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是旧中国的土壤所能产生的天才的学说。

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中国的一般教育总逃不出日本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圈子。这种教育比起科举制度的封建教育来诚然是新的。然而，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移植到中国来，假若说开头还有一些革新作用，越到后来则越暴露出来了它的根本弱点：充满了洋教条洋八股的气味，并不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一般上学的人，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大批的金钱，但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是最必要的知识与能力，而大半是一大堆无用的小东西。当他们从学校走到社会，马上就感到了严重的所学与所用脱节。除此以外，这种教育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限制，就是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够上学校，广大的贫苦人民及其子女还是和在封建社会里差不多，照样地被关在教育的门外。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土壤生长起来的。他突破了这种限制。他感到了这些问题，而又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所提倡的教育，名叫生活教育。这就是说，他的教育学说首先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他打破了各种与实际脱节的教育上的教条主义，而从根本上建立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就从思想上动摇了整个旧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这出发，他反对鸟笼式的学校，反对装饰品式的教育，反对拉车夫式的教员。他有一首诗写得很好，他说：“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从这出发，他对于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就有了根本改造的主张。生活与社会对于我们的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呢？主要是靠实践。因此陶先生在教育方法上就主张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而生活与社会教育我们的课程，亦即人类实践的内容，又是些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斗争，一是社会斗争。因此陶先生在教育内容上就强调征服自然与改造社会，他嘲笑不事劳动的人：“个子那么大，拿不动扫帚！”他描写书呆子烧饭：“一锅烧四样：生、焦、硬、烂。”他提倡手脑联盟：“天赋两个宝，双手与大脑。宁做农与工，联合辟荒岛。”这种把劳动本来的价值与光荣恢复起来的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和行动当中的，是他的改进社会的精神。所以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就是他的教育活动方面，也一直与政治分不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育运动。

对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也许有人有这样一个质疑：既然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社会本身就是学校，陶先生又为什么还要办晓庄，办山海工学团，办育才，办社会大学呢？关于这，陶先生是有过回答的。他说：“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在同一个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过着落后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假若这还需要增加几句解释的话，则可以更明确地说，还是因为学校以及其他有组织形式的教育虽然远不如生活与社会的教育那样丰富，那样生动，但它们也有一种不可废弃的优点，可以更集中，更有计划地用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经验以及技能来教育人，培养人。而旧社会办学校的人却忘记了知识的源泉，教育的目的，把学校和社会割裂开来，成为鸟笼，成为装饰品。陶先生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本来如此的真理发现出来，并根据这来改造整个旧教育，就自然有着很大的革命意义了。

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来说明：陶先生对于生活教育理论的发现与主张是有一个出发点的，就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是说，他的教育学说还有着这样一个更根本的特点：他否定了一切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教育，而创造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新教育的理论与一套办法。他说：“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又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这说明陶先生对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这一真理的发现并非偶然的，简单的，而却是由于他有着为大众的观点，为大众的心。因此，他对于生活教育的解释，不仅只是“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还要加上这样的重要的补充，“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陶先生的为大众的教育主张并不是停止在理论上，而是坚决地实践，并从实践当中创造了即知即传、小先生的办法来解决师资的缺乏。他创造了工学团、社会大学等形式来补救正式学校的不足。他主张人人都可以当先生，也可以当学生。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他们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办教育。他认定中国是个穷国，必须用一套穷办法来普及穷人所需要的教育。因此，他反对“圈它几千亩地，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校”的贵族大学。他反对一般幼稚园所害的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他说，三字经活用起来也能做普及现代教育的工具，一张发票，一张诗笺，和都市里用来包东西揩屁股的旧杂志旧书报，都可以当作教科书。他有一次路过成渝公路上的来凤驿，他就用“中华餐馆”和“民国饭店”这样两块招牌来教一群苦孩子认字，并用指头代笔，用手掌和桌子代纸，来教他们写字。这是唯有以大众的心为心的人才会感到陶先生的这些主张与做法是如何伟大，如何感动人的。

然而，正因为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与教育实践是这样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是这样充满了革命的精神，他的思想与其手创的事业才得不到旧社会统治者的欢迎与批准，而总是遭到限制与压迫。连陶先生本人也竟因为黑暗的政治逆流的袭击而早死。只有在人民已经起来做了主人的地方，在解放区，他的志愿和学说才能得到实现，并且将得到发扬光大。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旧中国的地区，我们就可以放松对于陶先生的学说的传播，放松对于陶先生的事业的坚持。刚刚相反，我们除了努力争取整个民主中国的到来，使他的学说可以普遍实现而外，同时应该加强对于他的遗著的研究，发扬他的学说的精髓所在，在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能根据他的学说的基本精神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新的办法来。这样来使他遗留下来的事业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来使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

[1]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