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于1946年1月15日在重庆市管家巷28号院内正式开学。这是陶行知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支持下办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不久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在这期间，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反对内战的群众斗争日益高涨。当时，陶行知先生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团体，为了促进重庆的民主运动的开展，每周星期六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举办民主讲座，周恩来同志曾经去讲过形势和任务问题。许多来听讲的进步青年，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

青年们的要求，由金秀堤、周西平、陈作仪，王性容等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青运的刘光同志作了汇报。刘光同志很支持，要大家团结起来想办法，组成学习的团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当金秀堤等向陶行知先生汇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学习的心愿时，陶先生具体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培养在业青年为主的文科夜大学。他说，他有这个计划已经多年了，但过去的政治条件不允许，现在政协成功了，可以办了。早在1938年秋，陶先生由欧美归国途经香港时，就发表他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培育人才幼苗；三是办店员职业补校，动员华侨抗日救国。陶先生回国后，为此曾找过蒋介石，找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都未能实现。只是在香港他倒立即办起了中华业余学校。又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克服重重阻挠和干扰，才办起了难童学校（即育才学校）。

1945年12月下旬，陶先生与方与严同志召集茶会，专门研究筹办社会大学的问题，陶先生阐述了办“社大”的意义和方法。会后，由金秀堤、翁维章、李企实、章增扬、徐健等出面，在一次民主讲座上提出筹办“社大”的倡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大家按照陶先生提出“自己来发起，自己来筹款，自己选校董，自己选校长”的办法，首先商请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饶国模、任宗德、史良、周宗琼、陶行知、李公朴诸先生为校董，公推冯玉祥为董事长，推举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去昆明后，由方与严继任教务长）。又在学生中选定金秀堤、周西平为教务工作人员，翁维章为总务工作人员。

由于党的支持，各界进步人士的赞扬，很快就聘齐了教授。他们全是进步的知名学者，其中不少是党的负责同志。

学校的经费，除陶先生募捐和育才、生活教育社垫支外，还向学生收很少一点学杂费，因此开支很节省，办事人员就由学生担任，不要钱，教授也基本上是尽义务。

招收学生，陶先生主张不受年龄、学历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但也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因此也进行必要的入学考试。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学生报名要有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介绍人。

整个筹备工作只进行了二十几天，就正式开学。1946年1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饶国模、任宗德、周宗琼等到会并讲话，周恩来同志也亲临参加。

办社会大学，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一次创造性实践。他办社会大学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相结合的，从这点出发，决定了学校的宗旨、方针、学制、课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社大”的宗旨，陶先生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他认为“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什么是大德？就是觉悟、联合、解放、创造。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摧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也是社会大学的宗旨。”在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他说：“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

根据这样的宗旨，“社大”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四项为教育方针。李公朴先生具体解释：人格教育是以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的建立为中心，而这又是四项教育的重点、核心。

“社大”的课程，分三类设置：一是每系都要学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近百年史”、“中国政治问题”；二是各系专业课；三是专题讲座，又分系讲座和校讲座两种（也邀请校外的一些人参加听讲）。举办过专题讲座有：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的几个法则》，邓发的《民主政府的工业和劳工政策》和《欧洲职工运动》，田汉的《西南地区的文化生活》，于怀的《国内局势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柳湜的《边区民主教育的新气象》，梁漱溟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要义》，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等等。冯玉祥，沈钧儒、章伯钧等都来做过专题报告和讲课。

“社大”是一所夜大学，每晚六时半至九点五十分，上四节课。

“社大”始终坚持民主办学，学校虽有董事会，但决策机构却是由校董、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各项日常工作也都是在校长领导下，由同学自己动手，分工负责，充分当家做主。在学习上，陶校长也强调民主精神。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在学习讨论中能够各抒己见，而又服从真理。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益处。对于时局，对一篇著作或一部电影，同学们都经常座谈，从中学习观察、分析问题的本领。

“社大”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教授为辅”，提倡“教学做结合”，强调“主动、实践、集体”。各系都编有学习小组，实行学习互助，开展课堂讨论，进行专题研究。专题都是结合实际选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等。学生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爱好，组织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采编研究组等，文学系还成立了“新芽文艺社”。各系都办有壁报，每周一期。学习研究的空气是很浓厚很活跃的。社会实习，则因系而异，文学系到《新中国剧社》实习，教育系后来在行知小学等处实习，新闻系到《新华日报》实习。各系都有学生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的采编、发行工作。

