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行知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纪念会上，我曾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左”倾思想影响，并希望在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并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教育方针、指示的基础上，注意研究和正确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

那次我说：作为比较早地和陶行知先生发生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共产党员之一来讲，我在长期保持和陶先生真诚相见，积极合作的基本态度方面，可以聊以**。对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平等待人、助人为乐、放下架子、赤脚下乡、无私无畏、破旧创新、身体力行、不断前进等等高尚品德，一直极为崇敬。可是，我过去曾先后给他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等三顶帽子，说明我以往虽然避免了某些过左行为，却仍然存在“左”倾思想影响。

我也说了：现在我越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越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文件，越学《邓小平文选》，并重读陶先生的许多著作，就越加认识到，我以前的好些想法，都应该认真加以改正。但是那次尚未讲清道理，现在想再进一步着重谈谈必须改正“左”倾看法的几个主要理由。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我曾提起，我们不单不应给他扣一顶改良主义帽子，也不能仅仅说他是由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还应该看到，他是由新民主主义愈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要结合他的具体言行，好好分析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思想的实质。

他的基本思想，早已由他自己归结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对此，他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曾作过多次讲解，越讲越明确了他所特别重视的要点。关于“社会”、“生活”，他在起初只着重谈“乡村农民”、“乡村教师”，讲求“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到后来就愈益强调了以“靠自己动手做工（种田）吃饭的真工人（真农人）”为主的我国“劳苦大众”，争取“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的“革命生活”。关于他视为教学中心的“做”，起初只泛指“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后来就特别着重强调了促使我国大众“觉悟、联合、解放”，“捣碎痛苦的地狱、创造人间的天堂”的“行动”。为此他一直都非常注意适应我们这个“穷国”要造成这样一个大变化的实际情况，要求多想穷办法、新办法，反对传统教育，超然教育，洋化教育。

他的这些基本思想究竟说明了什么？我觉得，这在实质上就是表明，他虽然重视学校教育，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是从我国整个社会着眼的，是特别着重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而且无论是讲社会或学校的教育，都是以当代我国社会实践为依归的。特别是到了后期，更是以革命的社会实践为中心，来认识和处理教与学、教育与实践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能跳出只片面重视学校教育的狭小圈子，才能打破只一味强调老一辈给下一代传授知识的旧教育思想，转而用广义的教育观点来看待教育，注意紧密结合社会实践，根据当前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办教育，那就不单易于认清陶行知先生这一思想的主流，而且不能不承认，他这种教育思想的实质，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事业所理应坚持的主要原则是有共同之点的。

在这里，陶先生自己最重视的是“生活即教育”，我拟另文细加研究，目前想以社会与学校的关系为主，先作初步探讨，兼论其它几点。据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前，除宣传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旧教育等等外，只能要求“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2]，并依靠部分进步文化教育工作者开展社会文化教育，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教育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列宁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就明确指出了：“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3]。并且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多次召开社会教育处长会议，一再强调“同宣传鼓动联系着”的“社会教育对于改造整个生活有重要意义，必须找出新的方法”[4]。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我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就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必须密切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实践，十分重视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然，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有些事要由党与政府统一抓，有些事要靠各地、各方面、各单位分工协作办，但教育部门不仅要直接负责或参与一部分工作，而且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说到底也属于教育范畴，学校教育更不能孤立办学，因而就必须把它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统一研究。

我们当然不能不重视学校教育，我们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办幼儿园、办中小学，为培养各类中、高等专门人才办大学、办中专。可是我们所重视的学校教育，乃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新学校，决不是脱离社会、脱离革命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片面偏重死知识的旧学校，而且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多次有关指示，我们党从来都十分重视实践教育，都强调要把解放军以至全中国办成大学校；都把实干中的学习看成更重要的学习；把在党与政府统一领导下，对革命实践能直接起更大促进作用的社会宣传教育，看成更为基本的革命武器之一。回顾我们已往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也可以看到，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所担负的具体使命，都比学校教育更为广阔、繁重、深入、持久，因为它要管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男女老少、十亿人口、思想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永无休止。远者不谈，只要正视一下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及其为现阶段四化建设愈益做好准备的每一有力步骤，就可以证明。所以不管某些教育工作者如何看问题，我们党在实际上不仅十分注意掌握好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各项工作的辩证关系，而且一直都是在统筹大抓实践教育与整个社会宣传教育的前提下改革和发展学校教育，又把逐步普及与提高学校教育作为条件之一，更有力地抓好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的。

毫无疑问，由于现在我国社会的整个情况，和陶行知先生生前所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当时能亲自进行的实际活动又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在某些具体的方针办法方面，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过与不及之处。可是用我们在当代中国教育方面所应该坚持的上述主要原则作为理论武器，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较一下陶行知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写当时反动统治思想相对抗的教育思想，则显而易见，不仅在实质上和我们基本相通，不仅十分难能可贵，而且正如胡愈之同志所说，如果陶行知先生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和我们同心同德，大力提倡“四化教育”。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对他在教育理论上的这一重大贡献等闲视之，甚至反而乱扣帽子呢？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教育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来的，而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反复靠实践来检验、改正他原先对国内外的各种学说的认识（包括我国的王阳明学说和美国的杜威教育学说），然后经过渐变到突变，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早期与后期两大阶段。

