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地、坚决地拨乱反正，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小组会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1935年“上海党从中央局到支部完全被破坏。这时，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1983年4月15日，陆定一同志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做共产主义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作，我们做了，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这些人。这是对陶行知等人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怎样正确评价陶行知，给予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仍然存在着各种混乱看法。如有的人提出：陶行知“后期，在我们党的争取和教育下，积极参加抗战，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反对内战的人民民主运动，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是，他长久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整个教育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承认陶行知在革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则不很重视。

又如，1983年5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这是一所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和研究系编写的，共九章。在第一章“‘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里，把陶行知列入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行列。接着的七章都毫不涉及陶行知，好像陶行知和中国现代教育史没有任何关系。书的最后一章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教育和沦陷区奴化教育的批判”，在这样的章目下，写了一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看后使人不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究竟是反动教育还是奴化教育？还是对两者的批判？从该书的内容看，两者兼而有之。其内容暂且不去管它。但是，这样对待陶行知有什么科学依据？这只能说明在当前我们研究工作中，正确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陶行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在对陶行知的研究上，不要把早期的陶行知和后期的陶行知对立起来；不要把政治上的陶行知和教育上的陶行知对立起来；不要把陶行知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对立起来。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研究工作，就能健康发展。

我的粗浅体会是：为了正确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陶行知和他的教育思想，我们对陶行知和他的教育思想，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尊重历史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

第一，不要把陶行知的早期和后期对立起来。

他之所以成长为一个党外共产主义者，是从早期的萌芽因素逐渐发展起来趋于成熟的。陶行知出生于农村，穷苦的生活锻炼了他，他勤奋学习，经常接触人民，人民意识很早就在他脑子里生了根，并逐步形成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17年他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宏愿回国。回国后，他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他怀着拯救中华的理想，致力于我国教育改革事业，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论文，提出了许多革新教育的主张。1919年，陶行知组织南京教育界联合会，被推选为会长，领导各校师生开展进步活动。“五四”运动的消息一传到南京，他就召集各校师生在小营演武厅开会，痛斥卖国贼，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头脑清醒了，开始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中国才有出路。作为中国新教育开拓者之一的陶行知，也开始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不改革，新的教育制度便建立不起来。于是他在1919年4月21日上海《时报》副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 一文，批判了当时三种教育家：一种是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的“政客的教育家” ；一种是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的“书生教育家”；一种是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学的“经验教育家”。他认为：“今日的教育家，必须具备两种因素”：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一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人物”。

1921年，陶行知参与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为改革旧的学制，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斗争。1922年，他接着提出要“制成独创的学制”， “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之需要能力，和各种生活事业必不可少之基础设备，修正出一个适用的学制”。[2]

1923年到1926年，陶行知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但他的指导思想同晏阳初之流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完全不同。他所倡导和实行的平民教育具有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924年1月，他写给武昌模范小学工友祥阶的信中，在宣传平民教育的同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3]他严于解剖自己，在致陶文渼的信中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4]陶行知深入工农群众，为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正如他所说：“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他在推行识字扫盲的平民教育工作中，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众多，农村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平民教育应该下乡。他说：“现在办教育的人，总是要在城里热闹，那冷静的乡村，实在没有人过问。但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中尚有八十五人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5]而晏阳初办的是什么样的平民教育呢？他在《平民教育的真义》一书中说：“平民教育既不是贫民教育，也不是社会教育、义务教育或成人补习教育，它不是与贵族教育相对立的，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教育”。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教育，正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教育。所以晏阳初所办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很受国民党政府的赏识。所以，把陶行知视为改良主义者，列入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行列，就不妥当了。

从1919年到1926年这期间，可以说是陶行知从爱国主义发展到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时期。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满腔热情地到农村去做乡村教师的人。他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农村比城市严重，就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积极推行普及农民教育运动。要求乡村教师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标志着陶行知在教育思想上起了根本变化。他开始以一个革命家的形象，引人注目地活跃在教育革命战线上。1927年3月15日，他放弃大学教授地位，辞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不就，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在南京劳山脚下创办乡村试验师范学校（即著名的晓庄学校），是中国乡村师范教育的创举。这所新型的学校，适应我国农村特点，实施教育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教育。陶行知带着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培养了一批为中国大众教育开路的先锋。他反对当时那种“叫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叫人吃饭不种稻，叫人穿衣不种棉，叫人住房子不造林”的教育。农友们说：“假使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周恩来同志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谈到：“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6]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震惊了中外，也震惊了全国知识分子，这从反面促使陶行知向着革命的道路迅跑。在北伐军进南京时，晓庄师范的师生就参加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陶行知在当时的一封信里说：本校既已参加了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际，就是开始与土豪劣绅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自己办的教育。”[7]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混战，灾荒连年，国难深重，人民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完全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争取受教育和办教育的权利，同时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办教育，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是这样明摆着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始终是和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联系，从其中产生并为它服务的。陶行知还把生活教育的内容归纳为五大目标：即，1.健全的体魄；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改造社会的精神。这和我们贯彻执行的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陶行知不同于杜威。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曾经介绍过杜威的学说，但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筋斗”，变“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更重要的是把教育的内容和学校的作用进行根本的改造，超越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范畴。他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动杂质扬弃了，仅仅是吸取了他的合理方面，这怎么能给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扣上“实用主义”的帽子呢？

