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永远不能忘记，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的朋友、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的战士陶行知先生逝世的一天。

大约是上午十时，田汉先生带着他的女儿，到佛光医院来探视我。当时我的黄疸病，还是很严重。医院院长李佛光先生，和田先生是朋友，他留田先生和他女儿午餐。我虽然不能吃饭，也勉强从病**起来，坐在餐桌的旁边，听他们谈话。

正在午餐的时候，一个青年很慌张的跑进来。我认得是楼肇础君，他是生活教育社的社员，是行知先生经常派来看我的一个朋友。

楼君每次来看我，脚步是很轻的，这次脚步沉重，面色慌张。我知道，一定有什么意外的事，这意外的事又一定与行知先生有关。我即刻就联想到《文汇报》登载的“黑榜”，联想到行知先生的“黑榜”上的“探花”。

果然楼君带来的消息是“陶先生中了风”！而且“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李医师即刻穿衣服，他的夫人一旁替他准备药箱。大约在五分钟之内，田先生和李医师，在楼君的向导之下，就赶赴行知先生的病所。我要求同去，被李医师劝阻。

我回到病房找寻我的内人淑婉，还是想在她的扶持之下看行知先生，恰巧她出门了。我躺下，我又坐着，实在不安。我还是要去，我穿好了衣服走下楼梯，但我的两腿实在无力，又走回病房，脱了衣服，躺在**。

不到二十分钟，李医师和田先生回到医院，他们带给我的是行知先生已经逝世的噩耗。像电一样触到我的神经，使我不自觉地从**爬起来，我拉着李医师的手，我问他：“是不是中毒？”他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他说：“太迟了！”我禁不住我的热泪滚滚而下，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正在这个时候淑婉回到医院，我又想和她同去爱棠新村。田先生和李医师又劝阻我，说我不能受刺激。但田先生却催淑婉快去，陪伴陶夫人。

淑婉去了，李医师去了，田先生因为要通知其他的朋友也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人。已经是傍晚的时候，我躺在**，望着模糊的电灯，我回想我和行知先生的关系，从听到他的噩耗，想到我和他最初的见面。

二

我第一次见到行知先生，是在晓庄师范。在没有见到他以前，我想象中的行知先生不过是杜威博士最好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其他穿西服说洋话的洋学生恐怕没有什么区别。他所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也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教会学校，和其他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怕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见到行知先生时，他说话并没有夹一句英文。他身穿的并不是洋装，而是一身土布的学生服。再看晓庄师范里面，并没有礼拜堂，这里的学生也看不到一个花花公子、摩登小姐，尽是一些农民子弟。从这时起，我才改变对行知先生的观念。

第二次和行知先生见面，是在长沙。那时正是抗战的第一年，武汉还没有失守。日本的法西斯，还在用美国飞机和炸弹围攻武汉；而帮助我们保卫大武汉的，正是被目前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新帝国主义”的苏联的飞机和大炮。这时我正在长沙主持中苏文协长沙分会的工作。

在某天下午，我和吕振羽先生从岳麓山躲警报回来，沿着湘江东岸往北走，在小西门附近看见行知先生迎面而来，还是穿的一身藏青色的布学生服。我和吕振羽招呼他，邀他到中苏文协去谈谈，他说，“来不及了，今天就要动身到重庆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他先和我们说了一句笑话，他说“有了陶德曼就用不着陶行知”。但接着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他说有人要他留在武汉做三青团的干事，而且留他的是一位贵夫人。但他有一个建议，三青团最好不要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他应该是中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青年的一个综合组织，结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了。自然也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但他认为有一个工作比任何工作更重要，就是保育我们的下一代。他说：“现在成千成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有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说到这里，他因为急于要去接洽交通工具，我们就握别了。

第三次见面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天。这次见面，是在冯焕章先生的官邸。那时冯先生住在巴县中学里面，我在冯先生那里讲授中国历史。有一天，正在午餐的时候，行知先生来了，还是穿的那一套藏青色的布学生服，不过加穿了一件黑色的旧外衣。冯先生以为我们不认识，还替我们介绍。行知先生，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已经创办了一个育才学校，抢救了两百多个天才的孩子，现在住在一个古庙里，你来得好，这些孩子正等着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关于创办育才学校的经过。从此以后，我和行知先生就经常见面。我在报纸上常常看到他的诗歌，他的演讲辞，这些都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

