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由于编者一再催促而写成的。为了说明问题、多摆事实和还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思想本来面目，而多引用一些原文，有两个用意：（一）防止有人摘引片言只字来有意地贬低陶行知教育学说的价值，以抬高自己；（二）是更要严防右派分子借重新估价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机会，想趁机替杜威的“实验主义”借尸在中国还魂。其实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早于30年前，已从杜威的教育学说分离出来，向着进步方向奔流。更重要的是陶行知愈到晚年，愈加靠近共产党，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保卫和平事业的斗争洪流里。杜威愈到晚年，愈加成为将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走卒。这是他们两人不同的分水岭。本文材料多和分析不够，有待于教育工作者同志们的进一步指教。

——作者

一、陶行知的时代背景

陶行知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我国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和民主运动战士。

他距离世界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32年，距离林肯解放黑奴后27年；又距离祖国鸦片战争开始后50年，距离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26年。在甲午中日战争前3年的大动乱时代的年月里，于1891年10月18日（旧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衰败的农村——王墩源的贫寒家庭里。他亲身经历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日益没落、社会主义世界日益兴盛和保卫世界和平日益扩大的国际关系中，他更加切身生活于“列强瓜分”中国，军阀混战，外侮日炽，日本军阀独占侵略中国的国土，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蓄谋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暴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开始的前夕，全国人民日夜煎熬于灾难重重的旧中国的国家里，只要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与国际脉搏共呼吸和与国家存亡同命运，而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进步的和平运动者。陶行知正是生活于国际国内这种大时代脉搏跳动岁月中感应灵敏的感受者和想着有作为的人。他自己衡量了自己，他有可能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做出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他就这样选择了和决定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乐而忘倦了。

二、陶行知的教育事业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是从他放弃城市的优裕生活，亲自下到农村与农民同甘苦、同劳动、同长进，共同创办晓庄学校（原名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倡导乡村教育开始的。因此，我们要叙述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都必须从晓庄学校开始，用他亲身的经历和他自己的语言来说明，就更加真实和亲切。

我在这里先介绍他的教育事业，然后批判到他的教育思想。

（一）晓庄学校

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的原意，是由于极端不满于旧中国的旧传统教育走错了路，而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它。他当时这样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村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甚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2]

晓庄学校是在1927年3月15日，创校于南京和平门外至燕子矶之间的晓庄（原名小庄），劳山（原名老山）之前，一块青草地上，一无所有中，开始生活，师生与当地农民做朋友，共同建立起来的。它有它的目的和方向，他们就在一面建校，一面创造教育理论，用穷办法多办学校，为农民的子女和农村青年多争取入学的机会。仅仅只有三年光景，就在南京北固乡40里周围内，创办了晓庄、和平门、太平门、万寿庵、三元庵、吉祥庵、黑墨营等7所中心小学；一所劳山中心中学；晓庄、燕子矶、和平门、迈皋桥等4所中心幼儿园，以贯彻“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的主张。在教育理论上，建立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理论。

可是，这个产生活力的学校，不久便产生了活力，要管理起国家大事和天下大事来了！在1930年春季里，因坚决主张武力抗日和援助下关英商和记工厂工人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集体由乡下涌进南京城，在刺刀封锁下冲出兴中门，冲到下关，表示中国人民的义愤，驱逐停留在南京城下长江中的日本接济蒋介石反动政权发动蒋冯内战的七艘军舰事件，和援助慰问和记工厂工人罢工事件，引起蒋介石的绝大的愤恨，下令通缉陶行知校长，封闭晓庄学校！并陆续逮捕杀害了石俊、叶刚、胡尚志、袁咨桐、姚蔼兰、郭凤韶、汤藻、马名驹、谢维棨等十几位同志。当时陶行知在他亲笔起草的“晓庄学校护校宣言”里写道：“停办晓庄学校！远因、近因，虽多；总归起来说，只是我们不肯拿人民之公器，做少数人的工具。不肯做‘文刽子手’去摧现代青年之革命性。”晓庄学校就是在这样反法西斯独裁和反对勾结外敌致遭到血腥的迫害而作出有意义的告一段落的。但是蒋帮只能封闭有形的晓庄学校和杀害晓庄同志于一时，而决不能杀绝晓庄同志从事乡村教育活动和爱国运动的决心。果然，晓庄同志即散布到全国，随着历史的发展，展开了乡村教育活动和爱国活动。

（二）生活教育社

生活教育社是在1932年陶行知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而得名，并以晓庄同志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民间研究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团体。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生活之提高。”[3]

后来，因时局的演进，社员觉悟性的提高，跟着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和充实着它的活动内容；在日寇侵占东北华北时期的国难教育社，并以生活教育社名义加入全国救国联合会为团体会员，与全国进步团体和全国人民一道，号召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在“八·一三”全民抗战发动后的战时教育社、抗战教育社，出版《战时教育》旬刊或月刊，与全国进步团体和全国人民一道，主张全民抗战；在法西斯独裁激起全国民主运动汹涌的时期的民主教育社，出版《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星期刊，与全国进步团体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把民主运动推向前进。虽然在三个时期的名称不同，而实际是以生活教育社同志为核心力量，组织和扩大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全国进步团体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作出号召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主张全民抗战，推动民主运动前进等三个不同阶段的工作任务，汇集在三个大时代的洪流中的一点一滴力量的众源之一。因此，生活教育社同志常为反动派所厌恶所嫉恨，时时遭到反动政府的压迫和杀害。

