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现代”

“我们不歌唱远古，

我们不歌唱未来，

我们只歌唱现代：

歌唱从古以来之现代，

歌唱未来所以来之现代。

歌唱现代的战斗，

歌唱现代的创造，

创造到无穷的将来！”

这是陶行知1944年10月写的一首诗。

陶行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创立了一个最重要的流派——生活教育，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陶行知虽然已经去世三十九年了，但他依然是属于现代的，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是当今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属于全世界的，属于未来的。我们希望加强研究，以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遍地开花结果。

一、陶行知及其创立的生活教育

陶行知（1891—1946）是在国民党特务迫害下过着流浪的生活，突发脑溢血死去的。当时国民党特务先后杀害了闻一多、李公朴，黑名单上第三名就是陶行知。他意识到已面临屠刀，但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等着第三枪！”他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他仍然四处奔走演讲，加紧工作，一日三易处所，在这种情况下死去。正如周恩来同志电告党中央所讲的：陶行知逝世是由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

陶行知二十六岁时从美国回来，不是接受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过贵族式生活，而是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甘心布衣草履过平民生活。他的这个愿望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教育的奋斗目标，与资本主义教育有鲜明的区别，陶行知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辈子。他去世已三十九年了，我们为这个目标又继续坚持奋斗了三十九年，我们整个民族受教育的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我国基础教育落后，现在仍有两亿三千万文盲，再不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还会继续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特别是农村妇女。四川有一亿人口，在业人口有五千多万，其中文盲、半文盲就占30%，小学毕业生占40％，初中毕业生占20%，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在业人口是这样一种结构，对发展经济十分不利。

我们国家的就业率是很高的，四川在全国也算很高的，占总人口的56%以上。我们的人口这么多，就业率这么高，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文盲、半文盲这么多，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业率与文化水平不成正比，不但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包袱。大锅饭最根本的问题，并非在业率高不好，而是文化素质太差了，许多人不能干事情或者无法干好事情，劳动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发挥效益。我们要建立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得让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机会，让所有的人民都有较高的文化，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富强康乐。我们四川在制订农村文化教育发展战略时，规定了这样一条：所有的劳动力至少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师范院校的同志们，搞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能够有陶行知那样的愿望，有陶行知那样的决心，真正去研究和解决使全国人民受教育的问题。

建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成绩是巨大的，规模是空前的。另一方面，我国教育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十分突出的。我们的教育搞了几十年，微观管理搞得多一些，宏观管理考虑得不够。至于整个县，整个省，整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搞教育，懂得的人就很少了。陶行知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的愿望，通过他个人的奋斗，后来又在党领导下奋斗，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当然他的愿望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现在取得了政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的。

陶行知回国后，主张建立一个富强的新国家，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他不是为搞教育而搞教育，他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国富民强，创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安居乐业，就相当于小平同志讲的小康社会。陶行知奋斗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安康，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把读书作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1919年，他在《普露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中，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以来的伟绩。1928年5月他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国家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他列举了三个人“各有超越的见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要有高度的文化才能建设共产主义。读书作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被说成是不问政治，这是不对的。改造社会就是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很好的政治。当前我们国家的总政策就是富民政策，现在，富民政策已见成效，深得人心。陶行知那时说的“改造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什么不对呢？事物本身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现在我们不讲教育救国恐怕还不行呢。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去改造社会，使国富民强。陶行知为救国而办教育，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去办教育；他主张教育救国，并在救国的事业中去改革教育。

还是今年五月十七日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得好，他说：“在旧中国，一些仁人志士也认识到教育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性，提出过‘救国教育’的口号。这个口号连同‘科学救国’的口号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我国人民发展近代教育和近代科学的要求。”[2]怎样正确对待陶行知与怎样认识“教育救国”的口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陶行知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提倡要有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家要有两条精神：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开辟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3]。这里的边疆不仅指地方，也包括知识范围中还没有开发的领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适应新的技术革命需要的新知识领域。陶行知主张办“自新、常新、全新”的教育[4]。“自新”就是要办中国自己的新教育。他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抄袭的。先是抄袭日本，后来又抄袭英、德、法，现在又抄袭美国。这种抄袭教育，简直不是中国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5]当时正是美国热的时候，他在欢迎美国教育家，道尔顿制的创始人柏克赫司特女士时就是这么说的。他提倡要办独立自主的教育，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教育，要有中国的特色；“常新”就是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更新，提倡日日新；“全新”就是不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要新，还有精神上的要新。不仅方法要新，而且内容也要新，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要新。

