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在会上讲话时称：“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卓越的民主革命战士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是全面的确切的评价，也是指出我们继承和发扬陶行知的思想和贡献的方向道路。

我现在要论述的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和实践。也就是在当代如何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发挥伟大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下面，我就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逻辑和当代如何实践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意见。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实质主要表现在：“为人民办教育、为革命办教育”，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一致，实践第一办教育，不断创造开拓革新办教育，面向社会面向全世界办教育。概括地讲，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了政治和思想革命的需要和服务而进行教育革命；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教育思想和实践。因而吸取中外古今的教育学说的精华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立足于人民生活实践和改造出发，而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压迫下，奋起举办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工人教育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唤醒人民的觉悟。在白色恐怖下十分艰难困苦中，创办晓庄学校培养各级各类革命教师，为民主革命服务。曾在晓庄学校前期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时，就以《锄头舞歌》和《镰刀舞歌》为校歌，代表亿万农民办校。在校旗上以锄头镰刀为主体，初晓的太阳为背景，周围铺满一百颗星星，表示要为民主革命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造一百万个农村，以改造全中国，使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受到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团结起来争取解放，获得知识增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建立后，他一直支持党的工作，保护党组织，爱护和帮助党员学生。晓庄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派武装封闭后，党员学生和革命群众被大批杀害，他被国民党独裁反动政府通缉，逃往国外，潜居上海。他不为此摧残而气馁，反而更加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与政治革命。在这期间，他就充满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活力，预感到革命战争不可避免，他利用冯玉祥将军送的50支步枪，数万发子弹，组织师生从事军事训练，男的学射击，女的学护理。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农夫的身手，联系农民群众和生产相结合，学校规定每个师范生要住在农民家里，拜农民为师，也交农民为朋友，耕种二分地，毕业时要考务农的知能，写结交的两个农民的传记，作为毕业论文和成绩。

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思想与能力，师范生都分配到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担任教学工作，为了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了解学生（儿童），和学生建立感情，学校规定每个师范生要结交两个小学生做朋友，记录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活动特征，作为毕业的论文之一和成绩。为了开展农村的群众教育，每个师范生都分配到乡镇办平民学校，到茶馆、饭店，进行文化宣传工作。

陶先生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和活动能力，在农村开展文学艺术活动。为此，他除了成立儿童文学创作组，绘画组外，还组织晓庄剧社，作为文学艺术学院“教学做”的阵地，既教育学生，又为农民、工人、学生演出，宣传民主进步。他自任社长，还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编著了反映农村民主革命的剧本《香姑的烦恼》，反映学生的革命精神的《月亮的叹息》，还同南国社（田汉组建的话剧社）建立合作关系，请他们来晓庄指导学生（主要的是晓庄剧社的社员）进行戏剧教学做。聘请田汉及其南国社的编导、主要演员当指导，并选演剧本《一致》、《湖上悲剧》、《生之意志》、《南归》、《苏州夜话》等。陶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参加演出，担任主要角色，如他曾扮演《苏州夜话》中的老画家。他为了培养社员的艺术情趣，亲自带领演员到玄武湖和秦淮河泛舟夜游，排练节目。还带领剧团在南京城、无锡市、镇江等地向工人、学生演出，反应良好，收获很大，在我国的艺术史、教育史上应该说是独树一帜，要大书特书的。

为了解决生产与学习的矛盾，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培养具有“手脑并用”的人才。陶先生在办晓庄学校受到挫折取得了经验教训之后，在三十年代国内形势仍处危难时，他在上海大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学团”（勤工俭学的更高级的形式），接受了—批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年入学，为抗战建国准备了一批力量，当日的学员曾是解放后省级和中央部级的一些出色的干部。

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愚民政策，不要人民有文化知识，不进行扫盲，而作为民间的教育组织又无物力和财力，同时他发现小学生能担任扫盲的任务（他是从他的儿子教母亲识字获得经验而坚定这个信念），30年代初在上海正式提倡“小先生制”，开展扫盲工作，要在全国四万万人民占大多数的文盲中开展扫盲运动，结果很好，既做了扫盲工作，又让小学生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取得了宝贵的生产和社会知识。

