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有一条崭新的思想路线，叫做人民的思想路线。用陶行知的话来说：“我们要跟老百姓学习，学习人民的语言，人民的情感，人民的美德，努力发现老百姓的问题，困苦，和他们心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并认识他们就是中华民国真正的主人，要他们告诉我们怎样为他们服务才算满意。”（见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出版《教师生活》所载陶著《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这条人民的思想路线是一条崭新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今天中国思想革命的方针。

我深信，陶行知走上甚至可以说是开辟这条人民的思想，曾经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在这二十多年中，陶行知的思想大体上经过了平民教育、晓庄师范、工学团、国难教育、育才学校、民主教育六个阶段。然而，陶行知思想的特点，远在他的平民教育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仔细研究起来，主张东方文化的有一条思想路线，主张西方文化的又一条思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线。

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是家学渊源的绩溪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歙县的陶行知（陶先生系歙县耶稣教堂内地会所设立之崇一学校毕业）。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进过学校，都受“实验主义”的影响，又都在大学教过书。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胡适虽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称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陶行知是新中国思想家的圣人。

十八岁时流落苏州，和表兄一道，要靠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的陶行知，与长期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有一层血肉的关系。因此，当他干平民教育时，便带着千字课和那些在文化上遭受奴役的人民亲近。他说：“在最近一星期里，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里、私塾里甚至是和尚庙里，我都去办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效验，很有乐趣。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见一九二二年秋给文渼的信）就在同一时期，他倡导平民教育下乡，主张用土话进行平民教育。

这年冬天（一九二三年），他买“一个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与一般人民相近很多。”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俱见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给文渼的信）在这里，陶行知把外国的贵族和中国的平民相对立起来。他像黄河决堤一样的向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这条中国的，人民的路线，就是我们今天新文化的路线。

陶行知思想的成熟时代，应当说是晓庄时代（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他在这时期中所形成的主要理论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不能误解成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不能误解成学校即社会。教学做合一不能误解成教学做三者平列，而忘记了以做为中心，做上教，做上学。这一套理论已经不是以学校与学生为对象，而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全体中国人民为对象。用陶行知的话来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才算毕业。”（见一九三五年陶著《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在这里，必须指出，教学做是为人民服务唯一的、最好的办法。

然而，陶行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直到工学团学说出现之后，才算达到了最高峰。不幸，这一工学团的学说，还不及小先生制度受人重视。他说：“什么叫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工学团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军队，建设工程队（例如导淮筑路的民夫）可以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我们甚至可以说，连政府机关，整个社会也可以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然而，工学团不是一个机关。他也说过：“团不是一个机关，不是一个工学的机关。假使它只是一个工学的机关，那便成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改良学校而不是工学团。团是团体，是力的凝合，力的集中，力的共同发挥。”（引文俱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陶行知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陶行知的思想和感情是奔放的。其所以能够如此奔放，乃是由于他拜人民为老师，以人民的思想为思想，以人民的感情为感情。他打破了一切八股：他打破了洋八股，也打破了土八股；打破了文八股，也打破了武八股。他要“攻破先生关”，“攻破娘子关”，“攻破买卖关”，“攻破衰老关”，“攻破饭碗关”，“攻破孤鸦关”，“攻**分关”，“攻破课本关”，“攻破纸笔关”，“攻破灯油关”，“攻破调查关”，“攻破学校关”，“攻破文字关”，“攻破残废关”，“攻破拉夫关”，“攻破大菜关”，“攻破实验关”，“攻破城乡关”，“攻破划一关”，“攻破会考关”，“攻破偏枯关”，“攻破多生关”，“攻破守旧关”，“攻破自由关”，“攻破不平关”，“攻破天命关”（倶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总之，他攻破了一切关。他全心全力为了人民的利益，走人民的思想路线。任何碍手绊脚的东西都无拘束缚他。

在研究陶行知思想时，我想特别推荐他的诗。他的诗是他的思想的宝藏。从诗人的眼光中看来，陶行知的诗不是诗，只能算是歌谣。然而陶行知作诗的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歌谣式的诗是陶行知联系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武器。如果我们忽视今天中国人民最喜欢的作品仍然是歌谣式的作品，那就当然不会了解陶行知。举一首陶诗来说吧：“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陶行知的诗用陶行知的话来评论：“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最重要的是陶行知在他的诗中把人民也诗化了。这也是由于陶行知有一种诗化的本领。他这样说过：“在晓庄一切诗化：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见《破晓》序）我们可以根据陶行知的精神补充一句说：人民诗化，所以可爱。除非我们真能从劳动人民的粗皮肤笨手脚中看出壮美，真能从劳动人民毛发浸汗的身上，闻出特别的香味，要想跟着陶行知，走上人民的思想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陶行知是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他带着我们拜人民做老师，学习人民的思想，学习人民的感情。他带着我们建立了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之一部分的中国新文化。

[1] 选自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6年版。