陶行知主张培养“自主、自立、自动”的国民[6]。“自主”就是独立自主精神，就是提倡自我教育。他认为自主的人才能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创办的以及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办起来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就是典型的例证；“自立”是在社会上要独立生活，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自动”是学生要自己能动起来，不然还是不能进步，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发挥主动精神。他从德智体几个方面来讲什么是自动。智育注重自学，教书的主要是教方法。他说：“新教员不重在教，重在引导学生怎样去学”[7]。体育注重自强，自己经常锻炼身体，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德育注重自治，反对数千年来的保育主义和干涉主义。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习惯，通过共同自治使他们自由的欲望可以自己约束，可以陶熔出恪守社会公德和守纪律的习惯。

以上是陶行知刚回国时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在这个基础上，他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并进行了广泛的试验。早在1918年他就提出：“教育岂能救国乎？吾敢断言曰：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到救国之目的也。”[8]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完全适用的。他在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农村教育、城市教育、职工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试验。长期的实践证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的事业是不可限量的。

早在1918年，陶行知就说：“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9]现在不是有学校教育，终身教育，在职教育，平行教育等等，把人生的各方面都包括进去了吗？过去对教育的理解太狭窄了，只理解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实际上教育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就是生活教育。

1921年他在金陵大学暑期学校演讲，题目叫“活的教育”。他说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三种：死的教育，不死不活的教育和活的教育。他反对死的教育；要改造不死不活的教育；主张活的教育。活的教育就是一天新似一天的教育。他说：“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10]并且按照儿童的心理、年龄特点，找出发展的规律进行教育。现在我们教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把教育搞得太死。陶行知主张办活的教育，主张由活的教师教活的学生，用活的现实和活的教材去教小孩子。教师就要多看书，多看些活的书，供给学生活的知识，培养新而活的学生。活书就是搞调查研究，研究结合实际需要的书本，死书就是静止不动的书。实际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相结合才能给学生活的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是活的学生。陶行知的意思就是要把教育办活，教师要教活，学生要学活，生龙活虎，不要死板。

1927年，陶行知把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学理论颠倒过来，改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把自己原来的名字“陶知行”改为“陶行知”。根据这一哲学主张，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两句话，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的一个意思。陶行知讲的学校，就是学校教育；生活，就是社会生活。按陶行知的观点，生活教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教育以生活为中心”。[11]这是最精辟的解释。1927年以后，生活教育就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理论在我国出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直到现在，他的理论仍然是崭新的，重要的理论。

生活教育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的成立为生活教育纪念日，至今已五十八年了，生活教育的发展道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包括五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26年以前）

2.创立阶段（1927—1936年）

3.发展阶段（1937—1946年），这段时间生活教育理论在历史上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怎样挖掘这一资源为现在所用，这就是编辑生活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的目的和任务。这个阶段是生活教育的**时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很重要的。

4.陶行知逝世以后，生活教育经历了一个挫折阶段（1947—1976年）。这是由于批判《武训传》引起的，从此，生活教育便在我们的国土上销声匿迹了。因此后来的人对生活教育，对陶行知的学说不了解，也没有人再去研究了。1979年甚至有人写文章说“四人帮”的教育思想来源于陶行知。