使我对行知先生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简直可以说使我对他发生信仰，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以后。因为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到育才学校讲了二十一天的中国历史。在这二十一天中，我看出了行知先生所创导的生活教育，是一种人民本位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和生活打成一片，也和人民打成一片。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告诉学生不仅从书本上学习，同时要从生活的实践中学习；不仅要从教师学习，同时要从老百姓学习。一言以蔽之，就是告诉青年最可靠的智识，是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识；最有用的学问，是具体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当然是一种革命的教育，人民所需要的教育。

同时，我也看出行知先生所创导的人才幼苗教育，已经有些成效。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自己编的剧本，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中能够分析时局。这些，都证明了天才教育是一种适合于人类智慧发展的教育。

此外，从许多细小的地方，我又看到行知先生对孩子们的关心，比父母关心儿女还要周到。他关心他们的营养，关心他们的寒暖，关心他们的疾病。在二十一天中，我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因为受了委屈或思慕家庭而哭泣的。从这里，我感叹行知先生所怀抱的人类爱之博大。他有宗教家的心肠，但和宗教家不同，就是他有所爱，也有所恶。我记得他向我说过，“我什么都不抵抗，只抵抗一种东西——法西斯。”我以为他这种反抗强暴的精神，正是他伟大的人格之基础，正是他不朽的光辉之源泉，也正是他博大的人类爱之最深刻的表现。

三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和行知先生就成了患难中的战友，经过的事情很多，有许多事情，已经在记忆中渐渐模糊了。但有几件足以特征他的性格的事情，到现在，还在我的脑筋中，留着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有一个时间，育才学校的经费非常困难，几乎要关门。我听到这个消息，以为他非常着急，赶去看他。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比每一次都要愉快。他一看到我，连忙把书翻放着，不等我说话，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中国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猜是谁？”我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更不会是汉奸曾国藩呢！也许是那一位无名的民族英雄吧？”他说：“你猜错了，他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乞丐。”接着就把那本书交给我，原来是一本《武训画集》。他很兴奋地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恐怕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领导我，育才不会关门了。”从那里，我看出行知先生在任何困难之前，不肯回头，只要他认定这件事，应该做，他就一定要用种种的方法，坚持到底。这种精神就正是“仁者不忧”。

我又记得，当湘桂战事失败，贵阳吃紧，重庆动摇的时候，我以为他对育才学校的撤退，一定感到困难，去看他。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整理书籍。他指着书架上的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向我说：“你看，我前天在旧书摊上买了这样一部大书，一万块钱一本，从英国买，邮费都不够。”我说：“人家都在卖书逃难，你还买书，怎么搬得动啊！”他说：“我因为笃定日本人不会来，才买这部书。”我问他：“你根据什么？”他说：“我的根据，是日本没有消灭重庆政府的必要。”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行知先生在任何危难之前，决不慌张，但他的镇静，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精神，就正是“智者不惑”。

我又记得，在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中，在开会之前，有一个青年问他说：“也许今天又要重演较场口的事件，先生要小心些！”他回答那位青年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预备挨打的吗？”后来他在主席台上，用抑扬有致的音调，发表了简单而沉痛的讲演。他说：“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隔了几天，报上发表了他的“黑榜探花”。那时我已病倒，从地板上爬起来，打电话给他，不是告诉他我病了，而是要他提防“无声手枪”。他回答我：“我等着第三枪！”伟大啊！这才是“勇者不惧”啊！

但行知先生一生，刻苦自己，布衣粗食，砥节砺行，数十年如一日，我从来没看见他有过自己的家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谈到自己的儿女，更没有听到他谈到自己的生活。只有一次，那是在参政员除名以后，他告诉我说：“现在，我的内人变成了我的外子，我变成了她的内子。”我不懂，他告诉我：“现在她在工厂里做工，我在家里管事。”

但是他对于青年，对于朋友的诚恳和帮助，却是世所稀有。他的诚恳并不表现在面上，我从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热烈的表情。但他的内心，却蕴藏着最大的诚恳，燃烧着火热的情感。只就他对我而说，在抗战的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我的近著《中国史纲》第二卷，也是因为他的帮助，才从五十年代社赎出来继续付印的。甚至他对于我吸烟的嗜好，都没有忘记。他自己不吸烟，但外国友人送给他的香烟，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两支都替我留着，托人带给我。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支骆驼牌的香烟，附诗一首：

“吸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诗后还有这样一行注文：“美国Outerbough先生来访，送我―支烟，转送给你吧！八月九日，一九四四年。”

又有一次他送给我两包“幸福牌香烟”，这是托《悲惨世界》的译者微林带给我的，也附诗两首。

“这礼物来自罗斯福之国，里面包装着四大自由，借您的智慧之火点着，教他Puff出自由来。

这礼物来自罗斯福之国，里面包装着四次胜利，借用您的智慧之火点着，教他Puff出胜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一九四四年。”

