舞蹈来表现，使人易学易懂。这种把科学艺术化、舞蹈化、大众化的办法，真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

根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育才学校从来没有单纯地关在古圣寺里进行。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到周围的农村、手工作坊、煤窑、民船上去办识字班，教劳苦大众识字，教他们唱歌，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则向他们宣传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正义主张。育才学校的学生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拜老百姓为师，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陶行知说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对此，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非常重视，特商请育才创办农村工作见习班，吸收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到育才来学习农村工作经验。

在重庆，育才学校又是传播革命文艺的宣传队。他们常到市区和郊区进行宣传演出，逢年过节都要为农民演出。那一个时期演出的节目有《活捉日本鬼》、《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茶馆小调》，民间舞蹈等等。育才学校的音乐组、戏剧组确实在重庆募捐演出过，但这决不是为演出而演出，更不是为富商大贾、少爷小姐而演出，它一方面是为募到一些钱来度过困难；另一方面，它又是团结民主力量与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方式。冯玉祥先生就曾在募捐演出会上表演过节目。

方与严同志在育才《六年》这组诗中，描绘了育才学校七组一场 （育才农场）的各自特色。他称颂戏剧组是：

舞台即战场，

把大众生活捧上舞台，

暴露邪恶、表彰贤良、活灵活现、毫无隐藏。

它，要作不平的控诉，

它，要作大众心灵的共鸣，

它，要真情、热情、世情，情情灌入大众的胸膛。

它，要台上台下凝结成一个巨人，把地狱翻成天堂！

称颂音乐组是：

它，要作民主的歌手，

它，要作自由平等的号角，

它，要琴声、弦声、歌声，声声打入大众心弦，透过大众心弦。

它，要唤起人人得行自己的主张，把世界造成乐园。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育才学校，堪称文化教育界的一朵奇葩。

重庆的社会大学于一九四六年创办。学校在创办之前，周总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就非常关怀这所半秘密的学校的建立，非常关心这批在白色地区的红色青少年的成长。在反蒋统一战线的指导下，这所学校是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主持的。这所学校和它所培养的学生，在推翻蒋家王朝和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陶行知对这所新型的社会大学之“道”作了说明：“大学之道”，“一切的学问都要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社会大学适应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不断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它是团结爱国民主力量的堡垒，它是民主基地，它也是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最好场所。

当时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马寅初、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杨晦、何其芳、艾芜、力扬、曹靖华、陈翰伯、张友渔，孙起孟、于刚、潘菽、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等。还有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何思敬同志也在社会大学主讲过关于宪法方面的课程。在社会大学任教的专家学者们，不仅半文钱的津贴也没有，还要冒着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绑架的危险去讲课。他们是为了青年的需要，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教，邓初民老先生还表示要拿出些钱来给学生买教学用品。学生们同样冒着这种危险去听课，为了革命的需要、人民的解放而学，这也可以称之为为人民解放的教学做。所以当时敌人很恨它，也很怕它，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这所革命的学校除掉。社会大学创办不久，副校长李公朴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在陶行知的计划中不只在重庆办一个社会大学，而是 “要在上海及各大都市去发展社会大学”，要在全国展开社会大学运动。这是不是空想呢？不是。陶行知不是空想家，而是实干家。他常常是一边筹款，一边就把事情筹办起来。他的设想也总是以现实的需要与可能为依据。他分析了当时社会上有各种青年：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上了大学一、二年被删下来需要谋生的。大学毕业需要继续提高的，以及大群自学的青年等等，全国约有四百万青年需要社会大学帮助他们进修。没有房子、没有教室怎么办？陶行知一向主张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所以他的办法首先是依靠大众来办。再一条就是根据现实条件与可能想穷办法。这也是陶行知一贯的主张与办法。他常说：“穷则变，变则通。”“穷不是没有办法，最怕穷而想不出办法”。一九四六年春，陶行知到上海之后就想了许多穷办法打开了社会大学之门。

《全评》一文却嘲讽陶行知所说的“有形的社会大学”实际上是“业余补习班性质的学校”，似乎不能算大学。又挖苦说：“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全世界二十万万二千万 （当时人口统计数字），都欢迎上学。这好像是《山海经》中的神话那样，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幻想。”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扫除人类社会的文盲，提高全人类的科学文化素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成为“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幻想”了。

我们认为茅盾同志对社会大学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践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决不是‘乌托邦’，他是一种的现实的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但它的整个计划看来颇为‘罗曼谛克’……”

陶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并致力于民主运动，做到了鞠躬尽瘁。老一辈革命家对陶先生了解最深，对陶先生的评价也最中肯。陶先生逝世以后，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的大会上指出：“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别人应该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们，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关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陆定一同志认为。“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林伯渠同志称赞说：“行知先生是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的旗手，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家。”胡愈之同志最近提出：“行而后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真谛。”

[1] 原载《教育研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