5.1977年以后，可以说是生活教育的复苏时期。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陶研会，今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生活教育的研究工作又将蓬勃开展起来了。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流派。中国正规的学制基本上是学外国的，解放后主要是学苏联。我们自己有很多教育流派，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鉴别，但最重要的有两个流派：一是生活教育，一是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仅限于职业教育的范围，生活教育是最广泛、最完整的，特别是当前缺乏宏观教育指导的时候，更需要研究这一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整体，我们怎样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总体上来，加以研究，取其精华，为现在所用，为未来所用，这是当前我们教育科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生活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的中国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特色。早在1925年陶行知就明确地提出：“只有透彻研究自己需要的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订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12]这里讲的教育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体制。他说的这种教育体制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制订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不是从外国搬来的，不是东拼西凑得来的，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也是我们当前所以要研究它的道理。他主张按照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提问题、解决问题。1919年他就明确指出传统教育有五大弊端，其中有两条仍然是我们今天的要害。一是“沿袭陈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13]就是说，只要有样子在那里，有条条款款，虽有害处也不去管他；没有先例的东西，虽然再好也是干不得的。他讲得很深刻，沿袭陈法太厉害了，现在这种风气仍然盛行，办什么事都问有没有红头文件，没有，就行不通。其实，有了也往往行不通。二是“仪型他国”，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外国没有的就不做，至今还是这样。解放后先是学苏联，现在又学美国。陶行知也承认，外国好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用的。但是他反对“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说：“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他国之过欤？”[14]

现在正值改革之时，我们对国外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绝不可舍己从人，轻易汲取。何况我们在学习中也存在着由于误会，以误传误，或费时多日辗转而来，我们之所谓新者，其实他人认为已经旧了。

“沿袭陈法”和“仪型他国”，也正是今天我国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弊端不克服，教育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陶行知的理论时，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问题，要创造新的东西，不要拘泥于老办法；学外国要符合我国的国情。要学习陶行知，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三个面向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生活教育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就是陶行知提倡教育要现代化。1935年他就明确提出生活教育现代化，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化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15]”对生活教育的这两个显著特点，他在1925年《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的文章中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说常靠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随伴着竞进。”[16]他讲这个趋势就是发展民主，依靠科学来研究和确定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和效果。他的这两个显著特点是和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相联系的，下面再着重说明生活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

二、生活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关系

首先讲讲现代教育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育，现代教育系针对传统教育而言，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如何区分，现在还有许多不同意见。各个不同学科和不同行业对于两者的界限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不同的社会制度，各有不同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两者在世界范围内更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教育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教育也是不同的。教育因时代而异，因社会而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教育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现代教育又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十分注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互比较的研究，要从客观实践中，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相互比较研究中，寻得教育的总体规律和一般规律，只有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放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去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导当前的教育改革。

列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早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概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旧的剥削制度，奠定了根本改造一切社会生活，包括改造国民教育这一重要社会生活部门的基础。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说《青年团的任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原则。这是一篇出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纲领。列宁说：“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汲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17]联系到列宁当时一系列的论述来看，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有下面五个必不可少的特点，而陶行知就是结合这些特点根据中国的实际“去谋适合、谋创造的”。

1.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才。社会主义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列宁指出：“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每一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们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18]列宁又一次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概念，讲明了现代教育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关系。学校教育要把理想教育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并与当前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远大理想具体化，使青年学生在将来从事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具有崇高的目标，获得强大的动力。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刻都不能忘记的神圣职责。

陶行知虽然明确地提出教育是以改造社会为鹄的，至于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和国民，什么样的远大理想，开始时是模糊不清的。在生活教育形成的初期，伴随着社会革命的实践，他的思路逐渐开阔了，逐渐明确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改造社会。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打南京，他在晓庄师范和安徽公学组织战地救护队去迎接革命军，迎接第六军党代表兼代江苏省主席林祖涵。他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开始就是和在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他和“牛大哥”同铺，提出向农友学习，向农友交朋友，吸收农民子弟入学。他举办乡村医院，让农民求医；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晓庄师范到处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他主张“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他提出为农民服务，明确晓庄师范要谋中国农民，东南亚各国农民以及全世界农民之解放。[19]他写了很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著名的《锄头舞歌》[20]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1928年在晓庄这块自由园地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建立了联村自卫团组织，晓庄师范学校还实施军事训练。农民运动是陶行知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相结合的重要标志。他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他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说得很清楚，他指出：“晓庄是从爱里生产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而最不幸之农人”。为完成使命不得不“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之伪知识奋斗”。“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他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就是对这样的爱的最好概括。[21]1930年他组织晓庄师生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反帝示威运动，国民党因而下令通缉陶行知，搜查封闭并占领晓庄。后来他在总结晓庄办学经验时，明确指出：“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是用教育的方式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他说：“教育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武器”。[22]他是一个道地的从理论到实践的革命家，他同意一个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主张，他还补充一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的生活教育者。”[23]多么鲜明！多么明确！生活教育的目的从它形成时期就是与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目的趋于一致的。

