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当我还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李公朴先生约我同往晓庄去。

晓庄在南京郊外。那时候，晓庄师范已被封闭，陶行知先生正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在上海。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没有校舍，只有帐篷，师生都下地劳动，种庄稼，养鸡、养猪，所有书籍、纸笔、桌椅、黑板都靠劳动所得购置，尽量做到自食其力。

陶先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口号。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在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天，我们还到五柳村陶先生住处，探望先生的家属。

1932年，我到上海，在萨坡赛路李公朴先生家里，又遇到陶先生。

同年，我因失业，走投无路，公朴就介绍我给陶先生。

那天傍晚，在蒙蒙细雨中，陶先生接我到西摩路自然学园里去。

自然学园是一所三层楼的洋房，我和戴白韬、董纯才三人住在二层楼上，丁柱中、方与严、陶宏三人住在楼下，陶先生白天来晚上回去。

三层楼上住的是一对巴基斯坦夫妇和他们的儿女。

楼上有晒台，我们三人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晒台上晒太阳。上午，我们看报、看书、看资料。

午饭后，开始写作。我写儿童卫生讲稿，丁柱中写“巴斯德传”，陶宏是搞化学的，他有一套玻璃仪器；方与严是陶先生的助理和秘书，一切杂务工作，是我们大家分管的。

自然学园里，有一架很精密的显微镜，我来后主要是供我使用，我用牛肉汤作细菌的培养基，这里还有其他实验用的设备和仪器。

到了晚上，全体自然学园的同人们，由陶先生率领，到前面一处空地上观看满天星斗，陶先生给我们指出：那是北斗星，那儿是牛郎织女，那儿是天河。他又亲自编写了《天文学活页指导》。

在自然学园里，除伙食不用花钱以外，每月每人还有生活补助费10元。

自然学园，也是自由学园，在那儿我们无拘束，过着写作生活。

我们还创办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是陶先生一生的杰作之一。学校就在西摩路，与自然学园在一起，对外联系设在爱文义路小沙渡永裕邨。那儿是管报名和收发文件的办事处。

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宗旨，是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使中华民族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

这是个伟大的号召，这个号召感动了我，是我走上科普创作道路的动力之一。

陶先生热衷于科学教育事业，奔走呼吁筹募基金，领导一批科学人才，写作儿童科学读物。陶先生常对我们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到今天，我还牢牢地记着这些话。

那时，我写了一篇给小朋友看的通俗科学作品叫做《两个小水鬼底写真》，我指的是伤寒、霍乱两大病菌。后来，接到一位小读者的来信，给我提意见说：“鬼字有些近乎迷信。”这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写作就注意这点了。这篇作品也是活页指导的一部分。

陶先生又叫我写“微生物大观”，给我20元钱，买了一套两本的参考书，叫做Toplov Wilson的《细菌学》，是英国伦敦出版的。我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交给陶先生。

陶先生还同我一起，到史量才先生公馆。史量才先生是当时申报馆的负责人。他创办申报流动图书馆和量才妇女补习学校。他的家，是一所大花园，亭台楼阁，十分豪华，房间里陈设非常精致，都是红木家具。

陶先生向史先生介绍我的生平说：“他在试验室受了脑炎病毒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在南京中央医院任细菌检验科主任。由于看不惯院长的贪污腐败，愤而辞职，现在流浪到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贫病交迫。公朴先生介绍给我，我把他安置在自然学园里。像他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使他学有所用。”

量才先生问我能做些什么工作？我把我学细菌学的经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他答应给我想办法。

后来，经过几次商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史量才先生是热心的，他对于陶先生的思想和事业是支持的。

后来自然学园搬到沪西近郊的一个庙里，我到那里去过一次，住了一夜。夏天蚊子很多，又没有蚊帐，我只得把被单盖在身上和头上而睡，天气又热，汗流浃背。在那儿，董纯才同志正忙着翻译伊林的作品《十万个为什么》、《黑白》、《几点钟》、《五年计划的故事》等，他拿他的译作给我看，我很欣赏伊林的写作方法，我愿意向伊林学习。

我也曾到过陶先生的家里，陶先生共有四个儿子，大的叫陶宏、二的叫小桃（晓光），三的叫三桃（陶刚）、四的叫蜜桃（陶城），他们殷勤地招待我，用一杯清茶，—串葡萄。

陶先生身材魁梧，在夏天，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赤着脚，穿一双布鞋，到新光电影院去看电影。

七君子被捕时，陶先生正在国外，在28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争取海外同胞和各国人民支持。不然也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暗算。就这样，还是遭到了蒋介石第二次通缉。

抗战爆发后，我从上海奔赴延安，又从延安到了重庆。在北碚，有一天正值初夏，陶先生抱着一个大西瓜来看我，我们畅叙了别后情景，他劝我到香港去疗养。我告诉陶先生，我在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就有送我到香港疗养的指示。