当晓庄师范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师生，积极支持1930年“四五”运动南京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罪行，国民党反动派要陶行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时，陶行知断然拒绝。蒋介石下令封闭晓庄学校，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有十四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被杀害在南京的雨花台。陶行知曾写下晓庄护校宣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陶行知也以“勾结叛逆”的罪名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避难。晓庄事件对陶行知震动很大。他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教育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武器…… 列宁革命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劲旅，所以打败敌人！”这时，他开始懂得了在反动派的统治下，只靠教育救不了国，教育本身也难以自救。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

陶行知早年主张教育救国。他为救国而办教育，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去办教育；他主张教育救国，并在救国的事业中去改革教育。这和当时主张教育是救国的唯一途径，用办教育来转移政治斗争视线的教育救国论者是根本不同的。正如邓颖超所说的：陶行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

1931年春天，陶行知从日本秘密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他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1932年10月，他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参加工学团的有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这时，陶行知依靠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同路人来办教育，再三拒绝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来办教育。1935年，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我国，蒋介石腐败无能，采取“不抗抵主义”。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 ，深得人心，他坚决响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以后，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发起组织救国会，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的转变，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终于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把他的教育活动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第二，不要把陶行知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立起来。

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上是统一的。他政治上的成就，包括了他在人民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在极端复杂、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要审时度势，善于独立思考问题，作出正确的估计和判断，独立作战，是不容易的。他能自觉地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善于同一切爱国者和进步人士合作。他的主张和言行，是符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奋斗目标的，起到了共产党员不能起到的特殊的作用。陶行知曾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重障碍，于1936年7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在海外二年多，周游亚、非、欧、美二十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参加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对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访问、演讲、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为动员广大侨胞和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陶行知应甘地的要求在印度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受到甘地的重视，认为“这篇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对我们印度必然是大有裨益的”。在陶行知宣传抗日主张的影响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民主革命斗争，并联合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甘地等世界著名学者致电国民党政府，援救中国救国会的“七君子”出狱，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陶行知还发起组织“中华经济研究社”，调查出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它侵略中国全部军需材料的54.5％。这个调查报告被列入美国国会公报，成为美国对日禁运的主要依据。陶行知并带领我国留美学生，在纽约码头上对码头工人演讲宣传，激起码头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拒绝搬运美国军火商卖给日本的军火。陶行知还把在美国和加拿大演讲所得的钱，用来购买医药器材，运回国内，通过宋庆龄同志，支持白求恩医疗队。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陶行知还做了大量工作，增强华侨的团结，发动华侨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正义事业而踊跃捐献。陶行知卓有成效的努力，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等国家的反动宣传遭到失败。

陶行知为改造旧中国的教育，实现他的教育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百般阻挠和迫害。但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却得到实现并发展了。吴玉章、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教育家曾对陶行知的教育主张给以很高评价，满腔热情地加以介绍并予以推行。以徐特立为理事长的延安新教育学会，1942年3月10日在所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序中曾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提倡‘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徐特立、范文澜在延安新教育学会给陶行知的祝贺信中还说：“先生的教育主张及十五年来所辛苦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我们恳切的希望先生和生活教育社诸先生，本着晓庄精神，本着生活教育精神，团结全国教育界人士，为中国新教育而进一步努力。”[9]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有他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尽善尽美，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否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对陶行知和他的思想，必须从他的总体、主流和客观效果上，去评价他的功过。不能只从一个片断、一个阶段、一件事情、一篇文章，甚至从只言片语中，去论断全面。不能把主流与支流混搅在一起，以支流代替主流。不仅要分析言论，更主要的是要看实践和实际效果。

第三，不要把陶行知历史上对改革教育的作用和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对立起来。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任何人的思想一样，虽然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不仅过去能起作用，现在我们仍可以学习、借鉴和运用，可以为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新局面服务。

为人民大众着想，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陶行知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了“为人民”、“代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他亲自到商店、居民家里、旅馆、学堂、私塾、和尚庙去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是只限于以学校和学生为对象，而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全体中国人民为对象。他主张人人受教育，终身受教育。“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10] “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教到老。”[11]他倡导生活教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推行小先生制的目的，全在于把当时处于无权受教育、无钱进学校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几亿农民，用革命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共同担负起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他念念不忘“我心中只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12]他深切地认识到人民大众迫切需要教育：“空气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少。教育也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缺少的。”应当把文化知识“普遍的广泛于大众……，增加大众以新的生命活力。”[13]在教育的目的上，旧教育只培养为少数人效命的人，他主张培养为大众服务的人。陶行知一心为教育，一心为人民，他经常对育才学校师生说：对任何事业，一定要做到“迷”、“悟”、“爱”。迷，就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达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悟，就是研究出这一事业的道理，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目的，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一事业；爱，就是不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一直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强烈的感情，至死不变。陶行知对人民教育事业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无私无畏，不折不挠，献出毕生的精力，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试验、注重实践方面。