学期终，从五个方面进行考核考试：（一）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要说明学到了什么，教给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二）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交换意见，但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正认识。（三）系内各小组写出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四）组织集体专题研究，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五）每人写一篇学风和作风等方面的自我反省。采取这样的学习和考试方法，同学们很有兴趣，学习很自觉，学得生动活泼，收获很大。1946年4月29日，社会大学第一学期结业座谈会，应邀来参加的有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何思敬、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张友渔、杜国庠、施复亮、阎宝航、周新民、陈家康、力扬、孙铭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等。会上，李公朴副校长对全校的学习作了总结，四个系的同学汇报了学习心得。在听了这些发言以后，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周新民、郭沫若、沈钧儒、杜国庠等老前辈都讲了话，除勉励同学们要树立革命品德，获得真知外，对“社大”的宗旨和方针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同志还把“社大”的学习与解放区的教育情况作了比较，高度赞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学教做结合”的精神。

社会大学是一所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学。经过学习，同学们对哲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虽然是初步的）的认识。这种学习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教授们在讲课时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同志讲《经济学》，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先生在讲《中国政治问题》时，着重阐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并联系分析旧政协的有关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同学们都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中，“社大”同学参加了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在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社大”与“育才”合组了十个宣传小组为前导，走在一万六千多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进行街头讲演与化装游行宣传。在“美军撤出中国周”的活动中，同样是以“育才”、“社大”学生为骨干组成抗议美军暴行联合宣传总队，与各区的宣传队一起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在二月五日与二月八日的游行宣传中，“社大”和“育才”的不少同学被敌特毒打致伤，有的被捕。在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和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时，社会大学的同学联名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信，号召广大学生坚持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以后又组织同学们参加武装起义，参加《挺进报》的出版发行工作，直至解放。

在学习和斗争实践中，又把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中心的一环，许多同学在“社大”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作仪、韦德富、胡作霖、单本善、高力生、刘光荣、程谦谋、朱竟、邵文征、袁尊一、钟奇、周后楷、王有余等同学，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社会大学的“学教做结合”，首先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指导实践。

人格教育是重点，丝毫不意味着放松知识教育和技术教育。同学们在各自的系里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由于当时注重实习，运用，学得还是比较扎实的。有的同学至今还在从事党的经济、教育、新闻、文学等事业。

社会大学从孕育到诞生，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一方面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与破坏，形成了尖锐的斗争。陶校长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依靠党和群众，坚定地挫败了反动派的种种阴谋诡计。刚开始招生，就有人拿着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长的介绍信来报名，结果被我们以考试不及格的办法打发走了。刚开学一个月，国民党教育部就训令重庆市教育局“观察”“社大”，他们一来就百般挑剔，说什么只有四个系，不够三院，不能称大学；又说无立案手续；又要筹基金等等。教育部还有“社大”“设备简陋”的批语。对此，陶先生说：“说‘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一些东西，如洋房、基金、立案之类的阻挠，要新的大学之道。说我们‘陋’则不同意。《陋室铭》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社大’有热心的教授，有好学的青年，有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把他们顶了回去。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7月11日，李公朴惨遭暗杀，7月25日陶先生因劳累过度，忧愤过深而不幸逝世。在此情况下，“社大”还办不办？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等同志表示，一定要支持“社大”继续办下去，继陶、李的遗志。史良大姐、邓初民先生挺身而出，接替死者岗位，出面领导“社大”工作。经过一个月筹备，“社大”第二期又在九月正式开课。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社大”下了毒手，指使其特务报纸《新华时报》发表极尽造谣之能事的所谓“独家新闻”。接着，在1947年3月2日，国民党派武装搜查育才学校，查封了社会大学。

“社大”被反动派武装查封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回延安，许多老师也被迫离渝。但“社大”并没有被反动派消灭，她存在着，坚持着，斗争着，只是变换了形式。各系按同学们居住地区划分小组，坚持自学互助。文学系以“新芽文艺社”的名义继续活动，下分五个大组和若干小组，共同商定阅读书籍和研究题日，分头准备，定期讨论。这段时间在艾芜、力扬、林辰、孙铭勋等指导下，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的《祝福》、高尔基的《夜店》、巴金的《家》、艾青的《大堰河》、艾芜的《故乡》及《南行记》等。当然，上课、讨论的地点变了，不再是管家巷，而是流动的。真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还几次问到史良大姐：“社会大学的青年，有人来看过你吗？”“我们社会大学那批青年，不知现在都在哪里？”这里，凝结了周恩来同志对“社大”学生的亲切关怀。

应当说，社会大学的整个实践，是对陶先生新教育思想的一份很好的答卷。

[1] 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