现在，我读了行知先生这几首诗，大有感慨，因为“罗斯福之国”已经被少数法西斯分子所把持，在“罗斯福之国”出产的香烟中，再也Puff不出自由来了，再也Puff不出人民的胜利来了。

行知先生不仅对于我是如此，对其他的朋友也是如此，甚至对于疯子也不例外。我记得他曾经收容过两个疯子，有人要他把疯子驱逐出去，他说：“我不能驱逐他，因为他是一个疯人，他和普通人不同的，只是因为他受了环境的压迫，失掉了控制神经的能力，我们不能改造这种罪恶的社会，我们应该向疯子负责。”

没有自己，只有朋友；没有家庭，只有社会；平凡、朴素、切实、直诚、刻苦、兼爱，佛陀的慈悲。而这也就是“圣者不私”。

行知先生是仁者，是智者，是勇者，是圣者。不过他虽是圣者，但他不像孔子一样，顺风转舵，而是砥柱中流，所以他不是“圣之时者也”，而是“圣之背时者也”。

即因他是智者，所以富贵不能**；即因他是仁者，所以贫贱不能移；即因他是勇者，所以威武不能屈；即因他是圣者，所以美人不能动。

四

行知先生这次到上海来，他不是预备来考“探花”的，他是怀抱着救国救民的热情来到这东方的大城。他虽然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希特勒的子孙，虽然知道罗斯福的不肖子孙还在中国制造内战，但是他相信，和平与民主是今天世界史发展的道路，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一种新的希望。所以当他离开重庆时，他很高兴地向我说：“我这次到上海去，主要地是我做上海的工作，我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的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接着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张英文电报来给我看，这个电报是美国援华会给他的，内容是答应对于他所倡导的民主教育，将给以更大的资助。他告诉我：“我到了上海以后，同时也要和美国朋友商量，创办一个育才大学，在这个大学中，附设中学、小学和幼稚园。这样，我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可以全部实现。”我问他：“不设研究院吗？”他说：“我们不是已经有了文化研究院吗？”

行知先生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告诉我，“一到上海，就被青年所包围。上海的青年真可爱，他们希望和平，希望民主，和重庆的青年没有两样。可是他们遭遇的压迫，和重庆的青年也没有两样。”他后面又说：“我希望你能来上海，房子不成问题，我正以鹰眼狮爪替你注视，并获得房子。”

隔了几天，我又接到他的信，告诉我他已经替我找到了住处。在这封信的后面，他附了一句：“以后来信交吴树琴先生收。”我知道他已经被人注意了。

五月四日，我到了南京。我到南京，为的是看我的儿子，他被汽车压断了左腿。恰好这时行知先生也从上海到了南京。他知道我到了南京，到处找我，始终没有找到。因为我在南京，根本没有固定的住处，东餐西宿，终日徘徊于马路之上。后来他从我的一个学生转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他的住处和电话，要我接到他的信以后，即刻和他通个电话。电话打通了，他立时就来看我。

我们见面，是在一个大衙门的一间空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正借这间空的办公室校对《中国史纲》第二卷的初校样。他一进门，就和我说笑话：“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你怎么一个人就参加了政府呵？”我也和他说笑话，我说：“我不能等待了，先做几天官过过瘾。”坐了五分钟，他就提议邀我去游玄武湖。他说：“在南京看不见群众，只有看风景。”我因为有人约我午餐，时间来不及，他又提议改游鸡鸣寺，大约是上午十时，太阳很大，我们走了一大段路，才雇到一辆破马车。在车上，他问我：“你对南京的感想如何？”我说：“我没有什么感想，我只觉得国府路的两座牌坊，金碧辉煌，大有帝王之气。此外，到处可以看到日本人留下来的猎犬。”他说：“我以为你不如直截了当说‘南京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城市’。”以后他又告诉我一些上海的情形，他说：“我在上海讲演时，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政府还都，民主并没有还都’，你说对吗？”

第二天，他再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两天要回上海，问我几时去？我和他约定五月十三日乘早车赴沪，希望他派个学生到车站接我。但是当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时，我到达上海北站时，站在人丛中等着我的，还是行知先生。

我住的地方，是行知先生的朋友家里，非常舒适。第二天我和淑婉去看行知先生，他住在吕班路五十三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比他替我预备的要坏好几倍。这间房子的面积，约一丈六尺平方，里面摆了一架生了锈的铁床，一张方桌，还摆一个小五屉柜，剩下来的地方，就只能容两三个人了。只有西面有一个窗户，整个的下午都在西晒之中，热气腾腾，使人不可久留，但是行知先生似乎并不感觉。他只是问我：“你住的地方，没有什么不方便吗？”