2.怎样培养青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呢？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4]这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25]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人类全部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26]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生活教育的范围。建立—个什么样的社会，就是什么样的教育。生活教育的内容，“教育之学术，非可独立存在。彼立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各种学术基础之上。”[27]他主张“教育与农业携手”，教育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充分联络”。他本人的知识是很渊博的，因而他主张社会有多少知识，就要尽可能地教学生学多少知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不是某一种学科的产物，而是相当庞大的一门综合科学，这门科学特别注重横向联系，其力量大小，“要看他对于别方面势力联络的范围大小而定”[28]。“吾人当改进教育之时，务须注意教育以外尚有许多别种事情须同时改进”[29]。

3.列宁还以为，教育工作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样，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教育和整个宣传鼓动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要把文化知识的普遍提高紧紧地同劳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同最迫切的经济需要牢牢地联在一起。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事业了”，“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都是要领导实际的国家建设”。他还特别指出：“要是用旧的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所谓旧的观点，是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政治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政治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列宁认为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斗争的重心应当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因此，包括我们教育工作在内的宣传工作，按照列宁的说法，“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30]

陶行知在1931年写过一篇从探索中华民族出路来论述中国教育的出路，他根据中国农民经济崩溃的趋势，提出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认为中华民族最根本之出路即中国教育之根本出路。他讲的第二条出路即“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创造富的社会”[31]。陶行知“最初定教育目标时对于政治经济即特别重视”，他明确宣布生活教育肩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32]

4.教育要为发展经济服务，而发展经济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就是列宁根据当时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个著名公式。教育就是要为雄厚的最新科学技术提供人才准备。为了把教育、科学经济结合起来，列宁还指出：“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电站都变成教育中心。”[33]

陶行知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我们必须培养科学的幼苗，撒播科学的种子，使全中国遍开科学之花，丰收科学之果。”[34]他提倡科学下嫁运动，要把科学变得和日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他主张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他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他主张在“做”中学科学，把技术和科学结合起来。他亲自动手玩科学把戏给儿童看，号召大小孩子都来“玩科学把戏”。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他主张个个乡村都应当有学校，更应当有好学校。他要“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35]。

5.教育不能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节，理论不能与实践脱节，教学不能与生产劳动脱节。只有结合起来，青年从中学习的共产主义才是深思熟虑的东西。我们应该善于通过实践说明如何走向共产主义。列宁特告诫我们，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而且是一种危险。“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身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五十万到一百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就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36]当前，我们需要及时认清这种危险，要用全身消除这种危险，才能使我们的学校教育以及学校里的马列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需要。陶行知主张“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他的指导思想是：“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37]这和我们党历来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风是一致的。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做得比较好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偏颇。这要具体分析，决不能把工作上的某种偏颇作为否定正确理论的根据。

早在1930年3月，陶行知就指出：“生活教育既以生活做中心，立刻就与几种传统思想冲突”。他列举了下列五种：一是模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以文化为中心的教育。二是教训分家，即教育与训育分开，课内与课外分开。三是教育等于读书。四是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学校与社会漠不相关。五是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教育不管政治，教育不问经济。[38]生活教育反其道而行之，这与前面介绍现代教育五个特点的精神是吻合的。生活教育经历了五十八年曲折发展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她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在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现实的经验中复苏，她将为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作出新的贡献。她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事业的空前繁荣向前迈进。还是用陶行知1930年为纪念晓庄三周年写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今日是何日？

愿从今日起，

当念三年前，

更结万年缘。[39]

[1] 原载《四川教育学院报》，1985年第2期。

[2] 国家教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教育体制改革文献选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123页。

[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6]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1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1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

[1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1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4页。

[1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2页。

[16]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68页。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1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五），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2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0页。

[2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22]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2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五），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二十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2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54页。

[2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3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0页。

[3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285-286页。

[3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401页。

[3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三），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3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3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3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3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39] 文首诗见《陶行知全集》（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页。文末的诗见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