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起，我在本刊发表《陶知行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一）》一文，分四期登完（《明日之教育》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各期）。本月十四日陶知行先生在《子钵先生捉虱子》的标题下，给以反驳。陶先生又以同一的内容在他以前作过主编的《生活教育》第二十一期用另一个题目，《答复子钵先生的批评》登载出来。望读者诸君把这几篇文字，都参看一下。

陶知行先生在《子钵先生捉虱子》一文里劈头就说：“记得一个夏天，有一位乡下先生在竹**睡中觉，忽然走来了一个顽皮的孩子，拿了一支墨笔，轻轻的在他的面孔上画了一个鬼脸，然后跑出去，叫了许多人来看，看的人把肚子都笑痛了。”

的确，在陶知行先生的心目中，我那篇文字却有着顽皮的孩子的意味。不过，我们并非给“乡下先生”画上鬼脸，而是揭露那老市侩的伪善面具！

一

陶先生说：“我们同时提出三条出路，……一、教人少生小孩子；二、教人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三、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

关于第一条出路，在陶先生的文字里明明写着：“中华民族之最根本的出路——即中国教育之最根本的出路——是什么？少生小孩子。中国现代之教育者之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叫人少生小孩子。”（重点是原有的——作者。）

这样看来，小孩子显然是中国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碍物。但客观的事实是：中国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碍物，不是小孩子，而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间的密切榨取连环之整个系统。我们不能了解陶先生为什么拿“小孩子”的问题，来故意粉饰中国出路这一最严重而且最根本的障碍物。陶先生这种故意粉饰的作用是不是企图转移中国农人及一切广大群众，对于他们生存上的真正障碍物的认识？如果站在现实的富的分配的圈子里，来空言创造富源，必然地只能暂时地创造富的个人，不能创造富的社会。这一铁的经济原则，不知陶先生是否了解？现在陶先生立在这种“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盗匪、土豪、劣绅、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下的中国广大群众中，忽略了这些压迫产生的根源，而乌托邦式地妄想用“少生小孩子”为“最根本”的工具以“创造富的社会，不创造富的个人”，以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这简直是对于中国广大农人及一切生产群众的一种刻毒的嘲笑。

这种刻毒的嘲笑是一切不能超脱现实，而寄生在剥夺制度之上的乡绅市侩的原来面目。

二

再说到生育限制是否是“中国最大多的大众”的出路的问题。其文字里，陶先生视生育限制的训练，不特为“有田三十亩的自耕农”的出路，而且还是那有田三十亩的自耕农向着十五亩十亩五亩……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而变动的农家的一般的出路。这是说：这种训练，是中国一般的农民的“最根本”的出路。但前次所引的（见《明日之教育》四六期）戴乐仁所作的农村经济调查，业已把这种谬误的观念，根本推翻。在那些数目字上表明着：

以四五口的人家而论，假定施以陶知行主义者的生育限制训练，人口降到三口、四口，在河北仍有82.5%，在安徽仍有52.1%，在江苏仍有52.4%，在浙江仍有64.3%的农家是不能维持最低的饥寒的水平的。

“姑再假定，陶知行主义者所主张生育限制训练完全贯彻了，把农民们的生育权完全剥夺，每家只有夫妇二人，那末，按照戴氏的数字，江苏仍有45.8%，浙江仍有百分之58.3%，安徽仍有46.4%，河北仍有80.5%的无衣缺食的农民。当我们注意到江南生产品价格要高过于中国北部，注意到戴氏饥寒水准是按照河北农村物价而定的，我们即可肯定地说，即使陶知行主义者的生育限制的训练，满布了中国全部（注：此处前次排印时有错误，现改正），将农民的生育权一概剥夺，使每个农家仅只二口……结果，中国的大众——百分之六十、七十乃至八十的农民，依然嚎啼于饥寒水准以下。”

由这一段数目字里，我们看出能由陶知行先生的生育限制获得暂时出路的，只是那些富庶的有田三十亩，或三十亩以上的少量“农民”，而“绝大多数农民大众”，则绝对被陶知行先生及其忠实信徒，摈弃于出路之外。在这种铁一般的数目字前，我们仍然说：事实是一种顽固的东西，虽然“决不是一笔可以勾销的”，却也决不是一张市侩的嘴用无稽的圆滑字句，所可消灭得掉的。

三

最滑稽的是：陶知行先生不惟极尽圆滑之能事地来掩饰中国现实状况的罪恶，进而更为“帝国资本主义”的罪，作忠实地粉饰：把国际的“帝国资本主义”为着维持其商品最高利润而深入殖民地的剥削手段，所造成的层层压迫和非人的灾难，轻轻地粉饰掉，企图把这种“残暴”的罪恶，用“天行的淘汰”加诸农民自己身上；把“帝国资本主义”为着维持其最高利润，宰割世界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所形成的战争，也认为天然淘汰的说明——是“无政府的商品生产过剩，无政府的小孩子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事实。陶先生这一企图，在其自夸深入大众的呼声中，我们就大众利益的客观事实来研究，陶先生的确尽了“帝国资本主义”所派遣的教徒一般的麻醉和缓作用。至于说，“无政府的商品生产过剩，无政府的小孩生产过剩”，客观的事实是：商品之过剩只表现在各资本家的堆栈中！而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却感生产品过少，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的；小孩生产过剩，则只表现于最后衣食也被剥夺了的生产者的家庭之中，而全世界的自然界所宝藏的富源，还静静地埋在地里，殷勤等待着更大更多的劳动力来开掘，并非因目前地面太小。这种常识，我们看着，大批大批的商品不顾生产者的需要，为着维持最高利润而被抛入大洋中去，大批大批的劳动力因要维持商品最高利润，离开同自然为人类幸福而争斗的健全道路，而被迫入饥寒的死亡中，当可明了一些吧？这硬是“帝国资本主义”在人类中所制造的惨酷历史，这也正是陶知行先生的“这七八年来的实际工作”——尤其是近三四年所竭力粉饰而未能粉饰掉的事实吧？

现在关于陶先生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热忱，无须用我们的话来批判，他那工学团的同工之一说得很清楚：（《明日之教育》，第五十期，潘天民先生的通信，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我到此地来参加实际生活，似乎每每感到失望。当在过去，我是以陶知行的教育主张只是‘改良主义’的，但今来我却以他不但不是‘改良主张’（疑为‘义’字误——作者），且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工具了。”

这原来就是陶知行主义本来的面目。

[1] 原载《大公报》，1935年1月《明日之教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