关于早期陶行知教育思想，如果可以把他在1924年前后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看做酝酿期，把他在1923年开始提出“平民教育下乡”看做其后提倡乡村教育的萌芽，那就可以认为其形成时间是在发表《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十八项《信条》等重要文章，并与晏阳初等人分道扬镳、下决心脱离高等学府、赤脚下乡筹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时正是我国1924—1927年大革命进入**的1926年至1927年春。从他当时在《宣言》、《信条》等著作中所揭示的初期生活教育思想和实际行动来看，从他已愈益注意面向工厂与农村，并且特别着重面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强调唤醒农民、改造乡村、改造古国，强调乡村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应当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等等言行来看，显然已经超越了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具有虽不完整、却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时期更为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而且根据他所谱写的晓庄校歌《锄头舞歌》和他于1927年8月招待南京市教育局长及各校校长时的讲话看，还可以了解到，他那时并非只从教育方面考虑问题。在《锄头舞歌》中他着重号召唤醒锄头来革命；在讲话中更明确地说：“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这些话虽然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讲的，却说出了他过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难于公开讲出的心意，不仅更足以说明他早已就具有一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且证明他那时尽管对大革命的认识还有不少局限性，却决非完全无视革命的单纯教育救国论者。

关于后期陶行知教育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上都由较为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愈益走向社会主义。时间主要是从1932年前后到他不幸逝世以前的十多年，这一时期他整个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三大步：

第一步是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前后，这一步的主要表现，是在经过一段摸索后，先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又毅然决定为冲破国民党的反动束缚，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而倡办工学团。而且除在谈到乡村工学团时，强调要以“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真农人”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为目标来办理外，还愈益明确地重视了以“真工人”、“真农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先是批评国民党召开的所谓国民会议的“会场里找不出一个靠自己种田吃饭的真农人，也找不出一个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后更公开说明“我们整个理论是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真农人和劳苦大众的小孩为基础”的。并且十分鲜明地宣布“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要“联合机器来革命”（见《锄头舞歌》于1933年新补充的第五段），从而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号召，提出走“穷国教育”、“穷人教育”的新路子，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的新办法，发动工农群众自己创办既做工、又学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作准备。

第二步是在我党发表“八一宣言”、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初期。这时的突出表现，是连续发表了《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民族解放大学校》、《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文章，特别强调唤醒、团结和依靠“被压迫大众”，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且比前几年更进一步，公开走上“抗日救国”第一线，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亲自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回国后又在普遍宣传、推广抗战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创办育才学校。这样，就不单使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当时我国主要历史任务——抗日救国紧密结合了起来，而且把他的努力和希望都着重面向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

第三步是在四十年代前半段，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公然掀起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的**及日本投降后更进而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几年间。这时，他不仅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群众一同奋起反对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不仅比以往更公开地强调反对由“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赞扬由“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民主”；实际上还超越新民主，比以往更明显地提倡和宣扬了好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质的重要主张。例如：

（一）提倡包含“集体自治”、“集体探讨”、“集体创造”三种要素的“集体生活”；

（二）提倡新“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

（三）进一步提倡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创造精神；号召“迎接东升的太阳”、“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

（四）提倡“文化为公”，“教育为公”，办“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办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

（五）倡办“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大学”，宣传“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教人民做主人”，争取“觉悟，联合，解放，……创造”，“捣碎痛苦的地狱，创造人间的天堂”。

当然，他在起初有些话还说得比较含蓄，但是积极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就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足够理解和应有评价。

三、陶行知在政治和哲学思想上的变化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愈益发生上述变化，主要是在从1926年至1946年的二十年中。这和当时我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可分，和他自己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上能随着客观实际不断提高认识、走向进步更有决定关系。他起初在《锄头舞歌》里歌颂“天生孙公做救星”，说明他在那时还只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可是到三十年代初，就愈益洋溢着支持工农大众“翻造”“人间地狱”的思想感情；愈益认清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愈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和自己原先的老朋友如胡适之流划清了界线。到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更愈益从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发展成为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所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事业，不仅愈益信赖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而且愈益成了共产党及解放区培养、输送革命干部的据点。

上述各点虽只略述梗概，但已足可证明，给他扣上“改良主义”、 “实用主义”的帽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至于我们过去所说的“新马尔萨斯”和五十年代所谓的“新武训”等等，更早不攻自破了。

我这样讲，决不是说陶先生的思想已经完全完满无缺。事实上，在他的思想中不仅还有好些需要结合今后的社会实践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就反复强调永远都要不断“前进”，“创造”。但是按照上述主要之点来看，我觉得，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他有关深入改造旧学校教育，积极开展整个社会宣传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对于当前我们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促进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发展，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更有效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教育，还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除深入学习党中央有关指示和老解放区成功经验以外，很需要一面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正反经验，一面密切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采取去粗取精、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态度，为抓紧搞好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教育，而好好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使能为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1] 选自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3]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4] 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三次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