早在1923年7月，陶行知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职务，全力投入教育实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底，他在对南京、上海、济南、山西、河南、安徽、南昌等地的教育状况进行考察后，为出席世界万国教育会议用英文撰写了《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首次提出了“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的正确理论。在此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弊病是：“在1919年以前，中国教育还处在模仿外国的十字路口，时而模仿日本制度，时而模仿德国制度，时而模仿美国制度，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育制度，不论它们在本国多么富有成效，经这样移植（生搬）过来，是不会结出成功之果的。”他设想了这种新教育制度应该是“吸收了旧的和新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办学精华，因而，也是非常适合于新中国的需要的。”他指出，对于外国教育理论、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取”；对于一切新理论、新方法“去与取，只问适与不适，不问新与旧”；“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先存疑、考察、实验，然后才加以选择”，吸取“旧的和新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办学精华。”他还认为：“我们应该用显微镜看中国教育不振兴的微生虫在什么地方，也应该用千里镜看中国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一种手续就是调查。”陶行知关于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这些真知灼见，这种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教育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陶行知也是走过弯路的。他才从美国回来，搬过洋人的东西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教训告诉他“此路不通”。由此他立志“不乞灵古人，不仿效外国”，主张学校要培养“有生活力的国民”，使学生“做一个现代人”，学到现代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抵御病痛，战胜困难，摆脱落后，赶上时代，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陶行知一生试验了许多教育方法。除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还有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的试验范围是很广泛的。现在，我们也很需要这种试验精神。许多问题的探索，都迫切需要试验。每个学校都可以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具体条件来进行试验，取得民主办校的有益经验。当前，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广大农民逐渐富裕了，他们迫切需要文化科学知识，难道我们不能向陶行知学习，大力办好师范教育，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地区，发动群众办学，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普及初等教育工作吗？

陶行知在早年曾相信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学说。后来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实践，领悟到阳明学说的“不对”， 提出了他自己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行知学说。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列举了许多科学家的科学发明来论证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创造发明原理，并指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从“行”中得来的“知”，是“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陶行知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注重实践，他的教育实践是很丰富的。他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办过。他倡导多轨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道路。开办了乡村小学、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儿童工学团、劳工幼儿团、女工学组、各类师范学校、普通中学、职业学校、民众学校、工人识字班、农学团、工学团、自然乐园、教育研究所等等。这为我们当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教育，提供了多种雏型，对我们运用各种适当办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可以借鉴的。

陶行知非常重视创造。他发奋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教育，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他把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作为教育宗旨，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根源。他把人生的真谛看作创造，他歌颂创造的活力，在艰难困苦向前创造的精神。他在他的教育诗《创造宣言》 中写着：“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教育者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他认为：“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这种创造精神，必须在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儿童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不是旧时代的继承者。”[14]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是他生前十年的伟大创造。他在现实生活中，深感人才幼苗必须从小培育，因材施教，才不致枯萎，而能够发展，真正为人民大众，为革命，为新中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他提出：“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加以特殊的培养。”如果家庭里、学校里、铺子里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已被发现有特殊的才干，那么，立刻就应给他以适当之肥料、水分、阳光，使他欣欣向荣。因此，育才学校培养出一批批投身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人才。陶行知关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幼苗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着积极的意义，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学习。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原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贺绿汀在四川省纪念陶行知诞生九十周年大会上发言时，语重心长地说：“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开始培养。陶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是我国最早正确培养音乐家的教育机构……那些孩子是从流浪儿童中选出来的，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北京、上海音乐学院的主要教师、音乐界的有名作曲家、演奏家。…… 可惜至今还没有陶先生当时的远见，应该值得人们深思。”

陶行知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富有创造性，为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工农群众中去，相信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相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主张人民为自己办教育，把教育建立在生活上，使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紧密联系起来。他虚心向人民大众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他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行“教学做合一”，深恶痛绝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倡导在劳力上劳心，使劳力与劳心结合，竭力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人上之人”。他要求学生成为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实干家。他在学前教育、儿童教育、扫盲教育、普及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人才教育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作为我们今天办社会主义教育的借鉴。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当今世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学”。日本专修大学教授、研究陶行知专家斋藤秋男说：“陶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我是作为世界的一员来研究陶行知的。”在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新局面的今天，我们更要珍惜中国新教育开拓者树立的基石。

[1] 选自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 陶行知：《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

[3]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4]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5]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2页。

[6]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载《中国青年报》，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7] 陶行知：《生活教育之性质》。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9] 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10]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11] 陶行知：《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

[12] 陶行知：《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13] 陶行知：《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14] 陶行知：《怎样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