第二天，我和汪伦同志坐滑竿到北碚区长卢子英办公处，陶先生也应约来了。子英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36件小菜，量都不多，但非常可口。席间我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都很乐观，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日本鬼子不可怕。陶先生提起为我募捐一事，子英认捐一笔。

从子英处出来，我远远地瞥见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是董必武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从重庆红岩村来北碚视察。我能在这里会见他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们寒暄了一阵，各奔前程。

是晚，我宿在陶先生家，这是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即陶先生初到北碚时暂住的清凉亭，后搬住碉堡），环境清幽宁静，我睡在楼下客厅里，陶先生还请了一位青年陪我，他是育才学校的同学。

在我和汪伦同志告别之前，还和他一起到吴玉章同志处，向他告别。

吴老住在嘉陵江北岸，倚山傍水，形势险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叶剑英同志，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党小组。那天上午，天气晴朗，从窗口俯视，江水滔滔，此景我不能忘怀。我们谈了一上午，我向吴老、叶老汇报陶先生提议我去香港治疗，并为我募捐1000元。他们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的病情，我征得了党小组的同意。

在临行时，吴老还把他老友曾育隽先生从香港送给他的牛奶罐头4瓶转赠给我。

1939年9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三人——陶先生、一个青年和我——天一亮就起来了，盥洗后，吃了早点，就从陶先生家里出发，坐滑竿到码头去，登上汽船，不消一个小时，就到达重庆。

9月中旬的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我们到青年会暂时住下，陶先生给我安排了房间和伙食，留下那个青年陪伴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并学会扶我走路。

次日，陶先生又来话别，祝我一路平安，叮嘱到香港后写信给他，并且说，他已把我的近况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了。

过了一天，叶剑英同志和钱之光同志在百忙之中赶来看我，还给我一张50元港币和一封介绍信，是给当时我党在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和杨琳（即秦邦宪——博古之弟）二人的。他们说：“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都非常关怀你的健康，千叮嘱万嘱咐，要你保重身体，在港安心养病，积极治疗。你还年轻，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回答说：“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要和病魔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以迎接共产主义的黎明。”

那时候，重庆自五四大轰炸以来，天天有空袭警报，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市区投弹，使得人心惶惶。我们在青年会，每日都遇到警报。有时，我们在防空洞、地下室里躲避两三个钟头。在那儿，我遇到几个清华同学，其中有一人叫做李忍涛，是××部队的司令官。在9月中旬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到这位将军的房间里闲聊，并赠给他一本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他很欣赏我的作品，特别是《贪牛与疯狗的被控》，我揭露了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的贪污罪行，把他比作危害人类的贪牛，引起李将军的共鸣。

9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坐上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李将军亲自送我到飞机场。告别时，他给我一张他自己的名片，并且说他已打电报给他在昆明的弟弟和弟妹，叫他们到昆明飞机场迎候我。

这样，由于党的爱护与支持，由于陶先生的同情和捐助旅费，由于清华同学的掩护和送行，我香港之行实现了。

由昆明而河内，海防，经过广州湾，我于1939年腊冬，安抵港埠。

在玛丽医院住了四个多月以后，转移到九龙雅前郎道一间三层楼的洋房定居，由地下党派谢燕辉同志和她的姐妹三人照顾我。

有一天，我正在书桌旁阅报时，邮递员给我一封从遥远的重庆寄来的信，是陶先生写的，是陶先生珍贵的手迹，信上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赞扬我在上海所写的科学小品。我的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他都看过，他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他的心意。他还鼓励我多写这类作品。读完这封信，我加强了对科普创作的信心。

在九龙，我遇到重庆来的客人，带来陶先生给我的问候，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长汪达之，他的胡须很长，两鬓花白；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名叫童常，这个同志后来还和我住在一起。在太子道一间朝南的屋子三层楼上，他每天还帮助我写作，我在香港《青年知识》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古典科学》，就是由我口述，他笔录的。

在那吃不饱、饿不死的关头，陶先生不但自己关心帮助我，还动员许多朋友来关怀和帮助我。如我在香港治病期间，他给在香港的老朋友许世英等人拍了多次电报，代我向他们求援。唯恐电报有错，以致误事，又将电文抄一份，飞函寄去。这件事，是我永志不忘的。

1945年冬，我在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四楼住，消息传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陶先生也在其内，遭到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打手的毒打，负伤流血，我气愤极了。我写了一首《给流血的朋友》的诗，发表在《现代生活》半月刊创刊号上。

抗战胜利后，我从广州坐一条货船回到上海，住在胶州路平民医院里。《文汇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卧病十六年的科学家》。陶先生见报后，赶来平民医院看望我，我们畅叙别后情景。

第二天，陶先生又来了，带了小桃一块来，赠给我许多罐头食品，有番茄汁、番茄酱之类。又令小桃把我在桂林写的两首诗——《我们还在彷徨》和《别了，黄姚》——抄走了。这是我和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7月25日早晨，陶先生终因受迫害及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我也曾到静安寺去参加为李、闻、陶三位民主烈士举行的家祭。

陶先生，您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诗人，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1] 选自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编：《陶行知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