陶行知开头是以创办晓庄学校，培养乡村教师为核心力量，推广乡村教育；生活教育社成立之后，即以社为广泛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枢纽，以扩大生活教育的影响，即他自己亲自所办的教育事业，也都是以社的名义举办的，对于他自己的教育主张便于试验，对于爱国民主运动也便于进行。因此，陶行知的教育事业便和生活教育社的教育事业合而为一了。

与生活教育社同时，陶行知还领导创办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是更为广泛的组织，专为“即知即传”“即传即联”的省钱的普及教育方法作宣传鼓动和助成开展普及教育工作，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山海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于晓庄学校遭到封闭以后的新产儿，也是由乡村教育跃进与工人教育接近的新阶段。工学团教育的目的是：

工学团教育是计划生活，组织生活，计划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凝结，力的集中，力的共同发挥，解决现实生活需要的教育。

工学团教育要做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这里包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乡村工学团由儿童组成的，称为乡村儿童工学团；由青年组成的，称为乡村青年工学团。青年的定义，不根据年龄而根据求学的态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学精神者，得入乡村青年工学团。[4]

山海工学团，是在1932年10月1日，创立于上海、宝山两县交界处的孟家木桥。在东西长约20里、南北宽约10里地带内，先后创设有孟家木桥、萧场、红庙、沈家楼、赵泾巷、大桥头、盛家角、郭家桥、晨更等9个儿童工学团；棉花、养鱼、织布、妇女等7所青年工学团。“小先生”普及教育方法的发现，也就在山海工学团创立的年月里。

山海工学团，创办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结束于“八·一三”全民抗战开始之初，因为它在两次抗日战争时都处在火线里。

与山海工学团同时，陶行知还分出力量领导部分同志在上海创设自然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大众科学丛书》，用儿童化、大众化的通俗浅显的方法，介绍自然科学给儿童和人民大众。又编辑《晓庄丛书》《生活教育丛书》，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等以扩大生活教育的影响。为着适应小先生普及教育，陶行知自己编辑《老少通》千字课；并用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连续发表《不除庭草斋夫谈荟》《古庙敲钟录》，用散文诗一样的笔调，引人入胜地引起国人注意国家大事。在这一段年月里，陶行知和他共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紧张而振奋的。

“八·一三”全民抗战开始后，所有生活教育社同人都和全上海全国人民一道，罢平时之课，上战时之课，在上海的同志组织战时教育社，出版《战时教育》旬刊宣传抗日教育主张；组织上海市战时教育服务团，办难民教育和多种多样的补习教育，并举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各种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人员，送往各个战场为抗日战争服务。有的同志到了武汉，组织抗战教育社，展开抗战教育工作。有的同志进入了各个革命根据地，投入坚决抗日的革命的洪炉里锻炼得更加坚强。

（四）新安小学

新安小学，是于1929年6月6日，创校于大江以北的淮安县河下镇，为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子女争取教育机会的学校。它是旅行三万五千里的新安旅行团产生的学校，为中国穷孩子创造新出路的学校。抗日战争起后，为日寇所破坏。1943年，为我盐阜行署所恢复。1945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淮安，迁回原址。1946年，又被反革命军队所毁坏。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把这个学校作为人民教育的新细胞来培植和管理。

（五）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

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是在生活教育的影响下，在国难的忧患中和抗日的烈火中锻炼成长、培养起来的姐妹的儿童艺术组织。

新安旅行团，于1932年由新安小学7个穷孩子学生发起的。起初开始旅行时，是由江北下到江南，在沪宁、沪杭铁路线上宣传救国，卖艺自给，并在沪江大学等校卖讲，曾引起当时教授、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注意。陶行知曾作诗以歌颂他们：

（一）

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二）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5]

“九·一八”后，“新旅”北上宣传抗日救国，到处对抗日将士作慰问演出，鼓励士气很大。在参加革命奋斗过程中，他们足迹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的国土。他们写有《我们的旅行记》，以记载他们三万五千里旅行的壮举。

孩子剧团，是在“八·一三”全民抗战爆发后，由上海难民收容所里一些有艺术才能的孩子们发起，得到生活教育社的扶植组织起来的。他们和“新旅”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走遍了半个中国国土，同样发生了抗日救国的力量。

后来，这两个儿童艺术团体，在当时抗日中心的武汉会师了，接着一同转到当时抗日大后方的重庆。他们到处吸引住有爱国热血的儿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了重庆，都各自由10多人而发展为100人左右的团体了。他们因为多演出抗日的歌舞和戏剧，并演出“秃秃大王”以讽刺蒋光头，遭到政府的嫉恨而被解散。所幸当时这些有志气的孩子已长成为有志的青年，而分别投入人民解放斗争的洪流里，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他们的力量或生命。