从以上的教育历史事实中，论证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人民教育思想，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思想，他从一定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在生活实际中教育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造福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教育理论与在实践中证实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性。这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实质。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实质决定了它的进步性和发展规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侵略我国的序幕，即：“九·一八”侵犯我国辽宁省沈阳的暴行。接着是“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失败。国难当头，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妥协投降安内然后攘外政策，自此以后，国土一块一块沦陷，国耻一年一年加深，爱国的人民和知名之士的爱国爱民之心口益增强。中国共产党在此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奋起号召团结全国上下爱国力量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挽救我国的危亡，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开放民主，一致对外。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妥协投降反共独裁的政条，国难日益严重。

陶行知先生在这个国难严重当头，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救国主张。当1935年中共上海党中央局被破坏后，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国难日深时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到华北抗日前线，除沿途向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外，特向华北前线的军民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教育农民坚持抗日救亡。他们行程五万里，经过23个省市，所经过的地方都种下抗日救亡的种子。他们用文字、口头、歌咏、戏剧、舞蹈，宣传抗日救亡，教育广大军民，起了重大作用。陶先生以抗日救亡歌咏为教育广大人民的力量，大力倡导大众歌曲和组织大众唱歌团，开展宣传教育。在工厂、农村、城市、居民中组织夜校，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和学习文化，教育人民奋起抗日救亡。

陶先生认识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抗日救亡，建设富强的中国，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他在此时兴起学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倡导从儿童少年开始学习科学。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为了宣传和推行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上海出版“生活教育”期刊。

1937年7月7日，抗日烽火在芦沟桥燃起，全国爱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奋起参加和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时代进入了伟大的抗战时期。这时陶先生还在国外，从事国民外交，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和华侨，宣传我党和爱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援助，历经28个国家，发挥极大的作用。抗战的第二年他回到国内。回国后，为了进行抗战建国的教育，先时在重庆蒋介石接见他时，他为了首先要培养高级师资，曾向蒋介石提出要办晓庄学院，被蒋介石和陈立夫拒绝，藉口办师范性的大学，不能由私人办。陶先生转而自筹经费，在中共的领导下和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支持下，创办起“育才学校”，以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和烈士子女入学。设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文学组、绘画组、音乐组、戏剧组、舞蹈组等中等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同时在育才学校各专业组设艺友制大专班，招收高中以上有专业才能的青年随专家学习（可以称为变相的大专班）。这所学校对青少年的启发和专才培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今副总理级的国家干部、高级工程师、专家、教授，许多人都受育才学校的教育，陶先生的启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开始，由他的学生（那时他们得力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有的已从监狱解放出来，同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的学生一起）在上海成立“战时教育社”，依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开展战时教育，编辑出版《战时教育》、《战时儿童》期刊，由生活书店出版，还编辑出版《战时课本》四册，战时课本新指导书两册，供应全国中小学、民众、军队教学使用。接着又为生活书店编著“抗战建国读本”16册，供全国中小学使用，发行量很大，作用很大。1939年，由《战时教育》改的《生活教育》仍在重庆出版，根据1938年生活教育社的需要作为社的期刊。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抗战教育研究会”，1939年在重庆发展为全国性抗战教育研究会从事抗战教育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大批陶行知的学生、朋友，许多旅行团、孩子剧团转入华中苏北、华北敌后解放区工作，在那里以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办了中学、小学、师范、职中、教育学院、建设大学，为抗战和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们党提出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全国掀起民主运动。陶行知先生依照他的教育思想，也进入民主教育运动时期，在重庆首创“社会大学”，一是为了没有条件进国民党办的大学的青年学习大学知能创造条件，一是以社会大学为阵地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反对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利用他们权力和美国的支持，大兴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也反民主教育。陶先生就在这时候被迫害而去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应该极大地发挥作用，为建国的教育作出贡献。可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建国初期他就被反《武训传》株连并被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他的中国式的教育种子被忽视。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及1981年10月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时，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肯定了陶行知和他的教育思想及其他思想学术。1985年9月5日中国陶研会成立时，胡乔木同志再次给陶行知先生及其思想作公正的科学的肯定，同时正式平反了批判《武训传》所受的株连。从以上历史事实说明，陶行知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服务于中国革命的，跟着中国共产党步伐前进的，当代是党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时期，也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无疑也将进入伟大的时期，为此政治路线服务，为此伟大的时代作出贡献。

