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

彼且为婴儿，与之为婴儿。”

1927年11月，在南京和平门（现为中央门）外，燕子矶麓、大江之滨，出现了一所农村幼儿园。这就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后改名晓庄学校）以后，为了实验他的“生活即教育”的主张而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农村幼儿园。这所农村幼儿园名叫“燕子矶幼稚园”。这副对联，就是陶先生亲笔所题的门联。活动室里还挂着一幅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先生祝贺该园落成的对联：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所农村幼儿园，茅舍泥墙，既切实用，又极美观。每年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春水如蓝之际，燕子矶游客如织，在登矶远眺，饱览滚滚长江之余，这所农村幼儿园便成为游客必定参观的内容之一。天真无邪的农村孩子们唱着：

“快乐呀，快乐呀！红的花，白的花，你们站在太阳下。没有风吹来，没有雨打来，小鸟飞来同你耍。它跳上，又跳下，同你说的什么话？”接着又唱：“快乐呀，快乐呀！小朋友，你好哇！有的打小鼓，有的吹喇叭，风吹雨打都不怕。唱歌吧，跳舞吧，世界多么伟大！”

这所农村幼儿园是怎样办起来的呢？创办人陶行知先生在燕子矶幼稚园举行开学典礼时曾这样说：

“……第一次我觉得乡村里有设立幼稚园之必要，是宋调公君告诉我农忙时往往有母亲一只手抱着小孩子，一只手拿着凳子到学校里来托先生给她看管。她只求先生守着小孩子不给她走开，她就感激不尽了。又一次看见母亲在田中做事，对面庭下放一个筐子，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子，这孩子便是她的儿子。又一次我遇见一个小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学校？他说现在田里很忙，他要帮助妈妈带小妹妹。受了这三次感触，我便创办乡村幼稚园。”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创办农村幼儿园，第一个目的便是要解除劳动妇女的困难，解放广大妇女劳动生产力。作为一个人民教育家，陶先生从来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他之注意农村教育，是和他注意农民问题分不开的。