（六）育才学校

陶行知自1936年，接受全国救国联合会之命，担任“国民外交使节”，遍游欧美28国，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以正世人视听；并发动华侨援助祖国抗日。1938年回国，立志要做三件大事：（1）选拔难童创办一个试验培养“人才幼苗”的学校；（2）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3）在香港创办一个职工业余补习学校。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要办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大事。创校于1939年7月20日，开学于重庆北碚北温泉，继迁于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它的主要目的是：

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的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我们要引导学生们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6]

育才学校的教育基础为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参加分子相师共学，力求进步，探讨真理，服务社会。[7]

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我们要学习、学习、学习：达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

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8]

它所要培养的“人才幼苗”的方向，是如此明确和伟大。它的培养方法是：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与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的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

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以上均各设组以进行教育，但是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9]

育才学校在儿童艺术宣传方面，在抗日大后方的重庆，起了一定的影响，引起特务的注意，时时追迹跟踪。陶行知在这时期里，一面办理育才，一面搞民主运动，更引起反动政府的怀恨，限制育才的发展，同时遭遇到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飞涨，陶行知日困于经费筹划之中；他达观而又自己解嘲地说着：“我是什么博士啊？我已经成为筹款博士了。日日夜夜在与米价赛跑，与物价飞涨赛跑！”我们和他同事的人，是会体会得出他的这种辛酸而幽默的滋味的。抗日战争结束，陶行知回到上海因民主运动和迁校事宜，积劳成疾，以脑溢血症逝世。育才学校大部分员生被迫迁到上海，小部分仍留在重庆。

（七）社会大学

社会大学，是在野大学[10]，是在业青年补习高等教育性质的夜大学，是培养民主、促进民主的夜大学。陶行知在他的《社会大学颂》一诗里，写出它的主张：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是我们创造之新主张。

什么是民德？

要目有四项：

觉悟，联合，解放，

还有创造——要捣碎痛苦的地狱，

创造人间的天堂，

教人民做主人，

不让公仆造反，

为老百姓造福，

不靠高调歌得响。[11]

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才，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领导大众的人才，说得正确些，它是培养大众做大事。

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棚大学。[12]

社会大学是茅棚大学，但是它的教授和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所以它教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成了民主运动的促进者。

（八）晓庄研究所

晓庄研究所，是陶行知回国要做的第二件大事缩小活动范围而成立的。陶行知原拟设立的晓庄学院，因反动政府不给批准就不能公开招生，而只好成立由少数人筹款和约集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私人研究机构。1938年冬成立，开始研究教育本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教学做合一理论体系，地球运动原理，小型炼钢炉和内燃机改造等专题。不久，因陶行知逝世而中断研究。

（九）中华业余学校

中华业余学校，是陶行知回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38年11月创校于香港的九龙山东道。它是用业余教育方式，运用战时教育方法，以“主人教育”口号为号召办理的夜大学。它的学生成分，自工人、店员、教师，以至银行行员和海关关员；它的课程和分科以适合各行业和配合抗日救国运动的需要，而分设政治经济、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英文、俄文、会计、教育等九部。香港虽是一块殖民地，但爱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经“主人教育”的号召，纷起响应，加上当时抗日救国人士多从香港转入抗日大后方和解放区，只要有可能，都到中华业余学校来宣传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更加鼓足学生的救国热情，各自回到本工作岗位上和组织参加多种多样的爱国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在抗日救国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办了两期，由于客观环境而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业校友纷纷回港，积极筹备，于1948年8月10日复校，改名中业学院。

陶行知一生的努力，是在于想尽方法，要为劳苦人民大众和他们的孩子争取受教育机会和致力于争取民主上，所以他的教育事业是带有人民性的。因为它在各个阶段都与我党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晚年更靠近我党和接受党的领导，所以他的教育事业是有进步性的，因而影响全国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因此，在解放后，他的教育事业在重庆的，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在南京的，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在上海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并把育才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中学，以纪念这位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士。

生活教育社和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都以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而宣告了有意义的结束。

[1] 原载《安徽史学》，1958年第3期。

[2] 原载《安徽史学》，1958年第3期。

[3] 见《生活教育章程》的《总则》。

[4] 见方与严：《乡村教育》内载有陶行知著《乡村工学团初步计划说明书》一文，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版。

[5] 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中《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一诗，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

[6] 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陶行知著《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

[7] 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育才学校公约草案》一文。

[8] 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内《育才学校歌》一歌，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9年版。

[9] 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

[10] 社会大学成立时，反动政府不准立案，有人讥笑它为野鸡大学。陶行知就幽默而有力地改叫它为野大学，以示别于当时所谓“在朝大学”。

[11] 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内，《社会大学颂》一诗。

[12] 见《生活教育》半月刊第3卷第7期内，陶行知：《新大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