三、当代如何实践

40年代，当陶先生逝世时，毛泽东同志就高度评价陶先生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次胡乔木同志又—次代表党重新称他是“伟大的教育家”，1985年9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在中国陶研会成立会上讲话时说：“我支持、赞成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搞好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是有好处的。”1985年12月28日中国陶研会举行常务理事会时，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在会上讲话时说：“陶研工作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及当今我国党政领导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肯定和重视，表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代我国，甚至在当代世界，也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下面我就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当代我国和我省如何实践，谈几点意见。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进入伟大的新历史历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其逻辑规律和历史上实践经验，现在已进入当代的历程，就是要以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质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培养人才开拓智力的教育作用。

二、遵循党的教育方针、路线、政策为前提，发挥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作用。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各级各类人才。党的教育的战略方针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党在知识领域的政策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根据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依据，遵循以上原则是合乎规律的，也是最大的最新的动力。

三、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贯彻这个决定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步。改革是一场革命，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就是革命性，从其教育历史证明了这个论断。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如此，而开展教育实践也应如此。

四、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实践范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其实质和科学性来说，是适用于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但步骤上仍须从试点开始，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在重点上，我以为应放在各级师范教育，大专中的职业教育，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幼儿教育和扫盲教育。师范教育是培养师资的，教师好坏对培养人才的成功与失败起重要的作用，陶先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中首先办师范。还可以搞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试验。

四、恢复和发展陶行知先生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

我认为陶行知先生20年代在南京晓庄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和后期的晓庄学校，是一所完整的体现陶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新型的中专、大专师范院校。第一，它是革命的学校，明确宣告它为改造农村而办的学校；第二，它是一所教育科学实验的学校，实行科研、生产（农业生产）、教学三结合；第三，它把学校的门打开了，以整个社会（世界）为学校；第四，整个学校活动就是一个大的教学做过程；第五，师和生，师生和农民，师生和家长团结合作，生活在一起，共同过着改革和建设的生活，科学文化的生活，友好合作的生活，同甘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为创造新生活新教育新社会而努力奋斗。在现在的形势下，我建议国家教育委员会恢复晓庄学校（包括高师、中师、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而赋予当代的内容和要求，作为教改的试点。这所学校仍可办在南京晓庄，即扩大现在的晓庄师范办成。

重庆育才学校是所试验从小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试验是成功的，取得了经验，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专家、教授。当年的学生，现在都可成为新的育才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这所学校以办在北京为宜，外省市可办分校。

以原上海市“山海工学团”为模式，可在乡镇企业和老、少、边地区开办。目前有些乡镇企业的职工虽在求学年龄，但因可就业赚钱，就不愿学习，甚至说中学大学毕业就业的待遇同他现在没有上中学大学而就业所得的工资待遇一样或者更多，何必去进学校。“工学团”一方面可以解决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思想文化水平成为“四有”人才。福建老革命根据地在龙岩市办了一所职业大学（闽西大学），走读的学生因为家庭穷困，上学时只能带米粮做饭而无钱买菜，长年以盐水和菜干下饭。这些学生正在长身体，这样下去，虽然长了知识，但坏了身体，像这样的大学就应搞勤工俭学或办成“工学团”以解决学生的生活、学习费用，以保证身体的素质。

实行小先生制以开展扫盲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文盲数字还很大（二亿多人），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高民族的素质十分不利，而靠学校教育来解决，既费时日，也缺财力人力，而利用小先生扫盲的办法既快又好。陶行知先生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个真理，因此，我建议国务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协同团中央共同研究，作出一个决定和制订一套办法，发动全国少先队员担任小先生，开展扫盲工作。

福建省陶研会决定，由陶研会带头，联合省教科所，福州师范和师专选择一所九年制的学校（暂定福州市王庄学校）进行教改试点。办成科研、教学、生产、社会活动相结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包括办社会大学和扫盲）相结合的学校。试点方案已拟就，也取得王庄学校的赞同合作，一俟有关领导单位批准，即可在1986年秋季开办。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曾尊称陶行知先生为“万世师表”，是十分确切的。我认为在当代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要全面地向陶行知先生学习，以陶为师，首先要学习陶先生“爱满天下”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胸怀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教育事业的无私的伟大精神。只有以他的胸怀和精神为榜样才能学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以指导教育改革实践。

[1] 原载《陶研通讯》，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