以后，我每次去看他，他那里，都挤满了青年。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上海已经讲演一百次以上了。的确上海这个没有边际的人海，从行知先生来了以后，波涛才慢慢汹涌起来，而这到六月二十三日北站的十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便汇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啸。

我和行知先生最后的会面，是六月三十一日。那时我为了一种原因，已经从行知先生的朋友家中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了房子问题，每天奔走骇汗，但是因为没有黄金，始终没有找到房子。贫穷、流浪、疲乏，使我发生了黄疸病，但直至此时，我自己还不知道，心里实在烦恼。淑婉发起，邀我到行知先生那里去谈谈。大约是上午十一时，我们到了行知先生那里。天气很热，他穿着一件背心，正在和几个青年谈话。这几位青年看到我们进来，就辞去了，房子里只剩下行知先生、淑婉和我三个人。

我还没有等他说话，就大发牢骚，我说：“我们在上海是多余的人，上海的人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黄金。”他笑着说：“你是不是为了房子不耐烦？”淑婉就把我最近找房子的经过告诉他。他说：“其实你在我朋友家中多住几天也没有关系。”淑婉又告诉他：“因为两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天气渐渐热起来，怕人家讨厌。”他就开始说笑话了。他说：“没有结婚以前，一加一等于二，结婚以后，一加一等于一。你们虽然是两个人，不是等于一个人吗？”接着他又说：“不要着急，总有房子我们住的。时局好了，当然有房子我们住；时局坏了，也有房子我们住。”我问他：“时局坏了，怎么也有房子我们住呢？”他笑着说：“时局坏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住吗？”他这些笑话，倒使我的闷气挥发了。

我们要走，他一定要留我们午餐。在午餐前，他拿出他最近作的两首挽歌（挽两个外国诗人的，我忘记了名字）给我看。午餐时（我已经不能吃饭），他又向我说：“我在史高塔路有一间房子，只是没有卫生设备，假如你愿意去住，我可以叫生活教育社的朋友让出来。”我自然不能这样做。大约是下午二时左右，我们就和他告辞，他一直送我们到楼下大门口，望着我们走过了马路才回去。想不到这一次的分手，竟是我和他的永别了。

七月一日，我就病倒了。以后一天天地加重，到十五日，我的病便达到严重的阶段。在病中，我听了李、闻被刺，又听到指名要暗杀行知先生的消息。我知道，行知先生再不能刺激了，所以我的病一直没有告诉他，但是十五日那天报纸上发表了我病倒的消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我的，就是行知先生。七月十六日，我进了医院，第一个派人来看我的，又是行知先生。

从十六日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二十四日），行知先生每天都有电话打给淑婉问我的病（这时他的住所已经被宪兵查问过，他的行动，已不方便），而且每隔一两天，总要派人来看我。他听说我没有蚊帐，替我送来自己用以治臭虫的的的涕和吸筒，并且把自己**的一顶旧的蚊帐取下来送给我。的的涕我收下了，但我实在不忍心留下他的蚊帐。他听说我没有钱缴医药费，前后替我送来了法币四十万元（其中二十万元是冯焕章先生和其他利他社的朋友捐助的），一直到他逝世的前两天，还派晓光给我送十包“幸福牌”的香烟。他要晓光告诉我，还有十包，等我好些再送来，恐怕我在病中吸多了不好。这十包香烟，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天，还是依照他生前的意思送给我了，但我至今还不忍吸这十包香烟。

香烟还没有吸完，的的涕还没有喷完，医药费还没有交给医院，电话里的声音，还没有在耳朵里消逝，他耽心的病人，还没有脱离严重的关头，而行知先生竟溘然长逝了。

香烟，的的涕，医药费都在面前，只是八一五一三电话，再也叫不通了！睹物思人，我怎能不大哭！

五

大约是下午七时，淑婉回到医院。她告诉我，行知先生的遗体，已经送到上海殡仪馆去了。同时，晚报上也用大字刊载出行知先生逝世的消息。一切幻想都消灭了。现在，无聊的安慰，我只有寄托在传奇中复活的故事了。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在阴雨中，我在淑婉和李医师的扶持之中，走进了上海殡仪馆。用了行知先生送来的医药费，替他买了一个花圈。在他的灵前，行了最敬礼。最后走到礼堂背后的一间小房中，和行知先生作了最后的永别。

1946年9月18日之夜，上海

[1] 选自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