在此之后，他带领一批同志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其所得结果是：“……我们知道，中国原有的建筑在农村的自足自给的经济形态，显然是崩溃了。同时，我们更知道，在中国今日广大的农村里，农村中的妇女，无疑的已做了主要的劳动者了。在这个事实下，有着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产生，便是那几千百万田间的劳动者的儿童处置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的农村妇女，在她们为着实际生活的追迫，无论怎样也不能对自家的孩子打顾盼的时候，便只好在‘残忍’与‘不得已’中用尽各种方法来处置他们的小孩。”她们所用的方法大约有：雇人照顾；交人管理；自己携带；置之不理。“认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办好教育；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文明。”陶行知先生根据上述事实及他的办学态度，后来又创办了晓庄、和平门、迈皋桥等三个幼儿园。1934年上半年，在他的领导下，又在上海大场、山海工学团内创办了“乡村幼儿团”，同时在上海沪西女工区域创办了“劳工幼儿团”。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工农子女探寻教育的新路，这是陶行知先生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千千万万的工农子女，在他的润泽下成了今日国家有用之才。他的遍布海内外的桃李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是有深切的意义的。宋庆龄同志曾誉他为“万世师表”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仅就幼儿教育来说，在二十年代初叶，他就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明镜可以照人，誉古可以知今”。今天，我们加以回顾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经验之一：办学方向明确。陶行知先生的幼儿教育理论中有一条是：“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稚园教育也应当普及。”他曾指出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学者告诉我们凡人生所需要之主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这些儿童升到学校里来，教师需费九牛二虎之力来纠正他们已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真可算事倍功半。”这样的办学方向，把幼儿教育的重要性阐述得深切透澈。这在今天，谁能说它已失去时效呢？应该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验之二：满足农、工需要。早在1926年9月，陶行知先生在草拟《中华教育改进社创设乡村幼稚园》计划书时，即指出农村迫切需要幼稚园的理由：“村中生活，随农事为转移。农忙之时，村中妇女，或下田工作，或需准备茶饭，无暇照顾幼儿。此时年龄稍长兄姊，为小农经济所逼，亦须襄助农事，不能充分陪伴弟妹。故农忙时，乡村幼儿，实为大紧，父母徒唤奈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苟校（指小学校）中明了六岁以前，为人格陶冶最重要之时期，物色相当人材，设备相当工具，以应此天然之需要，则其造福儿童，便利农民，岂有限哉？……幼稚园，予农民以便利，其势顺。势逆者难办；势顺者易成。”当然，在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农村和半个世纪以前的农村大不一样了，但是，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农村劳动力已出现紧张现象。因此，农村需要托儿所、幼儿园的迫切性，也随着农村生产形势的好转而日益增长。陶先生当年的呼吁，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934年春天，陶行知先生又在上海沪西劳勃生路女工区域创办了一所“劳工幼儿团”。他在给孙铭勋、戴自俺的信里指出：“……我们必须在这一年里面聚精会神的创造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幼儿工学团。这事虽由我们发动，但主体是工人，管理权须在一年半载之内转移于工人之手，我们在开办时即须有此认识，从第一天起便须引导工人自己主持。艺友也要在女工的队伍里面物色。这个幼儿工学团要包含寻常托儿所及幼稚园之优点，而肃清它们的流弊。说得更确切些，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像这样从实际出发，注意满足工人、农民需要，解决农工需要的态度和精神，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经验之三：要求中国化、平民化。他曾指出：“……惟遍观国中之幼稚园，其弊有三：取法外国，不适国情，一也；费用太大，不能普及，二也；所收儿童，多属贵族，三也。”此外，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办中国化的幼儿园，平民化的幼儿园。即使设备简陋一些，先办起来再说。所以他说：“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充实，凡是要真正为人民办事的人，办任何事业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化，就是按中国国情来办事；平民化，就是不要超过目前一般人民群众力所能及的负担。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正规化、标准化的幼儿园，势难满足群众需要。目前不少城市出现的私人创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家庭托儿所或幼儿园，农村出现的一些季节性（农忙）托儿所或幼儿园，都是比较简单的。但它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就为群众所拥护，所接受，就值得重视。邓小平同志号召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面对今天幼儿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经验之四：注意用多种方法解决师资问题。要把幼儿教育办好，关键问题之一是师资。在南京晓庄，他从幼儿师范办到幼儿师范学院，中心在培养师资。对这个问题，1928年他就提出要“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他说，“普及教育的最大难关是教师的训练。”怎么解决？他认为：“幼稚师范是要办的，但幼稚师范必须根本改造才能培养新幼稚园之师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专靠幼稚师范去培养全部的师资。我们现在探得一条新途径，很能使我们乐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的幼稚师范院在燕子矶设立了一所乡村幼稚园，叫做第二中心幼稚园，开办之初便收了三位徒弟，跟着幼稚教师徐先生学办幼稚园，张宗麟先生任指导。前天他和我谈起，幼稚园的徒弟制似可以推行到小学里去，……并且能促进普及教育之进行。”后来在陈鹤琴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在鼓楼幼稚园实行这个办法，接着，在燕子矶、晓庄等幼稚园也招收了艺友，用这种切实易行的办法，培养了不少师资。多年以来，各地采用这种艺友制的师范教育办法，解决了不少师资培养问题。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幼儿园、托儿所要大发展，在解决师资问题时，试用一下陶行知先生的艺友制，怕是可以考虑的一条捷径。比如，北京现有不少幼儿园办得很有成效，如果一个幼儿园招收5个艺友（即徒弟），一百所幼儿园就可一次招收500人。学习一年毕业，就可培养出500个幼儿教师。这样就补充了幼儿师范毕业生之不足。在党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都在进行改革。改革就要破旧创新。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发展幼儿师范教育”，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但仅靠发展幼师，一下还是有困难的。采用多条腿走路，是不容忽视的。

陶行知先生在幼儿教育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很多，仅以农村幼儿教育方面来看，上述四点经验，如果认真对待，对改进或指导我们当前的工作会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 原载《幼教通讯》，198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